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集》分“文字因缘”“书香感怀”“媒体变迁”“海外风情”“神州剪影”“生活撷英”“历史记忆”七篇，共收入缅怀、记事、风情、赏析等作品约90篇。作者谢明清、宋昌琴真切的情感，优美的笔触，似清流激湍，感人肺腑，如惠风和畅，娓娓道来，涉及丁玲、赵树理、韦君宜、王蒙、刘心武、海岩等20多位作家的创作往事和佳作名篇。部分内容鲜为人知，一些尘封往事弥足珍贵，是人文精神的撷英，具有文学史料价值。

《清流集》分“文字因缘”“书香感怀”“媒体变迁”“海外风情”“神州剪影”“生活撷英”“历史记忆”七篇，共收入缅怀、记事、风情、赏析等作品约90篇。作者谢明清、宋昌琴真切的情感，优美的笔触，似清流激湍，感人肺腑，如惠风和畅，娓娓道来，涉及丁玲、赵树理、韦君宜、王蒙、刘心武、海岩等20多位作家的创作往事和佳作名篇；作者笔走天之涯，海之角，穿越时空隧道，留下深深足迹，是对大自然的敬重和赞美，亦是对人生的抒发和感悟。《清流集》中部分内容鲜为人知，一些尘封往事弥足珍贵，是人文精神的撷英，具有文学史料价值。

文字因缘篇

长相忆赵树理

丁玲百年祭

君宜同志，您走好！

作家草原行

诗样的情怀，诗样的人生

 ——怀念资深编辑王笠耘同志

致王蒙

 ——关于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

致刘心武

 ——关于长篇小说《钟鼓楼》

致海岩

 ——关于长篇小说《便衣警察》

致鲁彦周

 ——关于长篇小说《古塔上的风铃》

致扎拉嘎胡

 ——关于长篇小说《嘎达梅林传奇》

致查舜

 ——关于长篇小说《穆斯林的儿女们》

致赵大年

 ——关于中篇小说《二七八团》

风风雨雨二十年

 ——降边嘉措和长篇小说《格桑梅朵》

从拉萨到北京

 ——益希单增和长篇小说《幸存的人》

书香感怀篇

试论赵树理作品的语言艺术

“改革文学”理论探讨综述

说说新时期的农村短篇小说

喜读《解放区短篇小说选》

周立波与《暴风骤雨》

柳溪与《大盗燕子李三传奇》

通俗文学也姓“文”

会精粹于一集

 ——读《一九八一年短篇小说选》

深广忧愤的爱国主义激情

 ——读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

不可磨灭的贡献

 ——读长篇小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

草原人民的革命画卷

 ——读长篇小说《骑兵之歌》

西藏和平解放的颂歌

 ——读长篇小说《格桑梅朵》

不屈的幸存者

 ——读长篇小说《幸存的人》

改革之风浓于酒

 ——读长篇小说《醉乡》

好似一首散文诗

 ——读短篇小说《哦，香雪》

从改革的激流中走向未来

 ——读毕四海农村题材中短篇小说

读《陈子昂全传》有感

大作家的小故事

欢呼小型革命现代戏的新成就

媒体变迁篇

回眸新中国的音像电子出版业

方兴未艾的音像出版业

从“电子书店”到“快乐学园”

 ——访台湾光复书局林宏龙先生

网络出版是篇大文章

电子与网络出版的探索者

尺寸光盘，无限世界

参加莫必斯国际大奖赛的收获

海外风情篇

在南洋吃榴莲

马六甲情思

绿满新加坡

新德里风情

大街上的婚礼

参观泰戈尔纪念馆

巴黎，巴黎

古希腊的橄榄树

剑桥水长流

慕尼黑的啤酒屋

夏威夷，阿罗哈

加拿大“枫”情万种

到黑海

游多瑙河三角洲

远行留尼旺岛

神州剪影篇

草原上的百灵鸟

达里湖之夜

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中

火焰山下坎儿井

游罗布林卡

欢乐的泼水节

大理花

走进岜沙

增冲鼓楼

大兴安岭散记

游昭君墓

玛瑙滩的传说

绿色的阿腾席热

从日月潭到阿里山

生活撷英篇

春到乌鲁木齐

飞腾吧，草原的骏马！

乌兰布和纪事

五台山的钟声

竹楼夜话

佛家姐妹

海边说梦

海滩蟹市

不该“闯红灯”

