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三亿人口，但民间持有的枪支却达两亿多，几乎人手一枪。孙昂编著的这本《美国枪支文化（一部用枪支写成的国家历史）》共七章，从美国近期较为轰动的若干枪击案入手，全面介绍枪支在美国历史各重要阶段（包括殖民、独立和西部开发）所起的重要作用；分析美国宪法、法律和法院判例对公民持枪权的确认和限制；研究枪支对美国政治选举的影响，特别是枪支作为大选议题和枪支院外集团对大选的介入；探讨枪支在少数族裔和亚文化圈中的特殊问题，如黑人、移民、妇女、儿童、偏远地区居民和都市贫困人口的枪支问题。

《美国枪支文化（一部用枪支写成的国家历史）》的内容提要如下：

500年前，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引入了第一支枪。今日，美国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数量前所未有的枪支。对于土著居民以外的美国人，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一部枪支史。殖民、独立、西进、废奴、种族迫害和争取种族平等，每一篇章都用枪支写就。千千万万美国人用枪支休闲，用枪支防身，也用枪支维权。没有任何其他器物比枪支更能体现美国文化、美国精神！

《美国枪支文化（一部用枪支写成的国家历史）》由孙昂编著。

前言

第一章 又闻校园枪声紧

第二章 枪支的前身后世

第三章 报警还是先开枪

第四章 信息时代的猎人

第五章 法里法外看枪支

第六章 不爱红装爱武装

第七章 跨越国界的枪支

后记

我的9年基础教育全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学到多少课堂知识。其实，对于中小学生，这并无多少遗憾，有几个孩子真的喜欢上课做作业？对于喜欢看书的孩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什么课外闲书可看，不过，有一小段时间是例外。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讲评《水浒传》，结果，举国上下，大凡识字的人一时间都在读《水浒传》。开卷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就把我吸引住了。

跳涧虎陈达率众喽啰到史家村打劫，九纹龙史进聚起庄客在村北路口山坡下与陈达交手。看到这一段，觉得世上最潇洒的事莫过于遭遇盗匪，能像史进那样，“轻舒猿臂，款扭狼腰，只一挟，把他轻轻摘离了嵌花鞍，款款揪住了线搭，只一丢，丢落地，叫庄客绑了。”沉迷之余也有遗憾：一是自己没有练就九纹龙这身武功，二是当今文明社会，就算遭遇盗匪，也无须自己动手，只要报警，警察就会收拾他们。

到美国工作后，了解到众多美国民众持枪自卫，颇为不解，早已不是《水浒传》的岁月了，西部牛仔也已成为历史，为何美国民众还要持枪自卫？美国警察是干什么吃的？

在华盛顿工作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警力充足，大街上不时有警车呼啸而过。在只有50多万居民的华盛顿市，有超过30个相互独立、没有隶属关系的警察机构。职权最广的是联邦调查局，负责全国刑事案件的侦查，首都是工作重点。其次是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管辖全市。还有许多负责某些重要部门安保的警察局，如国会山警察局、最高法院警察局、国务院外交安全局、国防部警察局、造币局警察局和政府印刷局警察局。美国有些专门警察局在中国也有相对应的机构，如铁路警察局，有些警察局则是美国特有的，如各大学下属的校园警察局以及公园警察局、博物馆警察局、动物园警察局和国家大教堂警察局，等等。当时我因工作关系和华盛顿警方有许多接触，熟悉后，有警官告诉我当地警界流行的一则段子：在华盛顿发生刑事案件，警方一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协商案件由哪个警察局负责处理。

有这么多警察局，按理民众不用再操心自身的安全问题，更无须自备枪支，武装自卫，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华伦、道格拉斯和塔丽娅费罗合住的公寓离白宫仅三四公里。1975年３月16日清晨，3位女士在睡梦中惊醒，听到两名男子从公寓后门破门而入（警方后来查明两名男子分别是肯特和毛斯）。他们先闯入二楼道格拉斯的房间，实施强暴。住在三楼的华伦听到道格拉斯的惨叫，立即打电话报警。接电话的警察请华伦保持镇静，保证立即派警察前往现场。报警3分钟后，附近街道的警察收到解救指示，3辆警车赶往犯罪现场。同一时刻，华伦和同居一室的塔丽娅费罗从房间窗户爬到邻居屋顶，等待警察解救。第一辆警车路过公寓后门，对破损的后门未加注意；从第二辆警车下来的警察，到前门敲门，见无人回应，随即离去；第三辆警车在公寓楼门外停留5分钟后也开走了。华伦和塔丽娅费罗见状，又从邻居屋顶爬回自己房间，再次听到道格拉斯的惨叫，于是再次报警，再次要求立即派人解救。接电话的警察再次保证立即派警察前往现场，但始终没有警察再来现场。华伦和塔丽娅费罗听到警察局的保证，误以为警察已经赶到犯罪现场，就下楼去招呼道格拉斯，结果被两名嫌犯用刀逼住。嫌犯将3位女士强行带往肯特住处。在那里，她们经历整整14个小时的噩梦，受到反复的强暴、殴打和其他难以言状的凌辱和虐待。

