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近却是旨远，直薄所指而含蓄蕴藉，切中肯綮而要言不烦，这就是杂文随笔的魅力。

《盛世狂想》系作者杨学武近年来发表的杂文、随笔精选集。非同于一般感想式的文章，作者以犀利的笔锋，谈古论今，说人道事，以思想者的深度启迪众人，读之令人不忍释卷。

《盛世狂想》系作者杨学武近年来发表的杂文、随笔精选集。作者以犀利的笔锋，谈古论今，说人道事，意近却是旨远，直薄所指而含蓄蕴藉，切中肯綮而要言不烦，读之不忍释卷。

总序

自序

争论也是胜利

真理重复一千遍也会走向反面

“免于恐惧”遐想

 [附录]正确对待“不同的意见”

盛世狂想

郑和下西洋猜想

可悲的“自我原谅”

我喜欢有毛病的领导人

克林顿可以“几几开”？

奥巴马怎样“为人民服务”

八宝山与新处女

 [附录]读《八宝山与新处女》有感

花圈与花架子

普京的“稳定观”

“考证”病

“朱毛”与“毛朱”

“宜远不宜近”与“宜粗不宜细”

为章明杂文补充一例

 [附录]叫她如何参政议政

乳房的解放

 [附录]乳房的功能

 乳房的官司

 三聚氰胺之祸后冉提乳房功能的异化

“难言之隐”一说了之

把人当动物看

屈原有“屈”

 [附录]水调歌头·读报自感 问天

文人不敌美人

 [附录]何必文人比美人

 屈原是“世界四人文化名人”吗?

雨果的“附告”

答案在诗外

“马在叫”与“驴在叫”

 [附录]何来“驴在叫”?

 来函照登

 “回音壁”唤璧音回

莫以名气论英雄

 [附录]马三立与袁家骝

我为何“幸灾乐祸”

“领导带头”作用是有限的

大赦贪官 利莫大焉

死亡麻木症

中国的“自了汉”

经济学家的实验室在哪里

扁鹊治病新编

漫话“敲边鼓”

幸好胡风没有好“位子”

毛泽东是不是杂文家

做“小杂文”也不易

 [附录]“杂文小年”如何

 定位

大手笔下的小人物

杂文家“忘记过去”意味着什么

“四条汉子”访严秀

稍觉遗憾

 ——致杨学武书

我也把朋友“得罪”一次

 [附录]把每一个朋友“得罪”一次

我是“个体”我怕谁

我为什么要写杂文

 [附录]亦文亦商杨学武

无情不杂文

 ——杨学武接受《杂文选刊》记者访谈

八宝山位于北京西北郊，虽不是长城、颐和同那样的著名景观，但名气并不见得比它们小。八宝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里乃中国最高级别的公墓区。朱德、董必武、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安葬在这里，而原来也安葬在这里的康生和谢富治，却没能“长安”下去，当“四人帮”垮台后其骨灰便被驱逐出山。八宝山是一座政治名山，谁死后能上八宝山，政治是最高标准。

我因为死后没有资格上八宝山，便趁活着时去游览了一次。实话实说，这里除了苍松翠柏可以养眼之外，那些格式化的墓碑和宾馆式的建筑物，实在令我不忍卒看。看来政治名山，只中用不中看。

新处女是俄罗斯的一个公慕的名字。庄重的墓地，名字如此“轻佻”，似乎让人听起来感到莫名其妙。然而当我亲眼目睹新处女公墓之后，却情不自禁地对她刮目相看。

新处女公墓坐落于莫斯科河畔。这里安葬着26000多位在苏俄历史上曾经留下鲜明印迹的人物，堪称群星璀璨、名人荟萃之地。

首先引我注目的是，新处女公墓完全不“讲规矩”，名曰名人墓，可没有按级别高低排座，也没有按名气大小排名。上至苏共总书记和俄罗斯总统，下至芭蕾舞演员和飞机设计师，都按先来后到依次安放，随意排列。在走道上一眼就能看见乌兰诺娃，而赫鲁晓夫则“藏”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而且，新处女虽是墓地，可没有那种“庄严肃穆”、“死气沉沉”的景象。墓碑制作和人物雕塑，不是格式化的政治道具和庸俗化的纪念物品，而是融主人的音容笑貌、思想性格、职业爱好等等特征于一炉，进行提炼和加工的艺术品。精湛绝妙的艺术手法，使去世的人物“死而复活”——他们不仅千姿再态，惟妙惟肖，而且主题鲜明，寓意深刻。赫鲁晓夫的头像被镶嵌在几何图形的黑白两色的石头中间，象征着光明与黑暗的对抗；卓娅敞开的衣服里露出一只饱满而圆润的乳房，那充盈着青春活力的少女身躯流溢出对生命和自由的憧憬与渴望……与其说新处女是墓地，倒不如说是一座精美绝伦的人物雕塑艺术馆。

而更让我感兴趣的是，新处女公墓完全不“讲政治”，竟然“乱点鸳鸯谱”——让不同政见的人物在墓地“非理(法)同居”。赫鲁晓夫是苏共总书记，是社会主义的早期改革者；叶利钦是俄罗斯总统，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创始人；赖莎是戈尔巴乔夫的夫人，在她的墓旁还空着一半，据说是戈尔巴乔夫给自己准备的安息地，他被称为“苏共的掘墓人”。

