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阿·奥勃鲁切夫编著的《荒漠寻宝》于半个世纪前问世，书中的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全书二十多万字，有插图五十多幅，图文并茂。读者从书中可以了解外国探险家如何到中国找寻和运走文物，俄国商入如何在中国新疆、蒙古进行商贸活动，以及清朝末年边塞的风土人情。书中以文字和图画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中国西部的自然风貌、罗布泊的神奇景观，喀拉和屯“死城”的奥秘和“风谷”变幻莫测的景象。阅览此书，犹如随书中人物从塔城出发到百年前的西域城乡直至甘肃敦煌、西藏拉萨做了一番探险旅游。从拉萨来信中还可以看到我国西藏地区昔日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地方政权和农奴制度下贫穷落后的面貌以及当地劳苦大众受剥削被愚弄的悲惨命运。

费·阿·奥勃鲁切夫是俄国的中亚探险家、地理学家，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助手。《荒漠寻宝》这是一部如同探险小说一样的著述，在文革前（1963年），出版过中文译本，是内部发行。《荒漠寻宝》的本次重新翻译出版，参照了俄文原版，补进了插图。

出版说明

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

中国边疆研究60年与西域探险考察

西域找宝人的独白(代序)

译者的话

结识寻宝人

深山寻觅藏金屋

老矿场的骇人一幕

喀拉和卓古城遗址的珍贵文物

魔鬼城探秘

寻访喀拉和屯死城

敦煌千佛寺院的宝藏

游历罗布淖尔和进人塔克拉玛干沙漠

风谷的最后之旅和洛布森赴拉萨朝觐

洛布森进藏和从拉萨返回途中的来信

编译说明

“没有，他没有回来。冬天他同朝山敬香的人在一起时给我来过一封书信，他决定在库伦再呆一年，他正在为我们领事翻译藏文书籍。”

“那你还能从本地阅历丰富的人当中推荐谁给教授当向导和翻译呢？”

库库什金沉吟片刻说：“噢，这个鞑靼人穆辛就行，他在我们山里走过好多趟。他在一家俄中公司搞承包，给他们矿井运送煤炭、木柴和面粉。”

“他通晓语言的情况如何？”

“柯尔克孜话能表达清楚。是的，他是不懂蒙语，不过我们山里住的多半是柯尔克孜人。”

“我已经派他帮教授购马匹去了。那您能不能给教授讲讲您所了解的有关本地矿藏，如金、煤和沥青矿的情况，以及关于古城的情况。他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

“很乐意，我尽力而为。学者先生，请您晚间到我这里来，我准备一份材料，还要给您看我亲手绘制的地图。到这些地方去的道路穆辛全都知道。”

博科夫同库库什金又聊了一阵他们冬牧场和果园的情况，然后我们告辞回到了领事馆。当晚，我再次去寻宝人那里，获得一份他所知的金、煤和沥青矿的清单，甚至还有对这些矿藏的评估，我觉得它与实际相去甚远。他也把自己的地图拿给我看了，他在图上把群山纵向排列按中国技法画成一个紧挨一个的圆锥体。道路、矿山它都画出来了，可是没有比例尺，沿着道路用俄里标明大致的距离。他应允将地图借给我，明早归还。我抓紧把图复制了，地图作为清单的附件对判定方向是有帮助的。

领事在我们后来因事会晤和共进午餐时向我讲述了库库什金的身世。

福玛·卡皮托诺维奇是阿尔泰出生的人。他父亲因涉嫌十月党人案件被流放到那里，由于不是要犯，不曾被放逐到湟尔琴斯克边区服劳役。他在风景如画的布赫塔尔马河谷安了家，娶一位蒙古族的土尔扈特女子为妻，由此他的儿子便继承了蒙古人的面貌特征和语言知识。父亲在那里开办了养蜂场和养鹿场，从事这项营生有许多闲暇时间进行阅读和思考。他给自己唯一的儿子以良好的教育，教他养成了读书的习惯，阅览自然科学和旅游方面的图书。男孩儿协助父亲劳作，照看蜂群和鹿群。秋天，他伴随父亲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去，在额尔齐斯河沿岸一带销售蜂蜜和鹿角。他过惯了漂泊无定的生活，学会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父亲过世那年，福玛大约二十岁，他母亲卖掉了养蜂场和养鹿场，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玛尔卡湖畔的故乡，重新过起在农村一直难以忘怀的游牧生活。