初恋纪事

历史记忆篇

铁索桥，不朽的丰碑

从松潘到草地

黔东南四日行

华政委关心咱庄户人

西沟村那两棵树

戴上红领巾

过年

捐献

访朝日记

“五七”路上遇险记

丁玲的前半生

附：丁玲的生平与创作年谱

这得从1966年4月10日说起。

这是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忌日”！从此，文艺界凄风苦雨，欲哭无泪，欲说还休！

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正式出笼，集中批判了文艺界所谓的“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离经叛道”论，全面否定了建国以来党领导的文艺事业，断言文艺界被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专了政！

一夜之间，中国作家协会及下属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变成了“黑单位”和“黑刊物”。作协党组和书记处所有领导成员、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曾在这些单位工作的知名人士刘白羽、严文井、张光年、陈白尘、李季、侯金镜、冯牧、葛洛、张僖、陈默及其他业务骨干等，都成了“黑干将”、“牛鬼蛇神”，先后受到本单位造反派和外来红卫兵的无情批斗和折磨，不仅被媒体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不时批判，还经常被本单位的造反派和从天而降的红卫兵，从触及灵魂到触及肌肉和筋骨地进行折磨和斗争，被无端地谩骂、侮辱不说，还要低头、弯腰、下跪，被扭膀臂、戴高帽、“坐喷气式”……不可理喻的是，这些折磨人的恶作剧，是过去文学作品中斗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所描写的，现在却统统被用到了侮辱革命干部的身上，且有“提高”、“升级”，乌烟瘴气、杀气腾腾……

特别是看到体弱多病的邵荃麟，在各种场合都被勒令跪在地上，颤颤巍巍、吭吭哧哧地交代自己的“罪行”时，我不禁想起赵树理。他虽然远在山西，我想，也免不了要遭受这些惨不忍睹的皮肉之苦，还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文化大革命”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不少单位经过“斗、批、改”被保留了。中国作家协会是被“黑线专政”的“彻底砸烂”的单位，不是“斗、批、改”，而是“斗、批、走”！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在执行中去理解！中国作家协会包括冰心、臧克家、张天翼、张光年、严文井、李季、郭小川、葛洛等作家、编辑、机关干部及家属在内的140多人，被“扫地出门”，先后离开北京城，到了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

在干校的岁月里，白天“围湖造田”，劳动改造；夜里“触及灵魂”，继续革命。酷暑严寒，没日没夜，连连折腾。我的顶头上司、曾一起在山东曲阜参加“四清”的侯金镜同志，因一直患高血压病，猝不及防地倒在了这场“脱胎换骨”的苦役中。他是戴着强加于他的“文艺黑线干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离开人世的。他的含冤逝世，在干校引起强烈反响，不时有人私下议论：走“五七”路，本是“除老、弱、病、残者外”，我们为何被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来了。如按政策办事，金镜同志不会含冤去世！

有人还提起不幸逝世的老舍先生。他是不堪凌辱，投湖自尽的。这也使我想起“久违了”的赵树理。解放初期，他俩一起筹备成立了北京市文联，一起提议并创办了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他们生活上过从甚密，工作上配合默契，是一对心碰心的好朋友、老搭档啊！现在一个走了，一个还在山西。  赵树理的名字好久没在脑子里打转了。我想，他“斗”也被“斗”够了，“批”也被“批”臭了，也该“斗、批、走”了，最好的去处，是回到他的“根据地”，那里的父老乡亲们会想方设法地保护他。若是这样，那该多好！

