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刘同(1939～)，毕业于中国佛学院。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名园林专家，北京市园林局副总工程师，颐和园管理处总工程师，北京公园管理中心顾问，主持颐和园和苏州街淡宁堂的复建工作。主要著作有《颐和园》、《中国古代园林》、《佛学与中医学》等，主编有《中国皇家文化汇编》，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御园漫步--皇家园林的情趣》是耿刘同的皇家园林文化随笔。

《御园漫步--皇家园林的情趣》是作者的皇家园林文化随笔。由于作者诗画兼善，所以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专家学者对附着在皇家园林景点景名或者建筑宗旨诸方面文化内涵的解读，更是一位诗人画家独具特色的艺术的描绘。

《御园漫步--皇家园林的情趣》的作者是耿刘同。

前言

北京的西湖风情——昆明湖

御园中的江南名楼

私家美景入禁苑

宗教色彩的皇家园林

帝王家的豳风图画

山水诗、山水画与山水园林

以景分区的宫苑园圃

昆明池水两千年

历史在这里过渡

"无双风月属昆明

李元妃与杨贵妃

龙舟趣事

京剧的摇篮——德和园大戏楼

驻跸理政的勤政殿

从未失却的礼制轴线

建在御苑中的孝道

御苑处处别君臣

不准皇帝偷懒的无逸斋

石舫的启示

画龙点睛的楹联匾额

引经据典的匾文联语

《文心雕龙》在颐和园匾上

词臣的苦心

世界遗产中的奇葩

规模第二大的世界遗产地

东西方文明在皇家园林中的差异

具有世界遗产潜质的皇家园林

后记

私家园林是指皇家园林之外由王公大臣、地主富商、缙绅文人所营构的宅园别墅，明清时代，分布最为集中的数江浙一带，尤以苏州、杭州、扬州最盛。私家园林比起皇家园林来，不仅规模要小得多，而且难以将自然的真山真水圈人园中，特别是在皇权控制之下，规制不能有僭越的嫌疑，建筑物的高度、纹样的内容，甚或园名、景名的内涵，都要受到种种制约与顾忌。这些反倒造就了私家园林的特有风情，如：曲折幽深、小中见大，精雕细刻，强调书卷气，实在是士大夫阶层尽其所能的文化荟萃渊薮。这些如诗如画的园林建构，正分布在清代康熙乾隆两朝皇帝的南巡路线上，不能不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大兴土木、营建皇家园林的时候，这些园林便成为皇家园林中局部的粉本，或形似取貌，或神似取意，出现在御苑之中。北京的三山五园和承德的避暑山庄，都有着这样的例证。前面所引用过的王闻运《圆明园词》中的“行所流连赏四园，画师写仿开双境”就是指这件史实。“四园”便是海宁的安澜园、江宁(南京)的瞻园、钱塘(杭州)的小有天园和吴县(苏州)的狮子林，合称“江南四大名园”。这四座名园，被移植到皇家园林中，都是较为完整的仿建。

安澜园原是浙江海宁陈氏的隅园，历史可追溯到南宋，清初成为曾随从康熙亲征噶尔丹、雍正时加封大学士的陈元龙的别业。乾隆南巡，曾四次到海宁视察海塘工程，都驻跸于隅园之中，隅园的名声由此大振。乾隆二十七年(1762)弘历第三次南巡，因该园所在地邻近海塘，赐名安澜园。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四宜书屋，是雍正时建造并命名的，原有布局与隅园相似，乾隆回銮后，在四宜书屋原有的构筑基础上，前后左右加以改造，取得了和安澜园一般无二的韵致，索性将四宜书屋也改称为安澜园，井写了一篇《安澜园记》，特别表述了取名“安澜”，不只是乐游泉石的情怀，而是由海的波澜，推而广之到江河湖泊的水利对食盐、桑麻农事的影响。当真如此，对王阎运的“移天缩地在君怀”，除了广收天下美景在禁苑之中的诠释，应在更高的层面上，加以全新的解读。

