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君里》是根据黄晨在年近80高龄时，连续5天每天录音10个小时约10万字的采访记录整理而成的，采访时间在1993年和1994年的相交之际。

这是两个人的恋爱史、婚姻史、事业史、生命史、命运史。

这是一部分现当代的政治史、战争史、文化史、宫闱史、野稗史。

《我和君里》里，一个导演，一个副导演(黄晨担任过电影《罗汉钱》的副导演)，用一生联袂出演了一部从未被记录到胶片上的长达几十年的“影片”。那故事，是他们认认真真、勤勤恳恳、一秒一分一天一月一年地工作着、生活着、恋爱着的过程。这部缠绕、纠葛、折磨了他们一生一世的“影片”，一格接一格，一幕接一幕，只缺走完最后的演职员表。

《我和君里》是晚年黄晨对其传奇一生的回忆实录。从清末家族史的兴衰，到几十年与郑君里的相识相爱相知相依的婚姻历程，贯穿其间的是群星璀璨的上海电影圈，日寇践踏下的苦难国民生活，革命圣地延安的所思所见所想，以及文革中一代艺术家的思想认知和坎坷命运。了解一个人的历史，也是认知一段中国历史的切口和侧面。《我和君里》由黄晨之子郑大里整理完成，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可读性。

序·那时

一、君里没有走

二、家世和婚事

三、我决心逃婚

四、当年影剧圈

五、跟君里逃难

六、到延安去

七、走过十七年

八、十年一梦

九、生死同行

一、家世和婚事

在上世纪30年代逃婚，那就是一场家庭革命。逃婚的过程说起来简单，但它的原因却不简单，这要从我们黄姓大家族讲起。

我的家和文艺界没有任何关系。

我爷爷支撑着一个大家庭，他是个大绸缎商，专做中国人过去穿的那种“团花”缎子。那时官僚、地主穿的马褂、袍子用的就是这种料子，缎子庄的规模是以有多少张“机子”来算的，我家缎子庄的机子在行业里是最多的，共有五个缎子庄的产品向全国批发。缎子跟布不一样，不是一匹一匹的，而是一卷一卷的，织机很宽，所以缎子的门幅很宽，织机前面是个大大的长桌子，缎子织出来就摆在桌子上，22人在一边拉，一边用一根铁条卷，拉成一大卷一大卷。那情景我还能记得起来。

我奶奶是苏州一个大家族的闺秀，我们黄家的财产都是她家的，而不是爷爷的。说起来，我奶奶和爷爷的姻缘还有个故事呢。原来，爷爷那个时代正好遇到闹“长毛”，现在叫“太平天国”，他家因为当地“闹长毛”逃难出来，结果父亲母亲都死在路上，只剩下爷爷在十一二岁时孤身一人逃到了南京，他老家到底在哪里？有说是安徽，有说是广东，但黄家的族谱里再往上查，查到爷爷这辈就断了。

爷爷逃到南京时很可怜，白天在外头讨饭，晚上就睡在我奶奶家大宅的门房间，而我奶奶家作为南京最早的缎子织造商，规模很大，是个大户人家，当时的地位就好像后来做棉纺业的上海荣家一样。

奶奶的家宅有三进房子，一进去，那叫墙门间，就像门房一样，进去有个门，里面摆包车，摆马车，还有一个大院子；再进去是第二进，那是会客的地方；第三进是住家。我爷爷每天就睡在第一进的门房里头。

我的太外公（也就是祖母的父亲）每天一早就要坐车子出去喝茶，江南人嘛，喜欢泡茶馆，一面就在茶馆里做生意。每天出门，他总看见有一个小孩睡在门房里，时间长了，引起了他的注意，觉得孩子可怜，就问孩子来历，孩子便告诉他，是怎么逃难过来的，父母是怎么死的，现在怎么无依无靠。太外公就收留了他，让他在店里学徒。这孩子进了店，有饭吃，有地方住，又有衣服穿，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勤快、老实，又机灵。

过了一两年，黄家开始为一件事情发愁，什么事呢？原来我奶奶是个独生女，等到要读书的时候，家塾只有她一个小女孩，连个读书的伴儿都没有。于是他们就想起了那个收留的孤儿，叫这个小学徒陪我奶奶这个大小姐读书。就这样，两个人青梅竹马，一起读书，一起长大。太外公这才放下了心。几年后太外公重病，去世时留下遗嘱说：我是看这个孩子长大的，从十一二岁开始，一直养到眼下，差不多十七八岁了，这孩子人好、诚实、靠得住，我们黄家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

