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允许自己难过太久》的作者凯茜·苏丹，在美国华盛顿富有家庭里长大，有着十足的叛逆个性，为了爱情，毅然跑到时局动荡的中东，迎接她的是穿梭的子弹，轰隆的炮声以及断垣残壁。

战争的苦难无奈，她无力逃避。而她唯一能对抗的武器，就只剩下内心的平静和优雅，她坚持烹饪法国菜，喝土耳其咖啡，用一颗妻子和母亲的坚强的心，守护丈夫和两个孩子，努力维持家庭的秩序和常态。

在真实而恐慌的乱世，她让我们感同身受比恨更绝望的悲痛，而那些令所有人心痛得不能呼吸和怀抱希望的情节，向我们昭示了，人生太短暂，也有太多意外，沉溺在悲伤里止步不前毫无意义。

《我不允许自己难过太久》出版即震惊整个美国，荣获美国年度自传最佳图书奖，最畅销图书奖。

它是当今世界唯一一本从女性的角度，记录了中东的战争、阴谋、暗杀、宗教冲突下感人至深的故事的图书，让人潸然泪，它是《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的姐妹篇。

《我不允许自己难过太久》讲述的是一位妻子和母亲的故事，讲述她在难以形容的残酷内战中如何挣扎着维持秩序和常态。透过入侵的军队、短暂缓和的关系以及被撕毁的协议，她的故事所言说的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一种全家人要不惜一切地守在一起、平平安安的承诺。同时，这也是一部深刻的极具感染力之作，即使在最悲痛的情节里，却始终能让人看到希望。

序言 围裙上的弹孔 ·I

私奔 ·1

贝鲁特，我的恋人 ·21

内战的教训 ·29

多亏了亲人和朋友 ·59

我这辈子还能跳舞吗？ ·89

离开 ·107

回家 ·131

宠物、火箭弹和狙击手 ·157

人与鼠 ·181

希望幻灭 ·211

煎熬 ·233

后记 ·256

致谢 ·277

1966年4月14日，我与米歇尔举行了婚礼，在场的只有几位黎巴嫩朋友。那天的晚些时候，我给我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喜讯。他们知道我在跟米歇尔恋爱，因为圣诞节回家时，我开口闭口都是米歇尔。兴奋之下，我以为他们就算不会表达由衷的开心，起码也会显出几分热情。没想到我父亲只说了一句：“你们好歹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吧？”我自以为是地认为，对于我所接受的60年代所流行的那些观点，他也会赞同。当然，我希望他说：“太好了，我为你感到高兴，凯茜。”可我父亲不是那种人。我与一个男人私奔，并且未经他同意就嫁给那个男人，现在居然指望他因为这而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我父亲更会表达自己的感情的话，可能会把我大骂一顿。

几天后我又给家里打电话，这一次接电话的是我母亲。让我意外的是，她说：“哦，我很高兴你打来电话。”

我能听到我父亲在一旁喊道：“别忘了告诉凯茜……”

他们俩听起来一反常态。接着，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跟我的姐妹们打过电话，请求她们帮忙。她们中有谁出面帮我说了情，并让我父母对我的婚姻表现得积极一些。也许她让我父母坐了下来，跟他们解释说，希腊天主教徒跟他们这种天主教徒差别不大，这桩婚事对我来说很不错。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此我十分感激。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被介绍给米歇尔的部分家人。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弟弟雅克时的情景：他站在我们家门口，比我高出一截，黑眼睛里含着笑意。他鼻子很尖，体格健壮，就像某位古希腊的神。他走了进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闻了闻我正在做的饭菜，接着朝米歇尔眨眨眼，说：“没错，你们会很幸福的。瞧我带什么来了！”

他从背后拿出一瓶香槟酒，望着米歇尔，脱口说出一串我听不懂的法语。我喜欢那种声音，喜欢它在口里绕动的方式。我以前几乎没听过米歇尔说法语，现在他也叽里呱啦地说起来。突然，他们一同转向我。

“对不起，”米歇尔说，“我们应该说英语的，让你也能懂。”

“不，没关系。”我笑了起来，“我很喜欢它的声音，尽管我听不懂。”