但时隔不久，传来了可怕的消息，说赵树理这些年一直被“揪”来“斗”去，终于难逃劫难，已驾鹤西去！

这是晴天霹雳，我顿时说不出话来！当时的心境，虽不是凄凄惨惨，确也苦涩、酸楚和彷徨，天天“斗私”、“批修”，“私”字却形影相随，还真有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不时从一些老同志的命运，想到自己的前途：单位没了，北京回不去了，家在何方、路在何处……一切的一切，“八”字没有一撇，只有天晓得！

苍天有眼，喜从天降。林彪反党集团，一夜之间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极左路线逐步受到批判，在文化部干校“劳动改造”的人员先后被分配了工作。1972年底，做梦也没想到的事竟然出现了，在李季带领下，我们被调回北京，筹备《人民文学》杂志的复刊工作。我不仅重新回到首都北京，还能继续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真是喜出望外，乐不可支！P18-20

缘分，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它在冥冥之中注定一些事情。这些尘封多年的文字，能汇集成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就是缘分，或是因缘、缘起。

这还得从几年前说起。因工作关系，我当时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副总编王岳同志接触较多。在一次闲谈中，我说，你们出版社够“抠”的，在教材中选用人家的作品，既不打招呼，又不给稿费，连样书也不送一本，“真牛”！他笑着说，有这事？不会吧！我说，亲身感受，那还有错。于是，我就一五一十翻了两笔旧账：一是，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语文》(第二册)，选用我写的《华政委关心咱庄户人》；二是，1995年九年义务教育五年制小学语文第六册自读课本《一幅难忘的画》，选用我老伴宋昌琴的《捐献》。这些都是后来我们从其他渠道知道的……

当时抖落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是作为轶闻趣事，朋友间消遣消遣，一笑而已，别无所求。更何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写的那篇文章后来被“撸”了下来，更不好意思再唠叨这事了……

大约过了半年，王总旧事重提，说我和人教社早就“有缘”，当时是“有缘无分”，现在可以为我出本书，“堤内损失堤外补”，来个“有缘有分”。他说得倒轻松，我心里却有些沉重：在行政机关工作这些年，除了写报告、规定、通知、简报之类的材料之外，没有留下像样的文字。于是我说，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这些年月，也许自己不够勤奋，也许是埋头做好本职工作……实在没有东西可汇集出版，不要“赶着鸭子上架”了，就此打住吧！他说，来日方长，想想再说。先别点头，也别摇头！

“先别点头，也别摇头！”情真意切，令人感动。我开始“埋头”了：“埋头”回忆流逝的岁月，梳理留下的记忆；“埋头”翻箱倒柜，寻觅尘封的文字……

回首流逝的岁月，我和老伴宋昌琴是在严寒和春光交会的季节里，“牵手”从巴山蜀水来到首都北京的。老宋去全国总工会工人日报社，我到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和“五七干校”的“再教育”，我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她被调到红旗杂志社。

从1971年至退休，老宋在红旗和求是杂志社工作了近三十年，任劳任怨，恪尽职守，热爱本职工作，参与编发和撰写了相当数量较有影响的理论文章。其中包括，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在分析、研究各种论述的基础上，编写的《理论界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观点》。这篇两万多字的综述文章，在《内部文稿》上分三期发表，被有的同仁誉为“完成了一项重大工程”，先后有五家理论刊物全文转载，反映强烈，受到好评。在文艺复苏的日子里，她关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态势，发表过一些作品评论，撰写的《改革文学的理论探讨》等被相关刊物转载。她对老作家丁玲情有独钟，其研究丁玲的成果，先后被有关刊物和出版社选用。由于在理论编辑工作中成绩突出，她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老宋还有点儿雅兴，时不时抒发情怀，写些诗句。1984年秋，应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之邀，一些知名作家到呼伦贝尔盟访问，我们有幸同行。一路走来，满怀激情，寻觅诗意，发表了一组《游呼伦贝尔》即兴之作。二十多年过去了，其中的《游扎兰屯》，又被有心人选入《扎兰屯现代诗文抄》和“内蒙古扎兰屯人文风光网”等网站，兴许是作为“宣传品”吧，供四方游人品味和吟诵。