瞻园、狮子林和小有天园都仿建在圆明三园的长春园中，除仿建的瞻园取名“如园”外，其他两园均用原称。

瞻园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是明代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王府内的西园，后成为徐达子孙的私园。清代，中山王府成为江宁布政使司的所在地，即所谓的藩台衙门。长春园内仿建瞻园，取名如园，应是瞻园作为衙署附属花园时的事。乾隆咏写如园的第一首诗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仿建应不晚于这一年。嘉庆十六年(1811)曾对如园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园中十多处景点，大都重新命名，但如园的总名却保留未变。

长春园在圆明园东墙外，始建于1744年，圆明园四十景完成以后，是乾隆为自己日后当太上皇预备的御园。如园的选址，位于长春园大宫门内右首，紧邻长春园正殿澹怀堂，从如园内山中小道向西，可直接通到澹怀堂院墙的东门。乾隆诗中曾对如园有描写：“有泉有竹清幽致，曰室日斋淳朴敦。”其意为恰似一种江南私家园林的情景格局，称作如园，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很贴切的。

如园已毁，瞻园仍在，虽经多次毁建改造，历史沧桑并未泯尽园中的明清遗迹，至今，南京瞻园的门楣上，仍然镶嵌着乾隆御题“瞻园”二字石刻门额。若要复建如园，还是脱不开瞻园这座名园的原型。

长春园内另一座小园林原型仿自杭州小有天园。小有天园原是清代杭州人汪之萼在宋代兴教寺遗址上所建构的一座私园，名为壑庵，地处南屏山麓慧日峰下，面对西湖。乾隆于乾隆十六年(1751)第一次南巡，誉为南屏最佳处，为之流连吟咏，并为改名为小有天园。长春园内仿建的这座小园，在思永斋东侧跨院，占地甚小，但却有轩、亭、磴道、池、林、泉、崖壑等，一如小有天园的景致。乾隆曾为此发过一通议论，说小有天园虽小，并不能攀登游览，也不是要将千里之外的湖光山色移来眼前，而是面对这座小园，便可使两浙的吏治民生，常常系于胸中，被乾隆写在《御制小有天园记》中的这番话，可看作是“移天缩地在君怀”注脚的又一种版本。

长春园中的狮子林，是以苏州名园狮子林为原型建构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初就已制作成了烫样模型，乾隆三十七年(1772)，就已建成。乾隆题写了狮子林十六景诗于此。狮子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代，并和著名画家倪云林的画幅联系在一起。狮子林最早也是一座寺庙，历经变更，几易主人，现在我们所能游览、已列人世界遗产名录的狮子林的规模，是20世纪20年代所形成的。但处于园子中央部位的假山，占地约有1 000平方米，应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减修造而成，尚保存原来的立意和对群狮百态想象的趣味空间，大概这铺假山与二百多年前在皇家御苑中仿建时的面貌最为相近，难怪乾隆下令要选拔“吴中高手”来完成长春园中狮子林假山的堆叠。仿建狮子林可不止一处，乾隆四十七年(1’782)还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湖区又兴建了一座文园狮子林。同时狮子林假山的风格，还反映在皇家园林的一些其他景点的局部叠山之中。可惜的是，长春园和避暑山庄的狮子林假山，都已坍塌或大堆乱石，需知，被毁坏的建筑可以依遗址和档案资料，基本可以原状复健，而园林中的假山和古树，只能成为历史的陈迹，是绝难恢复原状的。

清代皇家园林中所仿建的私家园林，不仅仅是上面所介绍的几处，由于大都毁于战火，其所仿效原型也皆已不存或经后来改建，已非仿建时的原貌。至今唯一原型与仿建相对完整的一对，是无锡寄畅园和颐和园的园中之园——谐趣园。

无锡寄畅园，为明代正德年间所创建，是由惠山寺的僧房改建而成，原名“凤谷行窝”，后曾改名“凤谷山庄”，最后取王羲之“寄畅山水荫”的诗句，更名“寄畅园”沿用至今。但寄畅园现存基本格局，是在清朝康熙初年、聘用造园名家松江张涟和其侄张轼精心改造奠定而成。由于创建该园的第一代园主秦金，曾任明代南京的兵部尚书，宋代著名文学家秦观最后葬于无锡。秦金是其无锡的裔孙，园产一直属于秦氏族人所有，又有“秦园”的代称。P11-14

