周明,作家,编审。陕西周至县人。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常务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等职。现为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社长。
《往事如歌》以和谐的心态、 平静的语调、流畅自然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明丽的情景, 一个个灵动的人物。内容包括《我的心向着你们》、《茅盾先生二三事》、《难以忘却的记忆》、《境界》、《冰心的晚年世界》、《九十五朵玫瑰》、《加冕》、《冰心与五个孩子》、《冰心与她的教师之家》等。
《往事如歌》作者(周明)以和谐的心态、 平静的语调、流畅自然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明丽的情景, 一个个灵动的人物。“写尽人间情”描述了他所亲见亲历的一些文坛轶事,“数千心语系于书”表达了作者对文艺界同辈支持与勉励,在“时代放歌”中,作者以款款深情抒发了他对故乡、祖国的热爱。无论是状写大自然还是描述人物,他总是以积极而友善的心态观照人生,呈现出作者为人的格调和为文的风格。
《往事如歌》由求真出版社发行。
我的心向着你们
初夏,一个轻风习习的夜晚,我到北京东城童大林同志家里去看望刚刚访美归来的黄宗英同志。一见面,她就兴致勃勃地谈起美国见闻。谈话中,她说在美国的华人十分关心祖国的情况。由于她是赵丹的夫人,人们常常向她念叨起并表示深切悼念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由于她又是一位作家,人们也就向她询问起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茅盾先生的情况,并表示深深悼念这位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杰出的作家。
于是,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茅盾先生身上。谈到他一生的辉煌业绩,谈到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杰出贡献……同时也谈到他最后的那两封宝贵的遗书。大家都为他没能在生前得悉中央决定恢复他党籍一事而惋惜。
我由于稍稍知道一点情况,便向他们做了解释。不料,在场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些情况外面都不知道呀!你怎么不写出来呢?
是啊,为什么没有写出来呢?我自己不是也曾经因此而激动得夜不能寐吗!
深夜,回到家里,我着实睡不着觉了。于是我便在这夜深人静时,铺开了稿纸……
那是茅公逝世不几天的当儿,我因工作关系先后数次又到了先生的家里。在同韦韬和小曼同志交谈中,对于先生生前没能知悉中央关于恢复先生党籍的决定,我深深表示惋惜。这时,韦韬和小曼深沉地说:是这样。然而沈老在病榻上却一再交代我们,他的这两桩心愿,也就是那两封信,一定要在他死后上报中央和交给作家协会。他不允许在他生前交出。这是意味深长的。
大家都还记得茅盾先生1981年是3月27日清晨辞世的。这两份遗书则是在3月14日,在他头一天较严重的昏迷之后,又清醒过来时笔录的。他说:“我还有两桩心事呢!”他要求守护在病床前的儿子将他扶起身,他要执笔写出来。儿子婉言告诉他说:“您已经不能动了,不便起身了。您心里有什么话要说,您说,我记下好啦。”
他老人家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他用极其微弱的、平静的、然而又是极为坚定的声音,倾吐出了他多年来蕴藏在心底的愿望。当韦韬笔录完毕,念给他听时,他点点头,执意要求儿子扶他起身。这时,他勉强握起用了一辈子的笔,郑重地分别在两封信上签署了沈雁冰、茅盾五个大字。这是先生最后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两个签名啊!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满怀深情地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另一封信是致中国作家协会的,他宣布捐献25万元稿费,愿为发展和奖励长篇小说创作助力。
这是多么诚挚的感情,多么感人肺腑的心声!
不论是谁,读到这两封遗书,对于先生的为人,都会更加崇敬、更加热爱。
那么,究竟为什么他不许在他生前交出这两封信呢?