我的编辑生涯，是从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起步的。那是1964年秋天，当时我国文艺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据说是为了“掺沙子”，我等十名大学生同时进了《文艺报》编辑部。上的第一课，是学习毛主席的“两个批示”，批判“写中间人物”论，接着就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铭记这段历史，我写过《长相忆赵树理》及《欢呼小型革命现代戏的新成就》。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后者是我和蔡宏声同志合作写成的。那是1965年前后，针对当时有的文艺舞台被“死人”统治的情况，党和政府重视革命现代戏，提倡多编多演小戏、短戏。在中南区一些剧团来京汇报演出之际，编辑部委派我们前往观摩采访并写评论。看戏倒觉轻松，要尽快写出评论，我们就有些推让了。这时，组长叶群同志支了招：各写一稿，取长补短，合二为一。这篇评论，最后是由小蔡梳理统合、组长推敲修改，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组长和蔼可亲，曾任周扬同志秘书，是我敬重的好老太。小蔡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工作认真，业务素质比我强。令人痛心的是，他们先后走了、悄悄地走了，留给我的是对那些时日的记忆和思念，故收入这篇凝结着共同心血、刻记着历史踪迹的文章。

“文化大革命”“砸烂了”中国作协和《文艺报》，从1973年起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严文井、李季、韦君宜、屠岸、李曙光、孟伟哉、王笠耘等老同志的言传身教，孜孜不倦，使我领悟了编辑工作的苦与乐、不求回报的奉献。在那春回大地、百花争艳的日子里，我忘不了内蒙古大草原的奶茶和手把肉、乌鲁木齐的羊肉串和手抓饭、雅鲁藏布江边的青稞酒和酥油茶，太行山下的刀切面和老陈醋，还有老北京的炸酱面和密云水库的胖头鱼……这当然不只是品尝美味佳肴，“潇洒走一回”，而是在同有关作家的亲密接触、款款交谈中，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相关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作家们奉献出一部部较有分量的长篇新作。在我记忆的底版上先后排列着：《克孜勒山下》(柯尤慕·图尔迪著)、《格桑梅朵》(降边嘉措著)、《幸存的人》(益希单增著)、《骑兵之歌》(敖德斯尔、斯琴高娃著)、《嘎达梅林传奇》(扎拉嘎胡著)、《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焦祖尧著)、《土壤》(汪浙成、温小珏著)、《阿力玛斯之歌》(冯苓植著)、《雁塞游击队》(马云鹏著)、《山月恨》(王东满著)、《故土》(苏叔阳著)、《便衣警察》(海岩著)、《钟鼓楼》(刘心武著)、《活动变人形》(王蒙著)、《古塔上的风铃》(鲁彦周著)、《远方有个女儿国》(白桦著)……看着这些作品被社会认可，想到我和同仁或多或少的付出，还真有几许“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快感。

忘不了与《人民文学》《文艺报》的资深编辑崔道怡、阎纲、萧德生等同志，分别策划和选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1949—1979短篇小说选》，1980—1990年中、短篇小说“年选”，并以主编助理的名义，参与由葛洛和刘剑青同志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66)》中的《短篇小说集》(两卷)的选编工作。可以说，这些大型系列出版工程，比较集中地展示了我国当代中、短篇小说的发展轨迹和主要成就，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或许也是值得我们共同回忆的好事吧。

时光流到1991年，人生之旅转了一个弯，原本是默默无闻做编辑的料，一夜之间“错了位”，进了行政管理机关，成了不大不小的“芝麻官”。回想昔日，思绪万千，总有点儿“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是啊，感觉归感觉，毕竟远离了作家、远离了文学……

