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说，有的孩子太小，排铅会影响到肾功能，将来有可能影响生育。”一位母亲说，“但是不排的话，会影响到发育和智力。”
沉默的大多数
江胜回到凤翔县长青镇马道口村，离玉米收割的时节只有一个月了。麻雀叽叽喳喳地在绿色排铺的地里低徊，让村庄的晨间更显静寂。
往年此刻，农忙时节到来前的悠闲时光，人们喜欢在路边聊天，很是热闹。如今，路上行人寥寥。警车不停地来回巡逻，警察站在村头，打量着路上的行人，若有人聚集在一块说话，他们会上去劝其离开。
听到摩托车的响声，江胜的妹妹从屋里探出头来，“哥回来了。”江胜红着眼睛，下了摩托车。他已好多天没睡过好觉。昨天夜晚，在凤翔县医院旁的马路边上，他和几十个血铅超标的孩子以及孩子的亲人聊了很久。院方不允许他们在医院里跟记者说话。
江胜的4个孩子因血铅超标在凤翔县医院住院。4个孩子中，有两个是他亲生孩子，另有两个是他哥哥的。他的哥哥因为肝病去年离世，嫂子改嫁远方，哥哥的孩子成了他的孩子。7月份，他带着孩子到宝鸡妇幼保健院做了血铅检查。结果出来了，孩子的血铅全在100微克／升以上。
对于儿童来说，血铅含量在100微克／升以上即为超标，250微克／升以上为中度铅中毒，450微克／升以上为重度铅中毒。
村里人说，现在很难在当地做血铅检查了，一些之前没做过检查的人如今跑到兰州检查去了。
几瓶药被江胜从县城带回，用于治疗母亲的肝癌。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是缓解，他知道这没有太大作用。他的母亲沉默地躺在炕上。
江胜并没有多少把握将哥哥、母亲的肝病与铅中毒联系起来。
与生活在马道口村的许多成年人一样，他们没有去给自己做血铅检查。“孩子得治好，我们大人就是糊里糊涂地活，死球就死球了，农村人的命不值钱。”江胜说。
这些年来，同样生活在马道口村的老人钟良全一直深感不安。从东岭集团2003年计划在马道口村和相邻的孙家南头村建冶炼厂时，他就坚决反对。并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注意有关的新闻。
在钟良全保留的一叠资料里，有一张2004年2月25日的《华商报》，上面记载有一位西安市长安区居民因长安冶炼厂铅中毒而患肝病去世的事情。
看到这则报道时，东岭集团的工厂正在他所在的村子忙碌地建设。钟良全感叹地说：“当时我就对一些人说，不出5年，我们这里可能也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今看起来，钟良全仿佛旷野先知。而在当时，许多村民虽心存担忧，但也觉得钟良全有些杞人忧天。一些年轻的村民把跟他反驳当成一种乐趣。
6年前
钟良全72岁了，他在马道口村出生、长大并老去。他在村里并没有什么职务，只是大家觉得他德高望重，又有些文化底子，什么事情都乐意请他出出主意。2003年的某天，村里召集大家开了一次会，说是陕西最大的民营企业东岭集团要投资几十个亿在马道口村和孙家南头村的地头上建厂，这能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
钟良全当时就不同意，也几乎没有其他村民同意。大家觉得这么好的地，建什么厂啊。
在马道口村村民眼里，这里可是风水宝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这里都没人饿着。”千河从这里流过，土地肥沃，旱涝保收。
2003年，为了说服村民搬迁，一本小册子发到了村里。册子是凤翔县东岭项目协调领导小组印制的。里面有一段话描述了马道口村和孙家南头村所在的长青镇：“长青川道地处千河阶地一、二级阶地……境内群众依千河而居，傍河而耕……地质条件较不稳定，大部分群众住处地势低凹，洪涝灾害时有发生…－．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长远看，不是人居最佳环境。”
看到这段文字，村里的老人都笑了。“我在这里生活了70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也没见过这里发洪水。”钟良全说。
长青镇处于风翔县的边缘，没通铁路之前，像是一个死角，没有什么人会经过这里。
在钟良全眼里，长青镇几十年里称得上变化的是：20世纪60年代，王家崖水库在这里建了起来；十几年前，宝中铁路经过这里；最近的变化就是东岭集团在这里建厂了。
东岭厂项目要上马的时候，政府的领导给村民做工作时说，能拿到这个好项目多么的不容易，是从别人那里“抢”来的。在会上，领导还说，东岭集团看中这里，就是看到这里土地好、水质好、交通方便。此时就有村民在下面嘀咕，不是说这里不适宜人类生存吗，为什么一下子又说好了呢？
开了好多次会，村民们仍然不同意在这里建厂。对于村民的态度，政府决定采取一些措施。
一份印于2003年7月7日的《东岭项目专题会议纪要》里写道：“拆迁工作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是宣传动员，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一手是采取果断措施，强制拆迁。……拆迁工作要抓紧运作，两个月时间确保完成。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商量，不存在研究，不能有任何的含糊，要下定决心，决战60天，一举拿下拆迁任务。”P5－7