事后，华伦向华盛顿市法院起诉警方和市政府，认为警方失职，未能保护她们免受罪犯侵袭，要求警方和市政府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华伦败诉。上诉后，华盛顿市上诉法院仍判华伦败诉。判决认为，无论是警察还是政府都没有义务保护居民免受犯罪分子侵害，居民受到罪犯侵犯也无权要求警察和政府承担责任，除非原告和警察、政府之间存在特殊关系，而本案不存在这种特殊关系。

判决书进一步解释道：警务是政府向整个社会提供的一项服务，以维护平静、安全和秩序……政府只为全体公众这一整体提供警务，不向社会单个成员承担这项义务。为了证明判决有理，华盛顿市上诉法院引述了美国各法院此前做出的一系列判决。

1968年，首都发生骚乱，警方在部分地区只部署了少量警察，结果墨菲公司在骚乱中被捣毁。事后，墨菲公司起诉华盛顿市政府，认为警方未尽到保护之职，致使公司被毁。华盛顿市的联邦上诉法院b判墨菲公司败诉，认为警方没有法律义务保护墨菲公司，公司也无权要求赔偿。

住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亨得森在交付货物时曾遭犯罪分子袭击，作为防范，一次夜间去人迹罕至的某社区交付货物，他要求市警察局提供保护。警方承诺提供保护，但亨得森还是在交货时被罪犯开枪击中。他向法院起诉警方。法院判决认为，他和警方之间没有特殊关系，因此，警察局没有义务为他提供保护。

在玛森吉尔案中，原告指控警方失职，没有及时逮捕危险驾驶的罪犯。案发前，警察注意到两名年轻人从餐馆出来后超速驾车上路，并不时逆行。警车只是跟在后面，没有采取措施制止。结果年轻人的车与对面来车相撞，造成来车中5人死亡。亚里桑那州最高法院判决认为，警方逮捕危险驾驶者的义务是对公众承担的义务，而不是对这起事故中的死者个人承担的义务，据此驳回死者遗属要求警方赔偿的起诉。

美国是联邦制，许多法律制度由各州自行规定。根据美国两位大学教授斯坦吉和欧依斯特在2000年专著中的统计，在首都华盛顿和33个州，警察没有保护居民个人的法律义务。在这些州，如果居民报警后没有得到警察保护，根本就没有起诉警察的法律依据。在9个州，法院会受这类起诉警察的案件，但胜诉的几乎总是警察。只有在5个州，法院会受理这类案件，并有可能判警察败诉。在余下的4个州法院判决立场不一，难以归类。

按美国现有法律，只有存在特殊关系，警察才有义务保护特定的个人。这种“特殊关系”究竟指什么？

P87-90

2013年6月3日，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

托管理事会大厅举行《武器贸易条约》签字仪式，100多个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我当时任职的联合国安理会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专家组是联合国军备控制领域的观察员，我在专家组中分工负责在全球范围监测各国对基地组织的武器禁运，出于这层工作关系，我参加了签约仪式。

此前，2000年12月15日，联合国在意大利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市举行仪式，签署《<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枪支议定书》等法律文件，我作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也参加了签约仪式。

在10多年的时间跨度上，我以不同的身份参加了迄今与枪支直接有关的两项全球性法律文件的签约仪式，大概是先后参加过这两次签约仪式的唯一中国人。这层工作关系自然促使我关心枪支问题。

在这两项签约仪式之间，我因任职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联合国安理会反恐机构，在美国这个民间持枪占全球枪支总数近半的国家生活了近10年。这一期间，先后发生了震惊美国乃至世界的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枪击案（致32人死亡）和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致28人死亡）。这两次枪击现场距我当时的居住地都仅1小时车程。看着关于枪击案的报道，想到自己和家人身处一个民间持枪数亿支的国家，这种如影随身、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是远隔重洋在中国看新闻时难以体会的。

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次日，我重新翻阅了近年收集的关于美国枪支问题的资料，胸中涌起不吐不快的冲动，于是，打开电脑，从简要描述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开始，动笔写作关于美国枪支问题一书。