福玛在乌斯季卡缅戈尔斯克一个商人那里找到了一份当伙计的差事。那商人在蒙古做布匹生意，福玛成了商人的帮手，他对到处奔波已经习以为常。当春秋两季他在店铺里坐柜台的日子里，他有不少空闲时间继续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他与商人通信，汇报经营状况。过了几年，他迁居到塔城。在领事馆与蒙古和中国的商务活动中充当翻译。

“因此，我很了解他。”博科夫领事说，“他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他从我这里借阅报章杂志，他到塞米巴拉金斯克提货时在那里买书，有时还到莫斯科订购图书。他在山里的老矿挖到一些金子，那是回民起义期间遗弃在那里的。他给自己盖了一栋小屋，就是您见到的那栋。他在一个年轻的蒙古人帮助之下把商品分别送往各个蒙古乌卢斯和寺院。那个蒙古人年幼时父亲送他到佛教寺庙的喇嘛处去学习，他是从寺庙里逃跑出来的。福玛培养他，甚至还教他讲俄语。他俩已经一道旅行过好多次，其间他们也在古城废墟上寻找过各式各样的珍宝。我协助福玛将他捡拾到的文物送到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博物馆，这样他便成了佛教文物古迹和中国一般古迹的行家。”

数日之后，我备好行装，从塔城出发往南到山里去，7月从那里返回再越过北部的山区奔赴斋桑，在那里结束了这次考察，没有再到塔城去。那一年的考察几乎没有涉足库库什金清单和地图所描述的那一部分准噶尔地区。

1906年初春，我再次来到塔城以继续进行考察工作，这一次是考察库库什金地图所画的那一部分山区。我向领事询问库库什金的近况。

“库库什金今年春天去世了。”博科夫说，“去世前他叫我去，交给我厚厚一大本记述他旅游经历的笔记簿。晚年他一面追忆往事，一面时刻不停地记录。”

“您把这本笔记拿去吧。老人对我说妻子不识俄文，笔记本放在她手里会丢失的。或许，您会在其中发现感兴趣的东西，整理之后，把福玛如何在亚洲戈壁荒漠寻宝的故事刊布于世。要知道，在亚洲腹地我比普尔热瓦尔斯基将军走过的地方更多，虽说我不曾到过西藏的首府拉萨，普尔热瓦尔斯基也未能获准前去那里。而我运出去各种各样的宝物之多，这您是一清二楚的。”

库库什金的笔记令我颇感兴趣，我从领事那里借来，从头到尾翻阅一遍，认为经过一番文学加工之后可以发表。它包含有关于广袤亚洲内陆各地的自然和人们，以及寻宝人奇遇的丰富资料。

他在回忆自己二十年的旅行经历和见闻时，可能有所渲染，也可能有添枝加叶之处。

我把自己对库库什金笔记的看法对博科夫讲了。P004－008

西域找宝人的独白

（代序）

俄国学者弗拉基米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奥勃鲁切夫（1863～1956），是著名的地质与地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苏联百科辞典》（时代出版社1958年2月中文版）一书，曾这样为他定位：

苏联卓越的地质学家、地理学家、科学院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两次荣获斯大林奖金。以研究西伯利亚和中亚而闻名。奥勃鲁切夫在金属矿床的地质学、构造地质学、第四纪沉积、地貌学、地理学等方面的著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写有西伯利亚研究史巨著和许多科学通俗丛书、教科书等。五次荣获列宁勋章。