“可我们在说你啊。”雅克开玩笑道，低下头来亲吻我的面颊。我正在想该怎么接话才合适，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我这两位兄弟太无礼了。”

在雅克身后，站着一位气质优雅的女人，她留着黑色的短发，穿着剪裁合身的套裙和高跟鞋。她抱着胳膊靠在墙上，笑吟吟地看着我。

“他们总是这样，”她说，“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跟他们一起生活。”

事实上，雅克和他最好的朋友乔·苏素将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深造，他们准备搬进来跟我们一起居住。

米歇尔的姐姐安德蕾走了进来，热情地亲吻我的两边面颊。“我会用英语跟你讲话，不过还会教你一点儿法语和阿拉伯语。那么，当这两个家伙使坏时，你就不会蒙在鼓里了。”

我们的小餐厅总是充满欢声笑语。我时刻备有食物以便可以随时端到桌上，哪怕只是切好的胡萝卜片或黄瓜片。我知道如果不这样的话，家里的三个男人就会像醉醺醺的酒鬼一般大呼小叫地要吃的。我常常假装对被他们呼来唤去很生气，但其实我并不介意。有时候，尽管下着大雪，朋友们还是会带着各种酒到来，偶尔还会带些食物，只需加热就行。就算要从头到尾准备一顿饭，对我来说也不是太费事。我会在厨房里品着一杯酒，并参与他们的聊天。

到我们家来的大多是黎巴嫩人，过了一段日子，我才明白他们彼此很不一样：有穆斯林，有亚美尼亚人，有希腊正教徒，有毛乎乎的胸脯上挂着大项链的马龙派天主教徒，还有米歇尔和他弟弟那样的希腊天主教徒。他们都各有职业，彼此开着玩笑，喜欢聚在一起。

有时候，开心的时光会演变成愤怒的争吵，而且总是用阿拉伯语。我觉得他们听上去就像是在恶斗。女人们会躲进厨房，围成一团，多数时候会因为他们的争吵感到好笑，而我却忐忑不安。接着，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争吵声戛然停止，又成了一片欢声笑语。

在米歇尔即将结束第二年的内科住院实习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如果说我们对即将做父母感到兴奋的话，那么我贝鲁特的公公就是欣喜若狂。他坚信我怀的是个男孩，将以他的名字命名，每隔几周，他就会寄钱来，让我们购买他孙子所需的任何东西。当我们没有让我公公的希望落空时，我才舒了一口气。1967年1月12日，我生下一个七磅六盎司重的健康男孩，取名为纳姆·米歇尔·苏丹。在阿拉伯语中，“纳姆”是“亲切、宽和”之意。

要等到一年多之后，我们才会移居黎巴嫩。米歇尔在波士顿完成培训后，我们将搬往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他将在那里的大学医院从事肠胃病学研究，度过在美国的最后一年时间。我又怀孕了，尽管我们很想在离开美国之前再要个孩子，但当时实在不是时候。米歇尔的研究将于1968年7月1日开始，而我的预产期紧随其后。那段日子特别忙，也特别紧张：我既要为三个男人操持家务，还要照顾孩子，并为所有人准备晚餐。

我父母对我们打算在米歇尔实习结束后移居黎巴嫩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每周都打来电话，想劝我不要去。与此同时，我外婆凯瑟琳则给了我一个惊喜，她自告奋勇地来到波士顿，帮我们为搬往麦迪逊做准备。我觉得她可能有某种秘而不宣的动机，因为她也不断地想劝阻我去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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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裙上的弹孔

叙利亚军队轰炸我们社区已经三天了。

轰炸停息后，我们返回公寓，发现窗玻璃像以往一样变得粉碎。我准备清扫碎玻璃，因此走进厨房去拿围裙和扫帚。我的紫红色长围裙衬有一层塑料布，挂在厨房门背后的挂钩上。我伸手去取时，注意到围裙的正中间有个洞眼。我将手指穿过洞眼，捅进橡木门上打烂的木屑里。一旁的地板上，有颗三英寸长的机关枪子弹，已经变形，很难看出原来的形状。在房间的另一头，我发现窗户的左侧一角有个圆形弹孔。子弹是打在厨房水槽前的白瓷砖上，再反弹回来穿过我的围裙和木门，然后落在我女儿的芭比娃娃厨房系列玩具旁。我做饭时，奈拉常常在那儿玩耍，身旁摆着她的锅碗瓢盆，一举一动学着我的模样。我儿子纳姆从我身边凑过去，捡起子弹，说：“归我收藏了！”我走到窗户旁，把食指伸进弹孔。在想象中，我能看到自己站在水槽边忙碌时，子弹射进我的后背，我能感觉到自己躺在厨房的地上动弹不得，呼吸艰难，我能听到亲人们的哭喊声在我身边渐渐模糊起来。