枪支是当今美国最热门的社会问题之一（其余两大热门社会问题是堕胎和同性婚姻），媒体报道铺天盖地，研究资料汗牛充栋。潜心研读海量材料后，发现要厘清这一问题并不容易。

按常理，研究美国的枪支问题可从相关法律制度和学术研究成果入手，但实际情况远较此复杂。同为美国人，对于枪支看法迥异。

国会参议员曼钦拍过一则政治广告，表示自己反对制定某项法案。广告中，这位议员没有发表反对法案的演说，而是举枪对准法案文本开了一枪，既表明反对这项法案的立场，也显示对枪支的喜爱。

哈佛大学公共医学系副主任普罗瑟罗·史密斯对枪支的态度与曼钦正相反。这位教授在《致命后果》一书中写道：“我对枪支的态度简洁明了，我痛恨枪支……如果让我说了算，那么，体育运动用枪必须登记，所有其他枪支一律禁止。”

面对美国的枪支问题，这两位立场鲜明的人物都表达了深深的困惑。曾有记者问曼钦参议员对枪支的立场，他不解地反问记者：“为什么有人会不持有枪支？”而普罗瑟罗·史密斯教授则在《致命后果》一书中迷茫地写道：“我无法想象为何有人会想到拥有一支枪。”

作为参议员，曼钦的主要工作是制定法律；作为研究枪支问题的名校教授，普罗瑟罗·史密斯的工作是解读这一社会现象。两人均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一部分美国人热爱枪支，另一部分美国人痛恨枪支。这表明，仅从法律和理论入手，难以完全理解美国的枪支问题。

要理解曼钦参议员和普罗瑟罗·史密斯教授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美国社会不同群体对枪支截然相反的态度，不能离开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家庭传统以及所处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换言之，要理解美国枪支问题，必须超越法律文本和研究著述，去体验美国人的生活环境。

在围绕枪支展开美国民众生活图景的同时，本书也叙述了我个人的一些相关经历。

关于个人经历与学识之间的关系，许多年前，我的杭州同乡章太炎曾说：“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一句话总结了他一生学识的渊源，也印证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

本书记叙的个人经历决非可有可无的花絮或铺垫，而是我看待美国枪支问题的视角。要体验美国人的生活特别是要体会他们的心理状态，最佳切入点就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个人经历是否会影响认识和评论的客观？

2013年3月，参议员波特曼宣布，自即日起，他放弃以往的反对立场，改为支持同性恋的结婚权利。这则消息立即为美国各大媒体所报道。

同性婚姻在美国不是新鲜话题，已有多个州制定法律，允许同性结婚。一名国会议员公开宣布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为何会引来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原因很简单，波特曼是一名共和党员。共和党主流观点反对同性结婚。波特曼本人此前也公开、坚决地反对同性结婚。他改变立场后，成为美国国会中唯一支持同性恋结婚的共和党参议员。

波特曼对同性婚姻态度的180度大拐弯，起因是他21岁的儿子韦尔日前出来，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波特曼对媒体表示，他不希望儿子是同性恋而被社会作为另类对待。对于自己立场的前后不一，波特曼说：“那时，我对同性婚姻的立场基于我的传统信仰，即婚姻是一男一女间的结合。获悉我儿子是同性恋促使我从另一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如此大幅度地改变立场使波特曼在美国政坛处境尴尬。为了妥善应对这一局面，他对媒体说，正就此事征询前副总统切尼的意见。共和党内位高权重者有多位，波特曼为何单单征询切尼的意见？正因为切尼的女儿玛丽是公开的同性恋。在共和党各政要中，切尼是直系亲属有同性恋的身份最高的一位。

共和党对美国社会三大争议问题：枪支、同性恋和堕胎的传统立场分别是支持持枪权、反对同性婚姻和反对堕胎。切尼在枪支和堕胎问题上都坚定地与共和党主流观点站在一起（下文还会谈到切尼的狩猎事迹），唯独在同性恋一事上，他反对歧视同性恋。这一情势甚至差点影响他竞选副总统。小布什竞选总统时，请切尼（曾任老布什总统的国防部长）出马担任副总统候选人。切尼毫不回避地对小布什说：“（我女儿）玛丽是同性恋……如果你对此有问题，那我就不是你的合适人选。”小布什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能明白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迪克（指切尼）当然爱自己的女儿，我感觉他是在探测我的容忍度。”

举出切尼和波特曼这两位美国政要的例子后，就比较容易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个人经历会否影响认识和评论的客观？我的看法是：正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视角各异，才使人类能够多角度、多侧面地认知我们眼前这五彩斑斓、复杂多变的大干世界。