想到“曾经拥有过”的情景，不禁寻寻觅觅，东找西翻，终于翻出林林总总、长长短短的文字上百篇，虽大都是尘封了几十年的“陈货”，也说不上有什么分量，但仔细想来，这毕竟不是心血来潮，无中生有，而是当年工作的真实记录，是对那些付出的真情流露，是历程、是反馈、是心曲，如能汇集成册，保留下来，有时读读，未必无益。

于是，有了信心，来了积极性：一方面主动向出版社靠拢，提交了出版选题；一方面归总芜杂的存稿，梳理尚可保留的文字。在这期间，最犯愁的是如何安排这些文稿，若按写作时间排序，虽可看出笔耕的足迹，但也显得有些繁杂……后来想到“分家”、走了“分家”之路：以文体为线，将文稿分为散文和评论两“家”。责编李红女士接手后，建议再以题材为线，将“大家”分成“小家”！这就是九十余篇文稿，最后分为《文字因缘篇》等七篇的缘由。

这七篇，还可分为“要我写”和“我要写”的两类。“要我写”的是报刊约稿，均已发表，集中放在《书香感怀篇》和《媒体变迁篇》之中。其他文字是“我要写”的，或缅怀、或记事、或感悟、或撷英，只为留下一点儿“痕迹”，当时没有发表的欲望，写完之后多是放在一旁，偶尔自我品尝罢了。

说到致王蒙、刘心武、海岩等作家的那些文字，只是借书信这种较为自由宽松的文体，记录那段编辑工作的感悟，回顾那些作品面市的历程，以期引起读者更好地了解和关注这些作家和作品。原想，凡是自己参与编辑过的作品，相继都留下一些值得回忆的文字，只因工作变动，未能如愿。成文的这几篇，当时大多没有寄出，这次翻腾出来才放入书中。不妥之处，只好文责自负了。

有关老作家丁玲的文字，也是“我要写”的。那是在春风化雨的日子里，她复出回到北京。受领导的委派，我去拜访她，商议再版作品事项，并提前预支了2000元稿费，解决她生活上的临时困难。后来，她多次提起这事，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救济她，说我是个好人。后来我们来往较多，逐步成了忘年交。“杜晚香”邓婉蓉到了北京，丁玲托我陪邓婉蓉去看天安门、故宫。我家老宋病了，丁玲不顾年迈体弱，亲自登门看望……在同丁玲接触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她对党的忠贞、对事业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激情！她的人格魅力感动了我们，觉得不留下点儿文字，对不起这位多灾多难的老人，后来就陆续写了一些，但只写了她的前半生，也是她的黄金时期。后半生她挨整的事，令人心酸，当时没写，现保留原样，收入书中。再看这些文字，实属平平。若丁老九泉有知，望能见谅。

收入《媒体变迁篇》中的文稿，依稀看出我“改行”之后的足迹。从当传统纸质出版物的编辑，一夜之间变成了为发展新媒体出版事业服务的工作人员，的的确确有些勉强和尴尬！但毕竟在这个行业工作了较长时日，留下这点儿不足挂齿的文字，内行虽看不出门道，外行兴许能看到一点儿热闹！是啊，新媒体出版业是个魅力十足的“名门望族”，其繁衍速度之快，令人应接不暇，刚刚记住音像出版、电子出版，转眼工夫，又冒出了网络出版、游戏出版、手机出版，等等。好在国人词儿多，时下只用“数字出版”四个字，便囊括其中，一网打尽。或许，这真是好个“数字出版”了得！当然，若要我选择，情有独钟的还是传统的纸质出版物。何故？因为只要有阳光，就可乐在其中啊！

书名借用王羲之《兰亭序》中“清流”二字，也是一种回忆和感悟！早年听老师讲述这篇千古佳作，被绝妙优美的文字、旷达闲逸的情感吸引：“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折服于作品的艺术魅力，还时不时地背诵、吟咏！随着岁月的流逝，感悟到先贤对斗转星移的品味、人生哲理的抒发：“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是啊，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就是“清流”，淙淙流淌、不舍昼夜的“清流”……

谢明清

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