《苏联百科辞典》先后出版于1953年9月至1955年3月，那时苏联经历了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对奥勃鲁切夫所作的介绍，可以说是苏联官方的正式评价。

奥勃鲁切夫出道极早，学术经历跨越了沙俄与苏俄两个历史时期，1894年，就组建了一支探险队从新疆的东部天山，前往新疆、甘肃、青海交界处进行考察。在一年之后，1895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才从俄领中亚的奥什出发，进入新疆，开始自己首次探险考察。

应该提到的是，20世纪19世纪后期欧洲地理学界的“罗布泊位置之争”过程，奥勃鲁切夫是唯一的支持李希霍芬一斯文·赫定观点的俄国学者。可以说，那时的俄国中亚探险家，无人不受到普尔热瓦尔斯基影响，奥勃鲁切夫也不例外，但他以自己的探险考察经历为依托，认为罗布泊的位置变迁，是受到区域气候影响而出现的。1894年，奥勃鲁切夫第一次在中国西部探险，收获之巨使他足以受用终生。他的探险路线是沿恰克图到北京，再横贯中国西北的山区与荒漠戈壁，最终取道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返回俄国。

由于此行，他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穿越了甘肃、青海、新疆交界处的安南坝的探险家。在越过额济纳河之后，他经马鬃山“黑戈壁”，进入了巴丹吉林沙漠，当时的探险家们曾认为这是内陆亚洲“最可怖”的“死亡沙漠”。而奥勃鲁切夫仅由一名哥萨克陪同，走完了全程。长达9400英里的地质考察，奠定了奥勃鲁切夫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为了奖励他的工作，年轻的奥勃鲁切夫获得了年度的“普尔热瓦热斯基奖”，奖金600卢布。此行，是他中亚探险的起点。这一年，他刚刚29岁。

1905年，42岁的奥勃鲁切夫带领两个儿子与两个学生，在新疆北部作了实地考察。考察时间，新疆塔城（塔尔巴哈台）是奥勃鲁切夫的支撑点。

1917年“十月革命”，奥勃鲁切夫留在俄罗斯。苏联时期，奥勃鲁切夫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五次获得列宁勋章。  晚年，奥勃鲁切夫写出了通俗探险游记《荒漠寻宝》（书名直译是《中央亚细亚的荒漠》），在临终前一年，他第三次修订了《荒漠寻宝》。那时，奥勃鲁切夫达到九十高龄，在中亚从事实地考察已经长达六十年之久。可以说，在19世纪以来的外国探险家之中，他是年寿最高的一人，中亚始终是他的关注目标，直到临终。

以“十月革命”为分水岭，奥勃鲁切夫从中国西部探险家的身份淡出，而据有苏联首席中亚地质地理学家的位置。

如果可以横向比较的话，奥勃鲁切夫与斯文·赫定有许多一致性：都是以地质、地理的调查为出发点，以自己的探险实践，成为“荒漠独行”者，而且都是在即将三十岁时，走进了陌生的西部沙漠戈壁（1895年，赫定开始了首次塔里木探险）。作为科学家，奥勃鲁切夫的成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为探险家，他的感受得自实地考察，因之不会因为时间逝去而为人们淡忘。与斯文·赫定有所不同的是，他不以自己的探险记出名。他在1896年出版了探险记《中国归来》，1894年的《俄国地理学会导刊》上就曾发布了奥勃鲁切夫的旅行报告，这时，他本人还在旅途之中。人们不是因为他的探险记了解他的成就的，而是通过他对矿物学等学科的贡献认可了探险家奥勃鲁切夫。在苏联时期，做一个纯粹的科学家需要牺牲一些东西，但通过他的最后的探险记《荒漠寻宝》，我们认识的还是那个带着儿子、学生走上荒野的人。他没有走回头路，他也没有停滞不前。