我爷爷从一个被收容的孤儿变成了黄家的招女婿，把黄家的家产接了过来，一开始就做得很好，后来规模越做越大，分别在南京、苏州、上海开了五家缎子庄，专做批发生意，名字我还记得，叫“黄庆泰”。

爷爷自己出身很苦，就特别同情穷人。冬天他总要施粥、施衣服，店里经常准备了一大批衣服，只要需要，你来领好了；厨房里总是留足干饭、稀饭，只要饿了，你来舀好了。旧社会上海有一家叫什么“山庄”做殡葬业的，专门做一种“白皮棺材”，施舍给没钱买棺材的人。穷的没法落葬的人只要找到爷爷或者奶奶，请他们写个条子，就可以凭条去领一具棺材。即便爷爷去世了，谁家死了人，没有棺材，依然有八找上“黄庆泰”的门来，奶奶开个条子，就可以一个钱不花，到“山庄”领一具“白皮棺材”走。

爷爷那么有钱，但家里不准买丫头，不准雇奶妈。所以，我爸爸妈妈都是自己亲手把孩子带大。我们家的厨子也好、帮工也好，只要他们的孩子在乡下读书，都是爷爷付学费，孩子的米不够吃，爷爷就送米给他们。所以，爷爷还有个当年没人不晓的名字，叫“黄善士”，他出殡的时候，人流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

我至今还记得他临终前的一幕。

爷爷快断气了，儿女全跪在那儿替他送终，正当老人要咽气的那一刻，他使出了最后一点点力气，叫账房拿来一个大银箱，摆到他床跟边，并吩咐佣人把碳烧得旺旺的，然后叫账房把全部账本拿出来，抽出别人的债据，统统丢进火盆，一把大火把债据全烧掉了。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听见他对子女留下最后这几句话：“要是我活着的时候不烧掉这些债条，我死了，欠我们家债的人，统统会死在你们手里！”

我的叔叔伯伯都没有出息，在外头吃喝嫖赌，样样都干。他们中有的做交易所生意——那时有什么棉纱交易所、金子交易所之类，现在我们也有交易所，但过去的交易所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也很糟，做交易的人一天之内就可以倾家荡产，也可以一天之内就发达起来——我的大伯伯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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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那时

《我和君里》是根据黄晨在年近80高龄时，连续5天每天录音10个小时约10万字的采访记录整理而成的，采访时间在1993年和1994年的相交之际。

这是两个人的恋爱史、婚姻史、事业史、生命史、命运史。

这是一部分现当代的政治史、战争史、文化史、宫闱史、野稗史。

《我和君里》里，一个导演，一个副导演（黄晨担任过电影《罗汉钱》的副导演），用一生联袂出演了一部从未被记录到胶片上的长达几十年的“影片”。那故事，是他们认认真真、勤勤恳恳、一秒一分一天一月一年地工作着、生活着、恋爱着的过程。这部缠绕、纠葛、折磨了他们一生一世的“影片”，一格接一格，一幕接一幕，只缺走完最后的演职员表。

最后，精彩留下噼噼啪啪的掌声，悲怆留下唏唏嘘嘘的感慨，可他们听不到了。

宿命还是有的：人在做，天在看，真正看完这部“影片”的观众只有一位——上天。或许，神祗感动了，冥冥中，让一个机缘透过了20年的氤氲，悄然而至1

2010年，国人都跑到上海来看世界，我的楼下是世博园区，办公室在28楼，喧嚣被堵在窗外。

这时，静静地，我打开了一包足有一米多高、沾满灰尘的父母保存的艺术档案，自1994年妈妈离去之后，它再没被打开过：不忍和软弱，那是我的一个不能承受之痛！

当用手颤抖地把一张张发黄发脆的纸和照片剥离、抚平、排序、归类、扫描、装袋、编目……我这才初初地看到了——“那时”。

2011年，我把最后一叠文档装进最后一个文件夹时，粗粗一算，文字400多万，图片2000多幅，我惊呆了！这是经过两场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一次内乱（文化大革命）的余漏！如果没有中国当代史上这三次文明的塌陷，父母还可为中国保留和填充更多的文化遗存和自信！