据韦韬和小曼同志介绍,去年夏天,当先生病重住在医院时,曾有几位老人来看望他,向他提及希望他考虑申请入党的事。他呢,极为严肃而郑重地说:“我是在党的,早期困难时入党,并同党一起度过了困难的,现在我们的党胜利了,就不必再提这个问题,去和党分享荣誉了。”后来,韦韬同志和他谈心时,曾提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现在许多年轻人争取入党的观念淡漠了,没有这个追求了,产生了信仰危机。他听了,疑虑地问:“唔,有这么回事?”韦韬答道:“是的。”他陷入了沉思,而后,突然郑重地告诉韦韬:“如是这样,那我现在倒是要考虑申请入党的事。”从此,他多年的心愿又萌发在心头。
至于捐献稿费,那也是在去年秋天先生又一次病倒时,他经过考虑,征询了儿子和儿媳的意见后决定的。为什么偏偏要作为长篇小说的奖励基金呢?先生目睹文艺界现状,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近几年来,中短篇小说出现了不少好作品,长篇小说相比之下,就不免还有一些距离。”他认为要深刻反映一个时代,没有一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是不行的。先生对于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寄予了多么大的热情和期望啊!这对于我们在文学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也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的心向着你们!”——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心声哪!的确,先生自从1921年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后,虽然在1928年后他失去了同党的组织关系,然而他此后几十年却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1931年他曾向瞿秋白同志提出过恢复组织生活的事,而由于当时多种的原因未能如愿,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指导自己的行动。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他的心也飞向了延安!1940年5月底,他曾携带全家老小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线,到达延安。当时他是准备长住下去的。只是由于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考虑到他如是在“蒋管区”,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可以更好地为党做工作,才又动员他离开延安,回到“蒋管区”去。他坚决服从了党的安排,却把两个孩子留在了延安(女儿沈霞后来不幸在延安病逝)。他曾先后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陪都”重庆和香港、上海等地,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党曾考虑安排他领导职务和行政工作。他恳切地向周总理提出:“我是个作家,希望不要担任行政职务。”总理认为他的意见对,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后来由于工作的迫切需要,中央还是决定任命他担任文化部部长。当毛主席和周总理找他谈话并同他商量时,他服从大局,听从党的安排,牺牲自己的创作,欣然出任了文化部部长。同时还担任了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许多繁重的职务,为党的文化艺术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终生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事业奋斗的精神,将在中华大地永存,将在亿万人民心中永存,并将随着岁月的推移,发扬光大。
“我的心向着你们!”啊,我仿佛又见到了面容慈祥、亲切的先生,又听到了先生那言辞委婉、恳切的谈话。令人热爱,令人崇敬的茅盾先生,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P2-4
欲了解周明先生散文作品的素质、风格及其优长,就不能不略知他的经历、性格与非同一般的生活面。他籍属陕西关中地区一个人文风习丰厚的县份,地域文化对他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再加上大学生活期间文学艺术素质的养成,使得他在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京城工作。40多年来,他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协创联部和现代文学馆供职,担负了编辑工作和文学界组织工作的重任,发现和编选了许多至今仍脍炙人口的顶尖作品。在工作中自然接触了京城和全国各地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乃至一些社会活动家,其中不乏如茅盾、巴金、冰心、艾青、臧克家,这样的文学泰斗和杰出前辈。在工作和创作实践中不仅历练了他的创作实力,而且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提升了他的鉴赏品位,更独特的是,练达了他作为一位文学创作的组织者和出色活动家的素质与才干。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性格基因中灵活、智慧、热诚待人的突出特点是他作为一位活动家的必备条件;而长期从事京城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条件和经验,又促使他独具优长特点的形成。这一点,亦可谓是周明终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然而,作为一个作家,最本质的财富仍是他的作品。周明深谙此道,这些年来,他创作出版了20余部散文和报告文学等体裁的作品,并以其鲜明的风格为人所注目。毋庸置疑,在此过程中作家付出的辛劳、倾注的心血是内行人所能理解的。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善于发现自己,发现自身的所长和所短,而尽扬己之长,不说是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亦可使可写之事烂熟于心,所表之意丰盈灵动,所施之笔墨游刃有余。可喜的是,周明在有意和不经意之间发现了此点,而且将其推向了一种和谐自如盼境界。这种发现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关于把握本身则是一种特具的能力。