我丈夫伸手搂住我的腰，让我定了定神。他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我们有着同样的感受：这一次，我们又侥幸逃生。

但是，仍然没有谁提起离开的话。

如今，我住在威斯康星州的欧克莱尔，在这里，围裙安全地挂在挂钩上，也不大会发生子弹打烂厨房门窗的事情。我1983年回到美国，当时贝鲁特内战已进入第八个年头。尽管我开始喜欢上威斯康星州宁静祥和的乡村生活，但时隔二十二年之后，我仍然怀着迫切的心情期盼着每年一度的贝鲁特之旅，就像一个女人即将与自己俊朗迷人的恋人久别重逢一般。而且我从来不曾失望，我为那座城市的温暖拥抱而开心。我为自己走在大街上，观赏各种景色，聆听社区重建的各种声音而欣喜。我喜欢各种晚宴，以及与朋友们在装修一新的腓尼基酒店享受精美的午餐，大家一边品尝着丰盛的食物和当地的美酒，一边回顾一年来的种种趣闻逸事。我总是想搬回贝鲁特，与那些朋友们相伴到老。但是，在欧克莱尔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很难想象重返贝鲁特—一座其发展被十五年的战争所中断的城市—会是什么情形。

我心中的贝鲁特还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座繁华的都市，有高楼大厦、城市公园、古老的露天市场，还有九重葛和紫藤，以及两旁桉树挺立的林荫大道—那个地方已经不复存在。

离开贝鲁特让我深受打击。犹如心心相印的恋人一般，那座城市已经融入我的灵魂。当然，我所说的城市是指那里的人们、文化、历史以及黎巴嫩人和蔼可亲的处事方式。四十岁时，在一个我所热爱的地方生活了十四年之后，我被迫离开那里。经过这么多年，我的心脏仍然跟着那个生机勃勃、熙熙攘攘的贝鲁特的日常节奏而跳动。我对别人说我不由自主，但其实是我不愿放手。我仍然坚持说法语和阿拉伯语。我喜欢那些语言从我口里说出来时的声音。它们让我觉得自己还在那里与朋友们畅谈。每当我制作鹰嘴豆酱汁和茄子酱汁，品尝着鹰嘴豆的硬实和添加了芝麻酱、大蒜和柠檬的茄子的烟熏味时，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双脚仿佛依然牢牢扎根于那种饮食与文化（我称之为我自己的饮食与文化）之中。

战争之初，出于实际的考虑，我选择留下来战斗。我所谓的“战斗”是以家庭主妇的方式来战斗。作为家庭温暖的守护者，你是一家人的核心。当你的孩子们的卧室墙壁被炸弹炸塌一部分时，你是给他们宽慰的母亲；在你的丈夫一上午都忙着医治受伤的平民，并将残缺不全的遗体送往殡仪馆后，你是给他安抚的妻子。总而言之，你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的脉搏。你的职责数不胜数，没有止境。

你得对付缺水问题。三更半夜里，当水终于流出来时，你开始清洗全家人的衣服。你把大桶小桶都盛满水，好用来洗碗、浇灌花草、冲洗厕所。你想方设法应对每天的断电。当你准备晚餐时，孩子们借着厨房餐桌上的烛光来完成作业。你手里握着手电筒，走下八层楼的楼梯去遛狗。尽管你所在的街道通宵都在打仗，你还是早早地让孩子们穿好衣服，填饱肚子，以便及时赶上六点四十五分的校车。而当学校由于战争而关闭，有时一次要关好几个月时，你就请一位家教，让孩子们把心思花在有益的事情上。