我才知道“那时”有多沉重！

这一年的12月6日，是郑君里诞辰百年纪念日，我忙完该忙的一切之后，正想歇一歇，助理小何以他通常的彬彬有礼的语气说：“郑导，这里有五盘录音带，不知是什么内容，要不要听一下？”录音带在办公室里已放了四五年，一直以为是父亲朋友的口述回忆，本想闲下来再作处理。小何把录音带插进机器，传出来的声音使我震动了：

她，声线很年轻，只在中低音部分，偶尔有些沙哑，听起来极近，又很远；稔熟，却竟陌生；亲切，似乎疏离。空间和时间被一个很特别的气场包裹着，那是一种坦荡的从容不迫．又是率真的性情担当，对事，切切地急躁乃至激动，对人，殷殷地照应和体贴，一如她往昔的为人行事。

这一切都发生在“那时”——

20多年了！她，是妈妈的声音！时隔那么久才出现，无法解释！那是因缘吧。

声音，来自声带的振动，声带的振动源于气息的推动。气息的推动来自肺的呼吸，肺的呼吸源自肌肉的运动，肌肉的运动靠血和氧的充实，而血和氧——便是生命，那铮铮在耳的声音，是鲜活滚烫、有血有肉的妈妈的生命在流动着！

我听到了妈妈还在呼吸，她的血液还在搏动。

只听了几分钟，实在不忍听下去了，于是请小何马上把录音数字化，但嘱咐他工作时务必带上耳机，只在我的心智承受得了的时候，才可打开监听。

生抑或死，存抑或无，20年前妈妈走时的了结，重又突现，我的感知突然分裂，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去接受。于是，意识一时迷惘，陷入欲哭无泪的抑郁之中，有时需服药方能平复，我不得不向责任编辑小曼告假，要求把整理完稿的日期往后挪两周。

或许爸妈知道了，都到梦里来看我：

——那夜，我搂着爸爸，指间的感觉是他临终时背部一根根突出的肋骨，肋骨抽动着，我也哭出声来。

——爸爸站在武康大楼的阳台上，大片阳光穿过他的背影冲进屋子，金黄色的逆光，很亮，刺眼，很幸福很幸福。

——有天，妈妈走过我面前，怒目圆瞪，理都不理，那是对我不满时经常的表情，很凶，不知道为了什么，真的好怕！

——温柔地，我被妈妈搂在怀里，吮吸着她的乳汁，她胸好软好软，我很小很小，奶水甜咪咪的。

那都是梦，其实，他们只想告诉我，他们不在这边、这时；而在那边、那时……

但有一天，妈真的回来了！今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民族万岁——郑君里日记1939—1940》的第三次注释刚刚完成，《我和君里》的最后一稿才截稿，我正长舒一口气。突然，一阵凉风刮起，落地窗那块沉重的窗帘被掀了起来，不可思议地飘停在半空，阳台外稀疏的灯光顿时一片漆黑，周围很冷很冷，心告诉我：妈来了！

我对着窗前那一片漆黑说：妈，你不是要出自传吗？这不，《我和君里》已经完稿了。你走的时候，还忙着要替爸爸出选集，可最后还是没有遂愿。现在，好消息来了，2014年，十卷本的《郑君里全集》要出版了！这些事你都牵挂了20多年了吧？现在，所有这一切，几乎在这两三年里都要实现，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白窗帘开始慢慢舞动，又渐渐垂停。我知道，妈妈心愿了了。

《我和君里》是黄晨的绝唱，我想，她用尽了最后的心力，是要对世人说：君里这个人一辈子是忠于“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项事业”——影剧艺术、“一个女人”——黄晨。

黄晨亦然。

这一切，融化着他们的骄傲和悲伤，有良知之魂，有救赎之心，有生生死死之殇，有相携相扶之慰。其实，不仅是爸妈，还有数以万计的爷爷奶奶伯伯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也是把灵魂奉于躯壳之上，一齐蹒跚踉跄地探寻疾走在艺术的阡陌之间。

如此，荦荦大端，才是“那时”！

所以，今世，会有那么多人，那么久了还崇尚着“那时”。

所以，我们倘若还不能使明天比今天变得更美好，但至少不能使今天比“那时”变得更糟糕——特别是我们的灵魂。

郑大里

2013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