中国的传统文化，大体上可以用三个不同的属性和不同的层次来分类。它们是民间文化、士大夫文化和皇家文化。有人说，还应该有一类宗教文化。其实，可以界定的文化种类还很多，由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基础，各种文化均可反映在上述的三种文化之中。中国皇家园林是中国皇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解读皇家文化过程中，不可忽略对皇家园林的研究。园林，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中国古代园林的产生，应该是与城市化的进程相关。当一部分人，由于从事生计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而被圈廓在城中生活；相对密集的建筑，有限的空间，嘈杂喧闹的环境，全然失却城外自然的野趣。有条件的市民，便不断引进自然的元素，小到树木花草的引种、鱼虫鸟兽的饲养，大到自然山水的模拟，进而亭台楼阁的点缀，这大概是园林的衍化过程。古代有一个对园林很通用的名称。叫“城市山林”。即使到了现代，人们也还追求着“都市中的山庄”等这样有名有实，或者有名无实的自然情趣。另有一种情况，是定居在城中的市民，选择风景美好的郊野，以城中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方式，营构又一个生活场所，这便是至今还运用在生活之中的一种古代园林的名称：“别墅”。它还有更含蓄文雅一点的，现代已不太使用的名称：“别业”、“山居”。这些都归纳在园林学科的一类——“私家园林”范畴。

至于佛道宗教修炼场所的寺观，它们最早也都发源于城市之中，准确一点说，它们最初的形态是产生在都城之中，而又逐渐向深山邃谷中隐去。道教的五岳，佛教的四大名山，都是最具盛名的风景名胜园林和寺庙园林，在历史上这一类园林虽然受到宗教文化，特别是宗教思想的哺育、塑造，许多深奥抽象的哲理，被演绎在自然山水的雄秀和诡谲之中，但它们的政治经济基础，仍然依托着皇家以及达官贵人、地主富商的政治势力和经济财力的庇护和布施，而得以生存和隆盛。由于自然山水的永恒和宗教信仰的弘扬绵延，它们能跨越朝代更替的劫难和避免家族兴衰的厄运，相对存在的历史较久。虽然殿堂寮舍有所更新，而保留滋茂至今的许多千年以上的松、柏、槐、桧和银杏等古树林木，是它们存在最难得的历史见证。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园林起源于专供天子帝王行围狩猎的“囿”。又据以推衍出，中国古代园林起源于皇家园林，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囿”是我们所知最早的园林形态，或者说最早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一种功能明确、可以稽考的古代园林模式；更多的园林起源的因素，还是孕育于农牧生产和生活生息之中，还有把天地山水作为自然的偶像加以崇敬和亲近的认识与实践。

帝王的宫室，几乎都是城中之城，尤其远离自然。限于礼制，在皇城内只能规划出有限的自然空间。将宫室的功能构筑体现在自然山水之间，满足对于自然的追求，创造在城中之城所不能进行游乐活动的条件；同时不能排除，因为政治的目的而进行的这种离宫别苑的营构。凡执掌政权时间较长，又是中央集权的朝代，皇家园林重建的次数就多。皇家园林重复兴建的出现，是封建社会极盛时期的一个重要表征。

中国皇家园林，是近代园林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园林中，凡由帝王所营构的园林总称。在历史上习惯用图、苑、园、离宫、御园以及上林、御花园等名称，来专指这一类园林。清代是皇室造园较多而且也遗存最多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其行文当中，将其所建的皇家园林称之为“国朝苑囿”。

中国古代的皇家园林，大都毁于朝代更替时的战火，或者荒废于都城迁变之时，明清以前的完整实物已很难见到，唯有以山水为构架的御园，从山水地貌上，还可以依稀辨认原有的自然风貌，或者在发掘的殿堂台基的残址上，想见当时宏大辉煌的建筑规模。至于苑中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以及宏富的陈设收藏，只有从历史文献中才能窥见其一斑。其中，自汉代以来，有关皇家园林的文学描写，最为令人神往。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不但形象地勾画出皇家园林的无比宏丽，而且，描绘了帝王在苑围中宴游活动极为奢华的场面。这些不但为我们今天解读古代皇家园林留下了丰富的信息和依据，而且为汉代以后的帝王造园，勾画出可供遵循的范本。直至清代最后的一座皇家园林——颐和园中的景物还能溯源到汉代御园中的建构，这正是皇家园林区别于其他属性的古代园林的重要特征。

