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天气好得古怪。明天又是个了不起的节日，一共有两天玩儿。官儿们都打算好好寻一回乐，于是秘书刘培本先生书室里坐了几个他的同事。
他们谁都爱上刘培本先生家里来：刘先生待人殷勤，跟什么人都谈得上，款客的东西又都是怪精致的，饭菜也合上他们的口胃。此外还有是，刘太太很大方，谈锋最健，又什么都懂得，不论你抓住了个什么题目她会尽跟你说下去的。现在可抱歉得很：她不在家。
刘培本先生正送走了两个客回到书室里来。
他是矮小个子，远远地瞧来像根牙签：在座的诸位就个个都显得怪高大的了，即使是王科长——脸顶长的那个，他的科员们都叫他“一寸五分丁”的。刘秘书个子一小，好像因此那班下属就都不怕他，不管他高兴也好，绷着脸也好，他的书记总示威似地挨到他面前，像要一脚就由他胸袋上跨过去的样子。有一次他对他勤务发着怒，跳得很高，可是那勤务满不在乎，只好奇地瞧着桌上的墨盒，似乎要看看刘秘书到底跳不跳得进去。但同事们并不因他长得矮小就失去对他的敬意，刘秘书自己没理会这个岔，他还是留着他的胡子，像机械画地崭齐着，还让它涂了油似地放着光。他脸上也比别人的短一截，仿佛给谁压了一把。眼睛也小，一边一个安放在阔阔的鼻子上，把距离弄远了点，瞧来像个比目鱼。
回到房里，他搓搓手透口气。
那一寸五分丁打个呵欠，没劲儿地问：
“那俩是谁？”
“那老者是梁梅轩。那三十几岁的是他外甥，大概不是亲的……或者是亲的，我弄不清了。……唔，不是亲的。据说他才来。他叫白慕易。”
那个似乎又打了个呵欠。他嘴老张着，像脸上的肌肉太有剩余，闭住了怕肉会剂起来：他在不在打呵欠是很难辨别的。
“他干什么的，现在？”一寸五分丁胶似地追问。“他想找事吧？那老头儿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那三十几岁的想找事。”
“老头儿呢？”
“他有个事：当录事。”
“录事？他……”
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秦先生随手拈了一角广东月饼塞到嘴里去。
“老王你干么那么关心他？”秦先生嚼着说。一大滴吐沫从嘴里进出来，他赶快用手背揩去。
“我爱打听这些事，”一寸五分丁也拈了一角月饼，嘴更张大了点：可并不是吃月饼，他是说话。“我高兴起来还得做个统计：找事的多少，撤差的多少，找到事的人多少，什么出身找到的什么事。这是很有趣的，而且……”
秦先生又拈角月饼。
“得了罢：自己的事还管不了还管别人的！”
“怎么，这也是社会问题呀。”
他觉得这句话说得很漂亮，便又自语地重一句： “社会问题呀。”
手里的月饼好几次要塞到嘴里去，嘴老没闲。这回很快地丢进嘴，像是再迟一下就没机会吃似的。
“社会问题！”秦先生咕噜一句。又吃了一角月饼：他的吃月饼仿佛不是为了自己，只是替别人尽义务。
一寸五分丁当作没听见，他钉着刘培本问：
“那老头是……那梁……梁……梁什么啊？”
“梁梅轩。”
“梁梅轩。梅兰芳的梅？……录事，怪不得！那付可怜相一老一实全摆在脸上，所以说……”
刘先生摆着同情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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