有失独者说，中国的老百姓活的就是孩子，没有孩子，就什么都没有了。当他们年老体衰，需要孩子照顾时，不仅孤立无援，甚至连养老院都进不去。他们的后半生，将于何处安放？
——《中国失独老人》
无论贫富，生命的终点都是死亡。然而，这里的一位老人和一位年轻人——一个城里人和一个乡下人，几乎同时患病，却开始了长达十一年大相径庭的疾病旅程。
——《两个家庭的医疗史》
对于他们来说，非典是一场飞来横祸，因为长年患病，男朋友离开了女朋友，夫妻不得不为了领取低保而假离婚，年轻的医学博士从此告别手术台，努力通过专升本考试的护士也难以保住自己的饭碗，已过不惑之年却还在自学法律的中年女人只能不甘心地接受天命。
——《非典十年》
“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在微博上，有人说，那是走饭的人生哲学；有人说，那是诗……
——《走饭被心魔威逼的脆弱生命》
“……我从来没有自卑放弃，失去尊严。在面对世上一切苦难的时候，我选择一笑而过，并深埋心中消融。可以说，我忍受了太多痛苦，语言无法形容。……我不作一个懦夫，我试着与别人交流，哪怕你不懂没关系，我有智慧，还有炙热的眼神，你有一天会明白……”
——《渐冻人》
《南方人物周刊》的创立建基于《南方周末》，它最初的主创人员也都来自于后者，它的文化理念自然地延续了《南方周末》的传统，公平、正义、良知等价值观成为这一团队的共识；同时，源于一本人物周刊对人的价值取向，平等、宽容、人道的理念又深人杂志的组建和发展过程中，成为这本杂志的核心价值。从这套丛书中，你不难读出这本杂志所要传递的精神气息，从表层的作品中你更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他们有着怎样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学会平等这门常识课
中国改革的30年就是一个建立常识的30年，平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为熟悉又最为陌生的词语，在“官本位”仍然浓厚的国度里，我们并未做到“以人为本”，而多以权力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当资本充盈在市场经济的动脉里，“金钱”又成为论定人之地位的砝码，权贵与资本被视为成功的标尺。我们承认，人的能力有大小，地位有差别，财富有多寡，但人格是平等的。
不少人会问，《南方人物周刊》做成了，关键在哪里？当然有很多答案，比如定位准确，南方报业良好的平台，有一批优秀的员工，但最为重要的是内部的团结，没有内耗，大家齐心协力去做一件事。作为管理层，大家理念趋同，相互支持，哪怕业务上难免有不同观点，但都能出于公心，而不计个人得失。他们不仅要平等待人，还要身先士卒，规则针对任何人，不因你是管理者而网开一面。
没有争斗并不等于没有争执。一个团队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在这样一个平等的环境里，员工可以大胆地提出问题，采编会上也可能吵得面红耳赤，对管理者提出批评，因为都是业务讨论。但最终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发现，我们还不会民主地讨论问题，虽然我们都能背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真正辩论时却有可能意气用事，事实上每次争辩，都是一次学习民主的过程。可以想象，依据这样一种理念，出于对工作的批评，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
《南方人物周刊》杂志社是少数几家对记者没有量化考核的单位，一些前来交流的同行觉得不可思议：那不是让记者放任自流混日子吗？我说我相信我们的记者，他们有自己的职业尊严，会为荣誉而战，制度只是为了规定他们最起码的工作，但不可能成为其内心的动力。如何激发他们内心的工作欲和责任心，让他们体会到不仅仅是为工作而做，也是为自己的事业而做，这才是管理的精髓。况且，杂志社对文章的要求更高，我们要鼓励记者写好稿，就要给他们相应的时间去打磨，不要让他们时常处在量化的压力当中，写出好稿比什么都重要；而且，记者的状态总有起伏，一段时间状态不佳，要让他们有调整的时间，管理者要宽容地对待记者一时的消沉，相信他们的实力，他们才会有信心，一旦恢复过来，又会重现昔日的辉煌。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便是尊重所带来的价值。
以真实人性为方法论
