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花厅里的亮相
戊戌大年初三(1898年1月24日)，京城里依然弥漫着一派浓烈的节日气氛。总理衙门的西花厅却无缘再享休闲的宁静，在这里，几个“大臣”与一个“小臣”正在进行着绝不轻松的问对论政。
在场的“大臣”为翁同稣、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张荫桓五人。虽说他们也是地位高下不等，权势轻重有差，但都是总理衙门大臣，起码官至部堂、疆吏，别说更有人充任军机，荣列相国，贵为帝傅。岁数上，长者早已年逾古稀，最小者也正当花甲。相比之下，不论是官职地位还是年齿。这个“小臣”之“小”，确乎名副其宴——他，康有为，中进士尚不满三载，授区区六品工部主事亦未实就，一介“游士”而已，年方四十有一(按当时通行虚岁计，下同)。那么，如此一位“小臣”，怎地和一班“大臣”坐到了一起谈论朝政国事?
别看康有为在朝臣中数小字辈，但对于方兴未艾的维新运动来说，堪称能呼风唤雨的大师。在维新之路上，他已经进行了多年求索，留下了一行清晰的足迹，一直连通到这眼下的西花厅里。
这个于咸丰八年(1858年)出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下一个士大夫家庭，自幼领受传统教育，博得“圣人为”绰号的士子，在二十多岁上有了游观香港、亲身接触资本主义文明的经历之后，开始着意探研西学，通过中西比较寻求救国强国之道，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利用在京第二次参加顺天乡试(第一次是在光绪八年即1882年)的机会，曾单骑出居庸关，至八达岭，登上万里长城，居高极望，大有“山河人民之感”，思及自中法战争以后，国势目蹙，若及时变法，或犹可支持，否则拖延下去，错过时机，再欲为之，势必无及，于是“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上皇帝书，向当政者发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呼吁。在当时大多朝士的心目中，像康有为这样一个无名鼠辈，竟然要上书皇上指论国政，简直是迷狂之至，对他极尽嘲讽攻讦之能事，哪里还愿意为之代递上书。倒也有几个想帮忙的臣工，但权能有限，再加上阴差阳错的一些不利之事的凑合，书并未能上达，还连累得考试成绩本不错的他此科名落孙山。康有为的心头自然充满了遗憾和悲愤，他赋诗抒怀：
沧海飞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
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
岂有汉廷思贾谊，拼教江夏杀祢衡。
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
显然，康有为也不失自负：他自觉得是突出于“诸山”的“高峰”。是怀才不遇遭受迫害的杰士，同时更是蓄志来日能救国济世的圣手。但无论如何，眼下他在京城里是百般窘困，没有一点儿用武之地了，只好回到南粤家乡谋图秣马厉兵。
他做不了“山大王”。他最得心应手的“兵器”是一管狼毫。与之相辅相助，还有他的一张利口。当然，指挥他这管笔和这张口的，是他那一刻也安顿不了并且最擅长异想天开的头脑。这些也许就是他的全部本钱?噢，也不要忽略，除此而外，康有为这时还具备了另一种无形资本，那就是他惊世骇俗的上书之举所造就的“名气”。尽管在“常人”的心目中，他所出的不过是“狂名”、“恶名”甚至“骂名”，但这也已足以使他显示出“非常”。非常之人自有非常之人的理解、敬慕和追随。于是，他的门下，水到渠成地逐渐聚合起一群志同道合的弟子。这就是康有为“羊城(广州)设馆”。更通常是说“万木草堂”讲学的由来。如果说其正式发端是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长兴里开馆为标志，那么在这前一年，即有了陈千秋和粱启超相继向康氏拜师从学的先导。
“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的确，康有为所开设的，决不是一所普通学馆，而是编织了一只造就维新人才的摇篮；康有为所充当的，也决不是一名仅在学事上解惑授业的教书先生，而更是在思想上引领蹊径的政治导师。日后的维新骨干中，不少人是出自这所不寻常的“草堂”。至于康有为这期间在弟子们协助下锻造成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当然要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者于光绪十七年问世，后者迟至光绪二十四年才刊出)：一则釜底抽薪般地把传统上奉为神圣的古文经典，一下子“考证”为“伪经”；一则把灵光熠熠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冷不丁改扮成了进化改制的鼻祖。这一破一立之间，玩了一个多么玄妙的政治魔术!而所凭借的，却是一副“学术”的道具。即使我们今天看来也该叹服，这位康先生真是一位借学言政的高手!
康有为又绝不惮于不失时机直截了当地亮政治牌。更为人熟知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所领导的“公车上书”，便是很典型的一局。此前光绪十九年(1893年)，康有为再次参加乡试获中举人，次年他与粱启超一起赴京会试(这次是慈禧太后六旬万寿恩科。此前梁启超已参加过会试未中)，双双落榜，来年再举(正科)之际，便有了“公车上书”事情的发生。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个创巨痛深而又空前惊醒的年头。严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噩耗，刺激一切有痛感、有良知的国人发出挽危救亡的呼号，而“公车上书”，便是这中间的最强音，同时也是最富理性的声音。由康有为用一昼两夜亲自拟成的洋洋洒洒一万四千余言的“书”稿，不只是对国难当头的哀痛和悲愤的宣泄，而且提出了一套变法维新的方案：一要“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要“迁都定天下之本”，三要“练兵强天下之势”，四要“变法成天下之治”。在他看来，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后一项则为最根本的“立国自强之策”。他又提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教民三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列出了若千具体措施。P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