——这就是《荒漠寻宝》的独特价值。

在20世纪前期，特别是苏俄时期，中亚问题有一定的敏感性，也许这就是奥勃鲁切夫没有致力于通过探险报告形成个人风格的原因。作为一个特例，在中亚探险家写的探险纪实之中，《荒漠寻宝》不是以探险家为主人公，而是虚拟了一个职业“找宝人”，全书借他（出生在阿尔泰的古库什金）的自述，展开了开广阔视野。全书从第二章开始，就是古库什金的一本找宝过程的札记。

这种选择，也许与是苏俄时期的政治氛围有关。不管怎么说，《荒漠寻宝》写到的一切，都出自奥勃鲁切夫的实地见闻。因此，它的价值难以替代。

在《荒漠寻宝》一书中，奥勃鲁切夫以重要篇幅正面写到了那个著名的“丝路罗宾汉”——黑喇嘛。两次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奥勃鲁切夫笔下，苏联革命的公敌黑喇嘛，竟是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

“十月革命”之后，外蒙古的政治难民丹毕加参不请自来，在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之间的广袤的无人定居区——马鬃山黑戈壁，占山为王。来到黑戈壁，丹毕加参有了广为人知的别名“黑喇嘛”或“假喇嘛”。他在著名的丝路甘泉“公婆泉”一侧，建立了易守难攻的坚固要塞（“碉堡山”），追随者一度多达数百顶帐篷，自成一旗，在马鬃山丘陵间，成了一支谁也不敢忽视的力量。但仅仅几年，从1918年底到1924年初，几乎成了黑戈壁代名词的黑喇嘛突然销声匿迹，谁也说不清他究竟是干吗来的，最终又到哪儿去了。各种传说不胫而走。当然，最终俄罗斯与蒙古国解密的秘密档案证实：黑喇嘛死于一次“克格勃”与蒙古国特工精心策划的越境追杀，他的遗体当时就失去踪迹，只有头颅，目前仍然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东方学博物馆。

20世纪前期的中国西部探险家，比如欧文·拉铁摩尔、斯文·赫定、沃尔克·贝格曼、亨宁·哈士纶、埃里克·诺林等，在路经黑戈壁时，都曾前往没有了黑喇嘛的马鬃山要塞探访遗迹。《丝绸之路》、《蒙古的人和神》、《通向新疆的戈壁沙漠之路》等探险名著之中，黑喇嘛、碉堡山都占据了重要篇幅。但是直接写到黑喇嘛其人与他的固若金汤的要塞的，只有奥勃鲁切夫的《荒漠寻宝》。而且奥勃鲁切夫笔下的主人公（职业“找宝人”）是以黑喇嘛的追随者出现。

最初读到《荒漠寻宝》，我为主人公的经历、视角感到惊奇，同时也感到其中有想像成分。有一段时间，我拿不准该在多大的程度上相信书中所写的关于黑喇嘛的内容。

从2003年开始，我多次探访马鬃山的黑喇嘛要塞碉堡山。我曾手持《荒漠寻宝》在碉堡山踏勘遗迹，我的结论是：《荒漠寻宝》的有关段落（比如碉堡山内部的联络系统、布防格局，甚至黑喇嘛的卧室规模），是出自目击者的实地观察。这样处理黑喇嘛与碉堡山，奥勃鲁切夫假托“找宝人”口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荒漠寻宝》一书，也写到了黑喇嘛的结局：

主人公从额济纳黑城（“喀喇浩特”）返回塔城，又路经了黑戈壁。他专程到马鬃山的要塞探望，因为离去时，黑喇嘛请他们在额济纳河的农区为自己买一些粮食，粮食就驮在骆驼背上。黑喇嘛还索要可供解闷的书籍，书籍也从黑城的文物之中找到了。