长久以来，我们对人的认识囿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判断，手持非黑即白的道德画笔，要么把人神化，要么把人鬼化，好人好到极致，恶人恶到极点。这种脸谱化、妖魔化的认识论，体现在新闻报道中，就有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之分，表扬稿和批评稿之分，人性，自身的善与恶被撕裂为两半，分别披在所谓“好人”和“坏人”的身上；更为荒谬的是，出于某种政治和利益的需要，不顾客观真实的新闻原则，为某些人大涂油彩或大泼脏水，使得当下的新闻报道中，表扬某些人比批评某些人要付出更危险的代价（政客和商人的不断落马成为这一观点的最好注脚），批评某些人比表扬某些人更具有获利的先机（大量封口费的产生来源于此）。
重新打量每个生命，这是《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以来所一直秉承的对人的认识理念。我们希望一改过往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把人还原到人性原点上，抛弃意识形态的功利性和道德的简单化，回归人物应有的多元、复杂、善恶并存、变化莫测的基点上。可以想见，世事有多繁复，人心就有多微妙，在对人的认识上，我们只有心怀谦卑敬畏又冷峻谨慎，才能更接近人物的本性，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人物的真实性。这既是对采编人员的职业要求，同时也是内生的一种文化理念，从而更为理性地去看待人。
理念无疑是思想的指南，方法则是行动的利器，器物层面的方法论可以使记者的采访进入一个良性的轨道，掘进到人物的内心和实质。就人物采写的方法论而言，因记者个性的不同常常呈现出不同的样式，但大致可定位在从人的本性出发，进而推及人的职业属性，最终拓展到人的社会属性。
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人之所以千差万别，性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同性格的人在同一事件面前会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这对我们采访人物具有指导性意义。所以，面对面的采访给了记者一个最直接的印象记忆，他的形象、气质、谈吐及各种微妙细节，不仅使记者对人物有一个直接的性格判断，而且会在记者后来的写作中成为影像的记忆，成为开启人物为什么而做的动因的钥匙。
人出生于某个阶层、长期从事某种职业会在其身上烙下与其他阶层和职业不同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个性和思想情感，从阶层和职业属性人手是把握人物特质的一条捷径。所以，人物记者也常常分线，他们可以在长期的专业采访中成为某一行业的准专家，可以最有效地直抵人物的内心世界，就是说术业有专攻。采访时政人物要从政治利益考量，采访财经人物要着眼商业诉求的最大化，采访文化人物更看重他对世界的观察感知，采访艺术家则要捕捉他对人生的表达方式，这样你才能呈现不同人物的不同特质。
但人最终还是社会的一分子，无论他的性格如何，职业所决定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如何，他都带有这个时代的烙印。观察一个人，我们常常要把他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放在与他相关的同时代的人物中进行比较鉴别，既要找到人物的个性和职业属性，又要看到时代的潮流是如何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人就是在这种有限的规范中，展现出不同的命运，它既是时代的，又是个人的，既能看到人物个性的张扬和命运的陡转，又能呈现时代的风云流变。
从这套丛书中，你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个人物的命运，还能读出时代的变迁。
《逆光生长（大时代小人物的坚持）》由华超超编著。
《逆光生长（大时代小人物的坚持）》简介：
他们分散地存在于中国十三亿人口中，他们这个群体很渺小，很卑微，好似他们只能生活在角落里。但是，他们也是人，他们活着，便有尊严，理应受到别人的尊重，理应享受权利。然而，更多的时候，他们被人忽视轻贱，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他们努力付出很多收获却很少。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正确的认识他们这个群体，我们应让他们享受到众生平等的尊重，我们可以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我们倡导，更多的人，能帮助到这群努力呼吸、努力生活的群体。
无论贫富，生命的终点都是死亡。
华超超编著的《逆光生长（大时代小人物的坚持）》是记录一本小人物的书，这些人物努力追寻生活的美，呈现复杂的真，留下了社会一份真，一段坎坷，一个故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沉潜到中国底部，讲述了一个个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顽强与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