本书将美国枪支文化看成是一部由枪支写成的国家历史。这并不是说本书将取编年史或大事本末等传统历史笔法，而是拟在历史背景下审视美国枪支文化。文化是历史的积淀。脱离了历史，文化就无从谈起。

意大利历史学家兼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曾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若此言不虚，那么，我们不妨从刚刚过去的2012年12月14日开始述说美国500年来的枪支历史。

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实际，但研究美国的枪支文化，问题有时在于受现实的影响太明显、太直接。本书的写作始于2012年12月14日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致28人死亡）次日。写作期间，美国又发生了多起枪击案，包括2013年9月16日海军办公楼枪击案（致12人死亡）。完稿前一日，2013年11月1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又发生枪击致安检人员伤亡案。可以说，整部书稿的写作，时时处在枪击案新闻的重重包围之中。在这种氛围下，如果要写美国的枪支文化，而不是美国重大枪击案的新闻综述，就既不能脱离枪击案新闻报道，也不能让这类新闻报道牵着走。

说不能脱离枪击案新闻报道，是因为这些新闻所报道的枪击案是美国枪支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从不同角度折射出美国枪支文化的深层次问题。说不能让枪击案新闻报道牵着走，是因为媒体的关注重点是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如西谚所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要真正了解美国的枪支文化，除了枪击案新闻，还须知道美国的政治、法律、社会、历史乃至民众的日常生活。否则，无法解释自1513年西班牙殖民军队将第一支枪带进美国，如何会历经500年，一步一步发展到今日美国私人手中的3亿余支枪。

现实生活不一定按严密的逻辑展开。本书涉及美国枪支问题的方方面面，许多信息如大珠小珠散落玉盘，导致本书文体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更近于散文。一些按散文章法亦难收入正文的有用信息，难以割舍之下，只好屈居脚注。对照散文“形散神不散”要求，希望所有信息最终能够拼成美国枪支文化的完整画面。

以第五章“法里法外看枪支”为例，按我7年法律科班教育和23年法律专业工作的背景，本可按传统法学论著的模式，写成美国枪支法律的综述和评析。目前的写法，也许在介绍法律条文时笔墨过于节俭，但以相当的篇幅，包括众多的脚注，展现了美国枪支法律的社会生态，力图使读者对美国枪支法律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多年前写《美国对外事务法律机制》一书时，我用的仍是传统法学论著的模式，按总论、分论、余论的逻辑顺序，归纳分析，层层展开。而本书的文体则是一种新的尝试，目的是在保持专业水准的同时，增加可读性和趣味性，使相关专业人士和任何对美国枪支文化感兴趣的读者，均可从中体会到阅读的快乐并有所收获。

本书写作期间，女儿若珈从高一升入高二，正一步一步走向社会，独立于父母。想到和女儿共同生活的岁月正一天一天接近尾声，作为父亲，既发自内心地为她高兴，依依不舍之情也常常使我难以专注于写作。感谢女儿继续允许我为写作这一费时费力的业余爱好，独自端坐书桌前，挥霍一些本该一同度过的光阴。本书的创意始于若珈2011年在纽约考高中。我写完《零距离看美国中学教育：从纽约中考到中国学生就读美国高中》一书后，对其中关于校园枪击案的一节，总觉得意犹未尽，但也不希望在一本以“纽约中考”为主题的书中，对校园枪击案花费过多篇幅，于是，有了这本专谈美国枪支问题的书稿。在这一意义上，本书的完成，首先要感谢女儿若珈。

夫人丽玉总是我的书稿的第一读者。从创意的初步酝酿，到完稿前的精心打磨，她的心血贯穿始终。她对什么可以写入书稿、什么过于敏感不便写入书稿的直觉，每每让我折服。我也常常惊讶和感激于她在最后一刻于最细微处为书稿挑出和改正的错漏，如将“己经”校改成“已经”。在这一过程中，她还要做一位为女儿树立模范的母亲、出色的妻子和称职的外交官。从不同角度参与书稿的完成，给她原本紧张繁忙的生活带来许许多多额外的压力和挑战。只有亲眼目睹，才能体会这些年这样坚持下来，是多么不易。衷心感谢她承受这些额外的压力和挑战，并继续鼓励我不要放弃业余写作这一爱好。历经近一年的写作，本书完稿之日，正值夫人生日。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我将这部书稿作为一件不同寻常的生日礼物，遥赠远在万里之外北京的丽玉。

最后，再次真诚感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特别是宋舒白编审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

2013年11月2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