敲开了要塞的门，一个蒙古族老人告诉他们：前不久黑喇嘛抢劫了一个商队，得到大笔银子，就遣散了部众，带了4个伙伴到北京去解救亲人了。这里的骆驼、绵羊、山羊，都是黑喇嘛留下的。显然他认为自己迟早还得回到黑戈壁。继续做绿林好汉。

主人公听老人说完，留下粮食，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离去了。黑戈壁曲终人散。当然，这个结局是出于掩饰之词。

按说像奥勃鲁切夫这样档次的学者，写的又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地方，应该不会远离真实。可在黑喇嘛（丹毕加参）成为革命的死敌的苏俄时期，这样同情他，确实费解。有关黑喇嘛与黑戈壁的文献都证实，碉堡山是从内部攻破的——黑喇嘛的亲信中有对方潜伏的人员。而奥勃鲁切夫本人始终站在黑喇嘛立场之上。写作《荒漠寻宝》时，因为年龄，奥勃鲁切夫已经退出了探险实践。黑戈壁、黑喇嘛、碉堡山，都是他对生动曲折、充满危险的探险经历的追忆。

2007年中秋，我重返黑戈壁，再次寻访黑喇嘛的遗迹。在与黑戈壁相邻的新疆境内，我们发现了一个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军事要塞，那是黑喇嘛的对头——新疆督军杨增新为防止黑喇嘛将战乱引入新疆，在1919年初秘密修建的军事防线与战略警备区。这个要塞距离碉堡山只有几十公里，在一马平川的荒漠之上，这个距离等于近在比邻。就我所见而言，杨增新要塞是至今中国西北所存在的最壮观、最完整的军事设施。面对奇迹般的要塞，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在八九十年间那样长的时期，居然没有任何人提道它的存在。在天山脚下杨增新建这个要塞很难，人工、建材、技术力量等等所需要的一切都非当地所有。但是更难的是将它始终掩藏在群山环绕中。因为，只要这个要塞存在，实际就等于为他的对手黑喇嘛的追随者保存了记忆中的空间。

联想到奥勃鲁切夫笔下的黑喇嘛，我恍然大悟，在《荒漠寻宝》之中，奥勃鲁切夫想混淆真实存在与虚幻想象之间的差别。使信从者确信，黑喇嘛一定会回来。让抱有敌意的人认为，黑喇嘛从来就不是真实的存在。奥勃鲁切夫从未明言的是：在漫长的探险生涯中，在进出内陆亚洲探索秘境过程，他与黑喇嘛本人有更密切、更实质性的联系。

在《荒漠寻宝》一书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内容还有关于发掘黑城——喀喇浩特、关于在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城的找宝、在敦煌石窟寺的经历等等段落。最终，以“找宝人”洛布森前往西藏拉萨，朝拜布达拉宫作结。西域探险史的一个典故则是：俄国中亚探险之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历次探险队，都是为了抵达拉萨组建的，可是直到他去世于中俄边境的小城喀喇库勒，从来未能达到这个目的。而《荒漠寻宝》的主人公与执笔人，就是在布达拉宫之前的虔诚信徒的行列之中，重合为同一个人了。

喀喇浩特经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发掘，攫获了惊人的文献与文物，几乎是西夏历史的“档案馆”。与科兹洛夫的探险记《死城之旅》对照阅读，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印象：奥勃鲁切夫笔下的西部，是19～20世纪之交的场景。其中有怀念、悔恨、遗憾、激动，最重要的是包含着这一切一去绝不会重演的无可奈何。——写作这本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宣告了“找宝人”在中国西部进出纵横的时代结束了，并且一去永不复返。

作为后人，读过《荒漠寻宝》你可以从中受益，也可以为之愤慨。不管怎么说，它是历史的实录。

作为西部“找宝人”的自述，《荒漠寻宝》成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记实。通过奥勃鲁切夫穿行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文字，我们对于西部失落的古代文明的再发现过程之中所得到的、失去的，应该铭记的、不能忽略的，就可以有了亲临其境的、触手可及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