历代发生在皇家园林中的故事证明，中国的皇家园林，既是封建社会太平盛世的标志，又是王朝末代衰亡的见证。饱含历史沧桑的皇家园林，除却给我们以历史特殊视角的启示以外，由于它的兴造，可以动用和聚敛全国的财力、人力和智力、物力；同时，又不受权势的制约，所以，皇家园林，不但动辄有跨山连谷，绵亘数十里的规模，而且在规划布局、建筑造景、占有山水自然和融合吸收全国园林建筑景观精华诸方面，更具有皇家钦工的理想优势。因此一代代、一座座广麦的园林艺术精品出现，又一代代、一座座消失。我们能够看到的较为完整的皇家园林，是明清时的。由于明清在北京定都，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又区别于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模式，皇家园林终于在北京及其近畿，保存了仅有的几座标本，受到珍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海、颐和园等皇家园林列入国务院于1961年首批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世纪90年代，承德的避暑山庄外八庙和北京的颐和园，均以中国皇家园林的杰出人文景观价值，被联合国世界遗产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但是，明清时代的皇家园林，特别是清代的皇家园林，它们的数量、规模和几千年文化集聚所孕育的内涵，远非这两座皇家园林所能够全面显现的，何况它们都带有近代历史上兵燹所留下的难以平复的深深伤痕。

皇家园林，是后世对历朝历代由皇家兴造的、专供帝后游幸居住的具有园林特征的宫苑园囿的概括代称，是中国古代园林中一个钤上皇家印记的特殊品类，也是皇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衰荣辱，紧扣朝代的兴亡命祚，与政治(含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园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营造，除了政治、经济基础的支撑条件以外，文化的积累沉淀更为重要，所谓“盛世兴园林”，正是文化走进繁荣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历史上朝代的变更，有时只一个政变，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没有一定时期的文化积累却形不成一个时代的文化特色。园林文化是立体、直观、生动、综合的物化空间，是能够置身其中体验、参与的实体多元文化形态。皇家园林，往往是能够折射一个朝代文化峰值的标的。在皇家主持的大规模的造园活动中，又牵动社会感知的方方面面，波及政治、经济。中国皇家园林的兴建，随着中国封建帝制的结束而不再发生，但历史从未遗忘它们的存在和曾经生发过的影响，从未停止过给予这样或那样的评述。或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距离我们最近，它所遗存的皇家园林，还有比较完整的实物留存至今，即使是遗址，也较前代更为清晰，所以成为社会更为关注的话题，并引发出诸如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遗址该不该复建、慈禧重建颐和园到底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这样的焦点话题和争战。其实研究中国皇家园林更需要从文化认知的层面加以梳理。

有学者曾经这样分析，中国封建社会所出现过的三个高峰，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它们中间相隔均在千年左右，查对中国历史年表，这个结论是客观的。产生这三个高峰的汉、唐、清，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三个强盛的朝代，皇家园林的兴建也同样存在一个时间上的规律。问题的发现，是从清代圆明园的一个纪年开始的。乾隆九年(1744)，圆明园大规模兴建工程告一段落，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和费时六七年绘成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完成，奉旨将其陈放在圆明园奉三无私殿中观览。笔者于1996年1月代表颐和园赴法国巴黎接受一项颐和园文物捐赠，抵达巴黎的第二天上午，作为接待日程安排，八十二岁高龄的捐赠人米歇尔·伯尔德来(Michel Beurdeley)亲自驾车，将代表团一行引领至法国国家图书馆，出乎意料，为我们提取出该馆珍藏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两大本册页，均为硬木精制夹板，面刻直行“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纪年落款为“乾隆甲子夏六月，臣汪由敦敬书”。乾隆甲子正是乾隆九年(1744)，这一年是清朝人关1644年的整整一百年。圆明园于这一年基本建成，有无必然联系，其他朝代，特别是汉唐，是否也有这样的一百年现象。

汉代立国为公元前206年，汉代皇家园林的特征是宫苑糅合的模式，最著名的上林苑是在秦代上林苑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而形成，规模之大，堪称空前绝后，为中国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最大的皇家园林。据周维权先生推算，苑墙长度为130～160公里之间。汉上林苑是汉武帝建元三年(前：L38)开始扩建的，苑内被后世帝王崇尚的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开凿的。开皇家园林之洗河，于池中堆造方丈、蓬莱、瀛洲三座仙山的建章宫太液池，开凿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若以这些皇家园林景物营造高潮的出现为标志，则上距汉代开国的公元前206年恰当一百年左右。