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虽然各自政见不同，但苏联的解体，却是他们“前赴后继”、“共同努力”的结果。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独裁专制和个人崇拜的黑幕，实际上就此拉开了苏共和社会主义走向衰亡的序幕；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化”，本是为了挽救已失去民心的苏共和失掉活力的社会主义，不料相反加速了它们的垮台和衰亡；叶利钦在水到渠成的形势下，便顺水推舟把苏共赶下台，摇身一变由社会主义“复辟”为资本主义。倘若按前因后果来说，没有赫鲁晓夫，就没有戈尔巴乔夫；没有戈尔巴乔夫，就没有叶利钦。如果说他们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似乎一点也不冤枉。然而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其实也不能怪罪他们。苏联的解体，完全是因为斯大林化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得人心，气数已尽。极权专制的政党和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无论搁在谁手里，都一定会走向失败和灭亡。

赫鲁晓夫的墓碑是黑白两色的，叶利钦的墓碑是红白蓝三色的，戈尔巴乔夫将来身后的墓碑会是几色的？现在尚未可知。正如他们的墓碑一样，他们在苏俄历史上留下的印迹也是色调迥异的。倘若用某种政治的“有色眼镜”来看，赫鲁晓夫是“黑色”的，戈尔巴乔夫是“灰色”的，叶利钦则是“白色”的。他们是苏俄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如今让他们在新处女公墓“和平共处”，这说明俄罗斯人民对历史是多么的尊重，历史观是多么的客观、宽容和多元。俄罗斯民族的伟大，于此可见一斑，令我叹为观止。

我在新处女公墓还“拜见”了老乡王明，中国有句俗语“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而此时此地，我当然是“有泪不轻弹”的。王明的雕像富有“中国特色”，一身中山装，一张国字脸。他的墓碑上写着：“王明同志，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1904年4月9日——1974年3月27日。”王明何许人也？在我此等“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的印象中，他是“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按“中国惯例”，王明肯定是上不了八宝山的，可他在新处女安享着“名人”待遇。面对“王明同志”，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P29-31

这本集子收入了相当一部分“笔墨官司”的文章，我自以为是一个“亮点”。为让读者了解官司的由来。特将“涉案”双方(有的还有第三方)的文章都收录在案，由于条件所限没能征得对方和他方的同意，在此谨致以歉意。

我在1990年出版第一本杂文集《盛世明言》时，就收入了一组类似这样的文章，曾得到了著名杂文家、出版家曾彦修(笔名严秀)先生的赞同，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书中有关“写收条”一篇，收入不同意见专文，甚好，鄙意一直以为应该如此。”我一向对与人争论感兴趣，不仅认为“真理越争越明”，而且觉得杂文界理应成为争论的“特区”。鲁迅当年在上海滩发起和应战的几起大论战，尤其是“两个口号”之争，其争论之激烈，反响之广大，影响之深远，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之最。然而官方和文学界主流人士一直以来对这些争论持批评态度，认为“影响了党对文艺的领导”、“破坏了作家们的团结”，并给争论双方冠以“宗派主义”的恶名。胡风受累于此，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入狱二十余年，即使在平反后在这个问题上仍不被原谅，至今还受到一些人的口诛笔伐。我对文坛这种所谓“要团结，不要争论”的现象是很不赞成的，曾写专文《谁分宗派故谤伤》表达我的观点：追求文坛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其实就是把文坛搞成“一潭死水”。我认为，以批判为武器的杂文，当领文坛争论风气之先。我们不是高喊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么？而勇于争论正是鲁迅战斗精神的精髓。

我也许属相为鸡，且是一只“公鸡”，天性好争好鸣。而且，我“六亲不认”。专门与熟人和朋友“对着干”。收入本集的我与鄢烈山先生和朱健国先生几组争论文章，大约可以引人注目。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且是湖北老乡，可我批评他们的文字，简直是“毫不留情”。为此，我曾在《杂文选刊》举办的笔会上，当着包括鄢、朱在内的几十位杂文朋友，解释过我的“良苦用心”：我是在“抛砖”，希望引来文友们的“玉”；我是在“投石”，希望激起杂文界的“千层浪”。  不过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从来不认为我对别人的批评就一定是正确的；而且我虽然个子小但肚量并不小，也不对别人对我的批评或反批评有什么难堪和不满。譬如我与鄢烈山先生在女人的“乳房问题”上展开的争论，我的批评文章就有不当之处。他的《乳房的功能》发表后，我读罢有感而发写了《乳房的解放》，其批评用语确实有些过火，正如章明老先生在为烈山打抱不平的文章《乳房的官司》中所说的：“可以说，这是我近些年读到的火力最猛的一篇批评文章。”这三篇文章都发表在《羊城晚报》，由于该报在全国的影响力，我们的批评与反批评文章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好在我与烈山是老交情，他“大人大量”不计我“小人之过”。我们后来多次见面，也从未提及此事。倒也并非“乳房的官司”羞于出口，正如他在文中所说“一点羞怯都不必有”，而是我们都认为发表不同意见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因此泰然处之。

章明老先生对我的反批评，我是心服口服的。其实，我与他还是有“文字缘”的。此前他在《南方周末》发表《叫他如何参政议政》，我读了拍案叫好，以我亲耳目睹的一件事情写成《为章明的杂文补充一例》发表在《文汇报》上。虽然是“附和”而非批评文章，我也收进这本集子了，算是对章明老先生表达一点敬意罢。

2013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