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校生涯
我们在南京考取海校的五十名学生，搭乘通济舰到马尾报到。当时学校已有航五、航六、轮四、轮五等四班学生。马尾海校的学制是航海班校课五年，见习三年，轮机班则为校课六年半。我们到校后不久，航四即完成校课离开学校。我们录取的五十名同学被分成航七、航八两班，我为航八。是时校长为李孟斌，训育主任为黄显淇，航五的孟汉钟与轮四的王先登先后当过我们的队长。
人学第三年，中日战争爆发，日机不时轰炸沿海城市，福州也是目标之一。马尾海校因此迁往鼓山，在涌泉寺旁一幢福建省政府前代主席兼财政厅长陈培锟所建的楼房中继续上课。约一年后计划迁往内地。我们携带简单行囊由马尾乘船到延平，换公共汽车到江山，再搭火车经江西南昌抵湖南湘潭，一路上十分平顺。但我们也看到难民涌入内地的悲惨情况。火车停在南昌准备转往湘潭时，就瞧见别的火车不仅车厢塞满了人，火车顶上也挤满难民，堆放行李。我还亲眼目睹火车头在接挂车厢发生冲撞的一刹那间，有人从车顶摔落到铁轨上，双腿遭火车辗伤。我们的搬迁均有妥善安排，非常有秩序。到了湘潭后，学校已租妥一座大院子，屋舍很多，充作教室，我们继续上课。不久学校又迁到贵州桐梓的金家楼。
二十八年结束校课，先到重庆下游五十里的木洞镇学枪炮，那里有永绥军舰，舰长傅成。我们在课堂里学小武器，课本里也有英美等国新武器的介绍。再到永绥舰上实习。永绥舰没有别的任务，日机来袭时，听到警报后永绥也备战，不过日机只是轰炸重庆而已。一年以后到辰溪学鱼雷，辰溪有个鱼雷营，也有一个水雷制造所，所长曾国晟，聪明能干，为改进水雷而努力不懈。我们一面学鱼雷，一面学水雷。又过一年后，再返回木洞镇学舰课，亦即除武器以外的各种舰上操作，如舱面、轮机、绳索、抛锚等，时间也差不多是一年。
民国三十年十一月，我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依照战前海军部的一贯做法，每届毕业生的前十名由海军部派往欧洲国家留学，主要是英国。然而抗战期间，交通不便，英国也忙于欧洲的战争，我们就没有机会保送出国。因我是第一名毕业，就被派到桐梓海校担任新招考的航十班(后来的三十六年班)队长。半年之后又招考了航十一和轮六两班，我们班上的同学刘渊和李景森也被派到学校当队长。
当我还是海校学生时，就有同学感觉到我们在专科学术方面学习得很扎实，几乎所有课本都是英文本，且有英籍教官授课，但一般学识就显得不足。这是陈部长时期的作风，非常重视学术，学生埋首书堆，很少看报纸、杂志，缺少广泛的知识；学生很单纯，但几乎与社会隔绝，不够当一个有指挥能力的海军军官，更谈不上与友军之间的合作。我们认为这是个缺陷。所以我们三人当队长时，认为学生除了要有专科学识之外，也要对国际局势、世界海军现况、国内社会情形有所了解。因此我们比较注重学生的多方面发展。由于我们年轻，对学生管理甚严，但也爱护有加，尽量配合学校的教学，以便能培养学生将来成为真正有指挥能力的海军军官。
在学校我们还带学生的体育课，也在学生自修课时，为他们解决问题。当时学校的条件虽然不好，但是同学的上进心很旺盛。教师除一位教三民主义的文职教员外，都是海军人员。我在校期间，陈部长来过两三次，每次都对我们训话，我记得他要我们注重海军的学、术科课程与作战，也对学生的身体情况十分关心。
桐梓海校校长为高宪申，他并不管事，主要管事的是训育主任，其下有学监，然后再是各队的队长。我们在海校当队长时，训育主任原为周宪章，后由邓兆祥接任。久闻邓兆祥是标准的海军军官，我们得知他来接任，感到十分高兴，认为对学生将会大有帮助。但相处之下，我们三位队长竟与他常是意见相左。邓主任的操守与学识，我们从未怀疑过，然而他个性相当固执，一切依海军学校章程办事。而我们认为海军学校章程是在民国初年所订定，其规定已不合时代要求。我们提出许多建议，邓主任却紧紧守住章程，我们只好自行设法。譬如说我们想要举行运动会，邓主任却说章程里没有举行运动会的规定。我们则告诉他说现在学校里举行运动会十分普遍，就自行筹备，进行各种比赛。运动会结束后，邓主任也觉得不错，说我们办得很好。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学生训练好。
不过有一件事令人扼腕。桐梓气候不好，瘴气很重，学生常生病。学校有一位医官，但每两三个礼拜才来一次。我们向邓主任说：平日学生的小伤小病，我们可以处理，但内科疾病，必须找医官诊治。我们既然有医官，不需要他每天来，只要每周一、三、五各来一次，每次固定时间看病两小时，对学生就有很大的帮助。然而邓主任并不赞成，说章程上无如此规定，即使蒋委员长也没办法。后来有位名叫周铁夫的学生严重牙疼，我们报告邓主任，要他赶紧找医生来处理，但他还是说没办法，结果周铁夫病情恶化而去世。我们为此很伤心，邓主任也掉了泪。我们三人则说：“邓主任，你现在哭太晚了，学生已经死了，他的家人很伤心，学生也失去了一位好同学。”
我们初到桐梓时，因物价稳定，伙食还都不错，甚至常有鸡吃，航七的甘敏甚至还说我们天天吃“铁公鸡”，平日馒头、稀饭、大米，也都还有。到木洞镇时，日子就苦了些，虽说仍是四菜一汤，却常是白菜、萝卜，不是煮就是炒，那时我们当见习生，手边有点钱，就买点酱油凑合着吃。倒是每个星期有一次加菜，会有一大碗肉。我当海校队长时，日子就更苦了些，但我们三位队长对学生的伙食情况非常关心，每天早上有一名队长随同伙房的人采买，注意他们有无克扣，并询问菜价，大批购买才能便宜些，学生也能吃得好一点。我还记得米里杂质太多，我们集合学生在操场挑拣杂质，然吃饭时，饭里仍有小石头和细沙。即使如此，海校的伙食比一般学校还是好一些。
说来有趣，我们三人对学生十分用心，也配合得很好，但因个性不同，似乎所带的学生也受到影响。我自己重视学术，平日不太与人交往，我所带的学生在功课、运动方面都不错，但其他方面就显得呆板些。李景森在管理学生方面有长才，这方面的事我们都找他商量，他擅长组织与办活动，他的学生似乎也有类似的表现。刘渊则有艺术家风格，人很好，能作曲。他带领学生办报纸，组织乐队，学生也就十分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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