你得储存白糖、面粉、大米和罐头食品。你把用来做饭的备用煤气罐存放在阳台上，并祈祷炸弹不要落在上面。走在街上时，你不再漫无目的地逛进蔬菜水果店和面包店，而是藏在掀翻的海运集装箱后，避开潜伏于屋顶的狙击手的视线。他不可避免地会打中什么人。某个上午，当你出门办事时，发现有位邻居躺在街上已经死去，子弹射中了她的头部。你穿上黑衣，参加又一场毫无意义的葬礼。你为家人的平安和坚持下去的勇气而不断祈祷。

你退回到厨房，做饭犹如服用镇静剂。多数日子里，你的餐桌旁坐满了热烈交谈的人们，这对提振心情，尤其是你的孩子们的心情很有好处。你尽力营造一种紧密团结、同舟共济的氛围。这有助于缓解恐惧、驱除绝望，因而是一种抵抗疗法。

你尽量让家里变得井井有条。国家领导人却没有你这种家庭主妇式的精力和专心。他们不能让街道保持清洁，不能投递邮件和清运垃圾。你可以在自己家中维持一种和平的气氛。你已经成为一位高明的协调员，常常被大家族的人请去调解劝和。国家领导人有责任使黎巴嫩这个大家庭保持和平。看到敌意升级时，他们没有办法阻止不同的政治派别演变成别有用心的民兵组织。可能是因为个人的贪欲或政治上的僵化，也可能是纯粹的无能，他们没能挽救这个老百姓交给他们来保护的国家。

战争爆发之前，我过着美满惬意的生活。人们把我当作黎巴嫩人来接纳和爱护。我住在漂亮的房子里，里面有各种罗马手工文物、波斯地毯和腓尼基双耳陶罐，我觉得这些东西与我的黎巴嫩生活密不可分。我有热情友好的朋友，我叫得出邻居们的名字，我丈夫的医疗诊所颇有名气，我的孩子们说着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长大。当你事事顺心时，就不会仅仅因为街头的机关枪交火而匆忙卷铺盖离开。起初，你对自己说战斗会停止，交战的双方会恢复理智。一旦自己的城市危在旦夕，他们怎能不恢复理智呢？你太天真了。你不知道，如果没有英明的领导人来消除各种引发人们不满的社会弊病，怨愤的情绪就会日积月累。

有人问我为什么留下，为什么没有采取明智之举返回美国，对此我只有一个答案：大多数人都会做出与我同样的选择。就算你所住的街道出现了一条大裂缝，就算发生了几次余震，你还是不会撤离震区。下一次余震过后，如果你的街道毁了，你会怎么办？依然坚守；你认识的所有人都在坚守。又譬如说你住在南佛罗里达。上帝凭着自己无穷的智慧，决定时不时地来一场扫荡。在飓风摧毁你的家园后，你会离开吗？不，你会重建。还有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两岸、遭受过两三次洪灾的人们，他们离开了吗？没有，因为他们热爱自己所生活的流域。

我们的决定不合常理吗？完全符合！说到底，我们毕竟是人。

米歇尔请他的前任老板一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大学医院任职的约翰-莫里西博士一帮忙找一份工作。第二天早上，莫里西博士去办公室时，发现桌上有一封史蒂夫·伊默尔曼的来信。伊默尔曼博士是威斯康星州欧克莱尔市一群独立内科医生的代言人，目前正在物色一名肠胃病专家。莫里西博士给他打了电话，说自己心中有一位特别的人选。

早在1977年，米歇尔就取得了威斯康星州的行医执照，因此可以马上开始工作。我没有觉得失望，因为我还记得威斯康星的井然有序，记得它的森林和自然之美，记得那干净的水和清新的空气。如果说除了贝鲁特之外还有什么令我向往之处，那就是这样一个宁静的地方。

尽管我们觉得他会出人头地，但谁也不能保证。最难的是米歇尔，到了四十七岁的年龄，还向当地银行借贷五万美金；他以前从未有过负债的经历。

纳姆没有与我们一起搬到欧克莱尔，而是留在波士顿学院中学读完最后一年。而奈拉则在欧克莱尔度过了两年极不快乐的时光。

对于被迫离开贝鲁特所造成的创伤，我们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件事情让米歇尔至今不能释怀，乃至于一提起来就会眼眶湿润，那就是无意中抛弃了滑头。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以及失去祖国、家园和朋友而带给他的所有痛苦，仿佛全都体现在不得不撇下滑头的无奈之中。