唐代建国于618年，仍以长安为帝都，一百年后，公元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唐王朝以“开元全盛日”的富足步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皇家园林的营造与繁盛，莫过于曲江池荚蓉园。曲江池所在之处，是秦、汉、隋以来，均有营造的旧苑故池，隋代筑大兴城时，形成穿越城墙东南角、沟通城内外的水域。经开元年间的疏浚，拓展了水面，建紫云楼、彩霞亭、芙蓉园，与慈恩寺、大雁塔近相辉映。荚蓉园是一座离宫性质的别苑，地处曲江池的城外部分。为皇室游幸的方便，沿南北城墙内侧增建夹道，以备车马仪仗来往大内宫室之间。曲江池的城内部分是百姓平民游览的公共景区。

曲江池芙蓉园，曾是历史上极具袱丽奢华的皇家园林，它的兴衰气象，多半传达自盛唐诗人的著名篇章，据统计，现存的就有三百篇之多。其中，杜甫的《丽人行》和《裒江头》分别刻画了“安史之乱”前后曲江池令人感叹的迥异情景。从“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到“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滑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干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同样是春天，同样是曲江水边的芙蓉园，千年以往，谁也抹不去诗中的沧桑之感。“安史之乱”以后，曲江池虽有所恢复，但终究不能挽回大唐立国一百年所呈现的盛世景象。

说到一百年，不妨再计算一下宋代的一百年。宋代皇家园林的营造，动静最大，影响最深的，应数艮岳。从造园艺术分析，艮岳也是皇家园林中别开生面，另具一格，能以创新宫廷造园艺术高端趣旨的一座。艮岳建于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宋代立国为960年，艮岳的兴建是其一百五十年以后的事。据南宋张溟的《艮岳记》记载，艮岳“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艺，凡六载而始成”。政和七年，应是建成的年代，艮岳毁于靖康二年(1127)，则艮岳从始建到毁坏，前后存在不足二十年。

写到这里，再回溯一下清代极盛时期的皇家造园活动。或有助于我们对皇家园林文化属性的认识。

清代的皇家园林，有两处突出的代表。一处是承德，始创于康熙、完成于乾隆的避暑山庄及外八庙；一处是北京西北郊康雍乾数朝所营构的三山五园。三山五园指畅春园、圆明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和万寿山清漪园。其中，万寿山清漪园是三山五园中最后兴建的一座。

三山五园的兴造营构，跨越康熙(L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前后一百三十多年，正处在康乾盛世所呈现的文化高峰期。这个时期由皇家所主持的文化工程，突出的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编撰完成颁行；如与皇家园林营造技术有着直接关系的《工程做法则例》也在雍正十二年(1734)由工部制定颁布。当时支撑和充实皇家园林殿堂陈设的各种工艺制造，如织绣中的缂丝、瓷器烧造中创新的多种釉彩、景泰蓝工艺中的堑铜胎珐郄、画珐部、晶牙玉翠雕造摆件文玩以及家具中的紫檀工艺等，在这个时期都标显出成熟的时代文化风采，反映出后世难以企及的最高水平。我们在研究皇家园林领域课题的时候，往往更多关注园林的建筑成就，而忽略了殿堂陈设更能体现皇家风范和园林意蕴的精彩内容。据清代内务府陈设档案记载，清代皇家园林内的办事正殿——勤改殿，均陈设有一部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一部卷帙多至万卷，总量一亿六千万字，超过《大英百科全书》三四倍的工具书，供皇帝在园中随时调阅。另一部和清代皇家园林关系更为密切的《四库全书》是一部丛书，收有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总计七万九干三百零九卷。如果没有编撰《四库全书》，就没有圆明园中的文源阁和至今完好的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同时也没有国家图书馆旧址北京图书馆移自圆明园遗址文源阁仅存的碑碣和馆址所在文津街得名的历史记忆。诚然，皇家园林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包含着它们所产生时代的社会文化风尚形态在内的。它既是时代文化的产物，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