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生，做过知青、文化馆员、记者，已出版《鲁迅忧思录》《走不出的门》《文人的左与右》《张中行别传》《鲁迅藏画录》《混血的时代》等近二十部著作，洞察深邃，文字醇雅，是当代中国杰出的学者、批评家。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为孙郁先生研究著名作家汪曾祺的专著，以传记形式呈现，又区别于普通意义上的传记。

《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为孙郁先生研究著名作家汪曾祺的专著，以传记形式呈现，又区别于普通意义上的传记。《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作者以传主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为经，以时代背景、同时代的作家及传主的师友为纬，从现实和精神层面深入剖析了汪曾祺的创作观和文学价值。作者为文有学者的严谨，分析细致深入，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同时，避免了学院文章的枯燥、单调，有很强的感染力。

一 一个儒者

二 在昆明

三 爱的文学

四 诗人教授

五 拍曲

六 浦江清

七 朱德熙

八 文道

九 李健吾

一○ 黄裳

十一 午门上

十二 大众之音

十三 老舍先生

十四 安之若命

十五 样板戏

十六 革命话语

一七 乡土气

一八 废名

一九 人间世

二○ 梨园内

二一 文人画

二一 贾平凹

二三 林斤澜

二四 各自的路

二五 杂学

二六 美国之行

二七 聊斋新义

二八 狂放之舞

二九 食与色

三○ 墨痘内

三一 张爱玲的眼光

后记

我认识汪曾棋先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那时候做记者，有一年春节，文艺部搞联欢，把汪先生与陈建功、刘恒等人请来。我与汪先生是邻居，那次上他家送请柬才开始与之交往。其后，偶有信件和电话联系，直到他去世，时间不长，只有五年。

他去世的消息是我在报社连夜发出去的。那次经历给我深深的刺激，因为此前不久我们还见过面，谈了些趣事。他还帮助一个退休的女作者，为其文约来几篇评论文字，发在我编的版上。我很感动于他的悲悯之情，以及他对人的爱怜态度。只能用“真”来形容这个人，老一代的温暖感，在他那里都有一些，可谓古风吧。那时候经常接触一些傲气十足的作家，我得到的只是一些失望感。可是汪先生完全是别样的，在我看来，他是灰蒙蒙天底下一湾清泉，走到哪里，晦气就消失了。

当时文坛吸引我的只有张中行、孙犁和汪曾祺三人。孙先生无缘见面，汪先生和张先生给我的印象之深，则是永难忘记的。那时候人们说汪曾棋是个士大夫式的人物，我却在他那里感到了一丝孤独，是从他内心流露的孤独。我们谈天的时候随意而快慰，我感觉自己在这个老人面前很放松。他身上有着迷人的东西在流溢着，声音、神态都像林风眠的绘画一样透着东方的静谧，对时弊的不时讥讽，都自然无伪，很有趣的。

他的住所在晚年变动了两次。第一次是搬到蒲黄榆，我那时就住在附近；后来搬到虎坊桥，与邵燕祥先生很近，我也多次去过。他家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没有奢华的装潢，也见不到大量的藏书，可是很有味道。汪先生对来客很热情，从没有拒人千里的感觉。我见到他像和自己的父辈一样随意，觉得这是个很值得信任的人。直到我为他逝世十周年举办展览的时候，内心依然保留着对他的那份眷恋和敬意。我觉得他对汉语的贡献，是我们这些后来者难以达到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如果没有汪曾祺的存在，将大为逊色。我在他那里读出了废名、沈从文以来的文学传统。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那时候的青年喜欢创新，可是他们的文体都有些生硬，让人觉得不那么自在。汪先生的作品不是这样，一读就觉出很中国的样子，而且那么成熟，简直是我们躯体的一部分。我也正是通过他的小说，发现了现代以来文化遗失部分的复苏。

汪曾棋的人缘好，像他的文字一样被许多人喜爱。他好像没有等级观念，与人相处很随和。他的身上有种温润的东西，我们从中能呼吸到南国的柔风。沈从文的清秀、废名的古朴，在他那里都有些。重要的是他的文字后面有着欧美文学的悲凉的况味，这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较之于他的文学前辈，他似乎更好地处理了文学个人化问题。当人们还在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时，他无声地回答了诸多的难题。而且，就精神的色彩而言，他总要比别人多一些什么。  关于汪曾棋的生平，已经有多部作品介绍，研究者日见其多。我一直喜欢他的自述。在《自报家门》中，他写道：

我是一九二○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中国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日。到现在还是这样。到了这天，家家吃“元宵”，南北皆然。沾了这个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记。

我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房屋、家具、习俗，都很旧。整所住宅，只有一处叫做“花厅”的三大间是明亮的，因为朝南的一溜大窗户是安玻璃的。其余的屋子的窗格上都糊的是白纸。一直到我读高中时，晚上有的屋里点的还是豆油灯。这在全城(除了乡下)大概找不出几家。