这些年来,周明或因公务,或专为采访,与诸多名师人士、社会名流对坐恳谈,亲切问候文学耆宿于病榻之侧,乃至辗转海峡那边,寻访世纪著名人物。其情意融融、其音容笑貌、其沧桑感怀、其弦外之音,莫不使人读之恍如亲历,与作者感同身受,欣悦时不禁自笑,悲切时几欲唏嘘。几年前我读他的纪实散文《冰心与五个孩子》,至今难忘。文中写了冰心与北京崇文区五兄妹孤儿之间的深情,给人勾画出一种非同寻常的境界。那种婉曲跌宕,那种朴质细微,那种真实而又富有诗意,可以说是达到了人性的极致,人生的至境。其实,关于五个孤儿的故事,我在那个时期读过非止三五,但像此篇如此独具的况味,如此感人至深者,还是别有差别。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当事人的一方是冰心老人,这位具有玉洁般爱心、胸襟丰富宽容的女作家,对孤儿五兄妹的关切与挚爱自是非常。事情本身固然感人,加以周明以深切的笔触,不加虚饰的白描,极成功地状写出这一“人情流”的始末,形成了令人难忘的艺术效果。在这里.也不能不归之于作者的敏于捕捉,将个人的理解无声地融入字里行间,虽不大肆渲染而应胜一筹。
与上文相伯仲的佳篇,如《心中的玫瑰》,是写邓颖超大姐在中南海西花厅期待冰心大姐前来赏花的故事。原来,两位友情深厚的老人每当玫瑰盛开时,相偕赏花。文中极写主人的殷殷期待,客人的如约守信,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便令人信服地感知:凡是真正具有大义爱心者,不论对方是极平凡的芸芸众生,还是重要人物甚至是国家领导人,都有一种平等的心地,真诚待人,体现出美好的人性,将人所向往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展现于现实生活。作者的类似情文,其昭示的意义已远远超出某个或某些人之间的情谊,而在更广义的层次上升华至人生的理想境界。至少作品的客观思想是这样的。与冰心相关的主要文章还有《隔海相望的友情》等。
基于这种美好的人性,周明的关注点又向更广阔的空间扩展,目光投射到中华民族历史的变迁,政治风云的跌宕,这些主要是通过一些有代表性的当事人极典型地反映出来。在因公赴台期间,有感于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和书法家于右任先生的种种事迹,他写了一篇立意深广、感人肺腑的散文《望我故乡,望我大陆》。在文中,作者不能不吟诵这位老人痛断肝肠的哀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周明与本诗作者同为陕西人,而于右任是新中国成立前被蒋介石集团裹胁无奈去台的。诗中表现出的这种人生的至痛,对两岸不能沟通、国家不能统一的至憾,周明显然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他在文中写道:“当今天下之利,自然是国家、民族之利,即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当今万世之名,自然是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留芳青史,名扬万代。”这就是于右任先生生前谆谆嘱告的箴言的基本内涵,毫无疑义。任何由个人而表达的山河之恋,金瓯之痛,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只有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振兴相映关照,其作品、其人生方能有奇崛之伟力。
于是这篇有分量的散文发表之后,又写成了另一篇访台归来的散文,是周明赴台期间对陈立夫先生的访谈记。这位陈先生的政治背景和人生经历均较复杂,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晚年也促进和平统一,此公还是一位长寿翁,于养生之道多有体悟。周明是在老人辞世前不久亲赴其寓所访问的,因此这篇访谈散文亦弥足珍贵。文中所叙情景、音容乃至当事人的性情都很清晰,可视可感性甚强。由于当事人经历、身份的独特,作家必须具有热诚的态度和恰如其分的应对,在这些方面,周明把握得都很好,因此读来十分舒服。
如上所述,这类散文不仅有充分的可读性和文学性,还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皆以其视点、题材和与之相适应的笔致构成了周明散文园地的强势品种,但他的散文作品绝不仅限于此。仅就他近年来创作出版的散文集《山河永恋》和《雪落黄河》,便不难看出他在散文领域中的不断探索和在艺术表现上的可贵拓展。在这些对人生的美好倾诉、对祖国山河的真诚吟咏的数以百计的动人篇章中,作者无不以和谐的心态,平静的语调,善意祥和、流畅自然的笔触,向我们展示出一幅幅明丽的情景,一个个或一组组灵动的人物。无论是状写大自然的和谐、人文景观的内涵、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融,还是人物命运中的悲喜忧戚,都跃然呈现出作者为人的格调和为文的风格。他总是以积极而友善的心态观照人生,去实现生活的真谛。他很看重柏杨的那句话:“人,如果没有爱心,只不过是只破锣。”但他在表达积极人生的主张时,往往不是剑拔弩张以状其势,仍然是诉之于和谐自如的笔调流泻出来,有时甚至就是以他平畅亲切的叙述方式闪露而出,让人在字里行间里去体会。也许正因如此,周明很注重散文中的细节凸现,让细节来加强他的那种叙述方式。我以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细节不仅对于小说,对散文甚至诗歌都是最出彩的“眼睛”。极端一点说,没有细节也就没有文学。
这里还要强调说一下周明散文的叙事风格,他一般都是娓娓道来,简洁而畅晓,偶尔也夹叙夹议,加以点化。他的“散文味”是融在表面上自然叙述之中的,读多了就会清晰无误地感知到。但须仔细品味,否则粗略滑过,便难以识其佳处,这是一种个性,一种功夫,当然成熟了便成为风格。
概括而言,这就是周明为人性格与为文风格的融合。
本书所辑大体是我近年所写的散文、随笔及有关散文、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些浅显的评论。感谢求真出版社的热诚支持,出版这本书。同时,我要感谢帮助统筹整理这本书稿的田华、孟丽、张栓固、赵粤惠同志,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我的文学生涯,从编辑工作开始,几乎是同散文、报告文学紧密相连的。我热爱这种文体,愿在今后的岁月里一如既往地多做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