这一点因为维迪娅的来访而得到证明，那是在我们搬到欧克莱尔一周之后，她决定要来看望我们。尽管我们解释说还没有整理安顿就绪，不便接待她，她仍然坚持要来。

她住了六个星期。

维迪娅以为自己抵达时，会号角齐鸣，有红毯接待。我们不太热情的欢迎令我们开局不利。她显然决定要尽早出这口气。

米歇尔自然正全身心地忙于新工作，所以指望我来对付他那位任性的妈妈，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不亚于多年前倾听她从隔壁床上发出的如雷般的鼾声。其挑战在于，当她说出“既然你负责款待我，那我们今天打算干什么？”之类的话时，你都得听着。

在中西部的这个乡间小镇，连我自己也是初来乍到，所以要挖空心思才能筹划出一项让维迪娅满意的活动。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去购物，偶尔会去一家她不喜欢的餐馆吃饭，或者去看一场她看不懂的电影。

有位好心的叙利亚女人是我在欧克莱尔最先认识的人之一，有一天，她邀请我和我婆婆共进午餐。在与那位女士聊天时，维迪娅说她丈夫比她要好。我的新朋友听到这话很不悦，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了我。

“她甚至根本就不认识我丈夫！怎么能说出这么过分的话来！”

米歇尔听说这件事后感到十分懊恼，因为那女人的丈夫是帮他提供客户的最主要来源。

还有一次，维迪娅对那位朋友说，她在贝鲁特家中的宝贝被我打破了无数件，包括她的古董吊灯。长期的经验告诉我，当她感到无聊而想挑起事端时，尽量不要招惹她，尽管这样做并不容易。那天晚上，米歇尔回来后，坚持要在晚餐前稍稍休息而没有去与他妈妈聊天，于是维迪娅等到了自己期盼已久的时刻。

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当时坐在餐桌的一角，椅子正对着我，以便能够密切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并不断地建议我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尽管我新找的美发师五天前刚刚将她的头发染得乌黑，但她的脸庞周围已经开始重新露出白色的发根。米歇尔来到桌旁时，我正端上米饭沙拉和牛肉片。维迪娅已经取好食物，吃了起来。

“我有没有告诉你我们是怎么处理滑头的？”维迪娅转向米歇尔，问道。他摇了摇头。

“当我们得知你不会回去后，纳蒂姆马上就为它找了一位新主人。可不到一周，它又回来了，在我们家门口汪汪叫，我们这才知道它回来了。纳蒂姆一开门，它就冲了进来，跑向过道。”  “别说了，我再也不想听了！”米歇尔叫道，并从餐桌旁起身，走出了房间。

维迪娅大笑起来，并更大声地接着说，“它冲进你的卧室，藏到了你的床底下。”

……

1989年10月，黎巴嫩各派领导人同意签署一项民族和解宪章，也就是《塔伊夫协定》。叙利亚要求协定中明确写着：“叙利亚军队将驻扎整整两年，以帮助黎巴嫩政府扩大权威。”协定没有制定叙利亚撤军时间表，只是规定所有的撤军问题将由黎巴嫩和叙利亚两国政府在合适的时间共同商定。

经过二十九年的军事占领、大规模贪污腐败、政治控制以及无数暗杀事件之后，2005年3月，叙利亚军方正式从黎巴嫩撤军。然而，其臭名昭著的情报部门依然存在，并牢牢控制着局面，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另外，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拥有武装，真主党也一样，以色列人也继续占领着黎巴嫩南部的萨巴农场。

我常常想起躲避狙击手和找地方藏身的情景，想起围裙上的弹孔，想起从学校里救出孩子。在记忆中，我仍然能看到弱不禁风的奈拉，还有她的绝望。

我回想起我们被火箭弹击中的那次经历，回想起街头的那些尸体，回想起可怜的贝希尔。我想起那只惊恐的白鹳，想起我曾经那么消沉，几乎要放弃希望，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放弃，而是选择去享受生活，去享受它难以置信的激情与美好。