汪曾棋谈到自己的家谱多少还是有些自豪的。他的爷爷是清末的“拔贡”，自然有文墨；父亲则是地方的文人，琴棋书画都会一些，士大夫的喜好也带在身上。他很有感情地说：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多才多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他还练过中国的武术。他有一问画室，为了用色准确，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后半生不常作画，以“懒”出名。他的画室里堆积了很多求画人送来的宣纸，上面都贴了一个红签：“敬求法绘，赐呼×x”。我的继母有时提醒：“这几张纸，你该给人家画画了”，父亲看看红签，说“这人已经死了。”每逢春秋佳日，天气睛和，他就打开画室作画。我非常喜欢站在旁边看他画，对着宣纸端详半天。先用笔杆的一头或大拇指指甲在纸上划几道，决定布局，然后画花头、枝干、布叶、勾筋。画成了，再看看，收拾一遍，题字，盖章，用摁钉钉在板壁上，再反复看看。他年轻时曾画过工笔的菊花。能辨别、表现很多菊花品种。因为他是阴历九月生的，在中国，习惯把九月叫做菊月，所以对菊花特别有感情。后来就放笔作写意花卉了。他的画，照我看是很有功力的。可惜局处在一个小县城里，未能浪游万里，多睹大家真迹。又未曾学诗，题识多用成旬，只成“一方之士”，声名传得不远。很可惜j他学过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都会。P3-5

我在教书之余，陆续用了两年时间写作此书，总算告一段落了。编出目录后，才发现与预期的样子有别，然而，生出来的孩子也只能如此。这本书，是对自己年轻时期的记忆的一次回溯，自然也有内心的寄托在。但要说有什么意义，却有些茫然，自己也理不清的。我只是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黄裳、黄永玉、赵树理、老舍、邵燕祥、林斤澜、贾平凹、张爱玲……在革命的时代，他们有着挫折的体验，不都那么冲动，还有士大夫的遗传在。这些文人数目不多，在五十年代已经溃不成军，但其余绪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大概和他们的存在大有关系。

现代以来的革命，自然有必然的逻辑，是社会矛盾与历史合力的结果。看秦汉以来的历史，我们似乎摆脱不了这样的巨变，那也是潮流所致。但回望那个血色的年代，我个人的经历中快乐殊少，总是蒙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所以现在有谁歌颂“大跃进”与“文革”，我的内心总是不舒服的，那是因为自己做过奴隶。如果那样的革命是对的，我以为还是拒绝为好。它和李大钊、鲁迅那代人理解的革命殊远，也是对先贤的背叛。无奈，我们就是从这样的背叛先贤的时代走过来的。

我感到幸运的是，在革命起伏不定的青年时代，结识了几个老人。他们在没有暖意的地方，给世间留下了温情。我见过许多“革命者”的面孔，一个个都很无趣，在那些人世的隐者那里，却见到了美丽的性灵，神异地闪现在灰色的天幕上，给无聊的寒夜些许明快之色，才使我知道思想还可以那样开始，诗意的表达原来能够那样进行。那是怎样的有趣，我的冻僵的心似乎蠕活了。也恰是那样的遇合，有了我人生的变化。我知道了应做什么，不做什么。虽然已晚，而望道无先后，其乐是一样的。

不错，士大夫有士大夫的问题。汪曾棋那代人，比起鲁迅那代知识分子有退化的一面，比如中庸，比如不可避免的奴性等等。在那样严酷的时代，我们也不必苛求前人。在我看来，几千年来的中国，有一个士的传统，这个传统被各类革命基本荡涤后，优劣俱损，连闪光的一面也难见了。倘能还有六朝的清峻、唐人的放达与宋明的幽婉，也是好的吧？我幼时受到的教育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居多，那是一种偏执。现在已经没有前人那样俊美的神采了，因为已经读不懂古人，对历史也知之甚少。

写这本书，是一次补课，许多陌生的资料给我诸多的提示。历史离我们并不远，而有许多存在要理解起来却很难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老北大的氛围，失去了西南联大的语境，失去了与古人对话的通道。这些也许只有靠年轻人的重新启动才能解决。那么我的劳作，不过是多种尝试中的一种，也算一种微弱的过渡，后继的人当会做得更好。  现在学界的争论很多，派别林立，是不可免的生态。在我看来，无论左与右，都失去丁暧意的叙述，缺乏智性的文本，青年人是不会亲近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张中行、汪曾祺的文章还在被不断地阅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有人性的温度。就审美而言，他们把传统的与域外现代的艺术结合得较好，或者说是融会贯通了。当代的作家，有此功夫的不多，汪曾祺等人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我沉人此中，不过是寻梦，以填补自己多年无聊的心境而已。

书在，已无须多言了。只是还想听听读者的意见，哪怕是相反的声音，也是好的。出版作品，不都是荣耀，更多的是暴露自己的原态，温吞与褊狭，固执和短视，都藏在字里行间，巧饰是骗不了人的。如果因此而受到批评，知道自己的盲点，摆脱晦气，也是重新自省的机会。那么，我会更加感激。

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