我和米歇尔以及我们的狗丘吉尔如今住在欧克莱尔市边界之外，周围有十四英亩的土地。我得承认自己多少是个浪漫主义者，我喜欢生活在来自贝鲁特的我最珍贵的物品之中，包括古罗马文物，波斯地毯，腓尼基双耳陶罐，还有我们的五百册法国漫画书一几年前，吉赛尔得以通过船运，把这些东西寄给了我们。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脏仍然随着一座不复存在的城市的节奏而跳动。在欧克莱尔，我也有可爱的朋友，我仍然喜欢为他们烹饪美食和举行宴会。多亏了新换的膝盖，我又可以跳舞了。欧克莱尔没有漂亮的夜总会，但我和米歇尔可以卷起地毯，放上唱片，假装又回到了复古酒店或“国王之洞”。

我每天中午仍然会小睡片刻，我仍然像黎巴嫩人一样说话，一会儿是英语，一会儿又不自觉地变成法语或阿拉伯语，取决于我想说什么或者哪种语言先到嘴边。我的心一片赤诚：忠诚于我的好丈夫米歇尔，忠诚于跟我一起经历战争并幸存下来的我的孩子们，忠诚于那个仍然处于危难之中的国家。我所入籍的国家，那个机能失调的昔日恋、人总是麻烦不断一谈起它我就滔滔不绝，恨不得让你发狂。最后，由于普遍高涨的民族主义和世界舆论的压力，叙利亚终于撤军。但炸弹又在爆炸，政治人物频频遇害，悲剧再一次重演！我不可能以自己来之不易的健全心智为赌注，再回到那里并留下来，我也终于接受这个现实。虽然接受起来有些悲哀，但总算可以承认这一点，让我还是体会到一种轻松之感。在终于彻底摆脱战争的阴影后，我的贝鲁特之心得以享受欧克莱尔的平静和安宁。

终于，终于，终于有了一本书探讨黎巴嫩的复杂问题，揭示其复杂的真相！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些抓人眼球的标语口号和媒体引用的所谓精言妙语。太棒了！

——美国中情局前官员 杰克·赖斯

苏丹对发生在黎巴嫩南部的事件进行了客观、准确的描述。作为一名在黎巴嫩南部度过了24年的联合国官员，我得说，她代表那个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发声的群体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前高级顾问 蒂默尔·格克塞尔

《我不允许自己难过太久》选取家庭这个平常的视角，讲述了战争的创伤。这部回忆录所呈现的，犹如在屏幕后移动的针孔照相机所摄下的画面，描写了一个扣人心弦的关于生存的故事——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一种全家人要不惜一切地守在一起、平平安安的承诺。如果想了解一个家庭在战火笼罩下的遭遇，这本书就不可不读。

——美国图书奖获奖作品《乌木群岛的女王》作者 科琳·麦克尔罗伊

凯茜·苏丹以心酸的笔调，描写了她自己在一个与我们很少人有关联的国家的生活，但她的故事却让我们所有人得以理解世界上的女人每天所做出的牺牲。她成功而震撼人心地揭示了战争给家庭带来的影响，让我们看到这类冲突给今天的世界所造成的影响。

——伊恩·格雷厄姆·利斯克 Scarletta出版社总编辑

作为一名与其他组织一起致力于禁止使用、销售和转让集束炸弹的人士，我赞赏凯茜·苏丹的努力，她探讨了那些致命武器对黎巴嫩平民——包括许多儿童——所造成的灾难，那些可恶的、没有爆炸的以色列集束炸弹至今还在使人丧命或致残。

——美国非政府组织黎巴嫩特别小组执行理事 乔治·科迪博士

战争时期，女人必须尝试难如登天的使命：在周遭的混乱之中，创造一个宁静的港湾。在这里，凯茜·苏丹怀着身为恋人的痛苦、身为妻子的惦念、身为母亲的一刻不停的忧虑，为我们讲述了黎巴嫩这个多元社会的崩裂。她的故事使我们对中东地区的零星“了解”变得连贯而鲜活起来。

——耶路撒冷坦图尔大公学院院长 大卫·伯勒尔

当媒体再一次关注贝鲁特的动乱之际，这部回忆录为中东地区持续不断的冲突以及对其具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美国政策错误提供了充分合理的解释。

——美国和平基金会主席 莎拉·哈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