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在中世纪欧洲文明重塑的过程中，日耳曼因素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为西欧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当时的古日耳曼人分为若干个部落，主要有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和东、西哥特人。他们多数以畜牧为生，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社会分为三个等级：贵族、自由人和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日耳曼人实行原始的民主制度，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全体成年男性组成的民众大会。
日耳曼人向罗马帝国渗透的步伐始于公元前1世纪，到了公元4世纪，渐进式的渗透变成了大规模的迁徙。塔西佗说日耳曼人好战，也正是这种天性使他们能够率先撕开帝国的边境。公元378年，西哥特人举兵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在阿德里亚堡大败罗马军队。从此，如潮水般的蛮族人大量涌入了已渐衰败的帝国。在这场战役中，西哥特人的骑兵猛烈攻击罗马军队，使其阵容大乱，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耳曼人的胜利，一方面是由于罗马帝国本身的衰落；另一方面与日耳曼各部落的尚武之风有密切的关系。日耳曼所有男子都有责任参军。男孩成年以后，通过一种正式的仪式获得拥有武器的权利。在仪式上，由首领授予男孩佩剑和盾牌，表示男孩正式成为军队的一员。古老的日耳曼仪式简短而庄重，以后的骑士授剑仪式与之极为相似。对于这种仪式，塔西佗说：“这就是这个民族雄威的礼服，就是青年人的第一个荣誉。这时，青年就是家庭的唯一成员。在这仪式上，他就成为共和国的一员……这剑和盾他将永不遗弃。为了日耳曼集体或个人的行动，他将把剑和盾时刻佩戴在身。”
日耳曼军队由一位军事首领率领，通常被称为“王”，首领由民众大会根据个人的作战表现和能力选举产生，绝大多数是从贵族中推选出来的勇士。军事首领从青年中挑选杰出的战士，组建亲兵队，成为日耳曼军队的攻坚力量。首领与亲兵之间存在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系，首领向亲兵提供武器、给养和一份战利品；亲兵则要勇敢作战、誓死效忠。军事首领和亲兵之间的从属关系是欧洲中世纪封君、封臣关系的雏形。
塔西佗描述这种关系时说：“在战场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们的耻辱。假使自己的酋帅战死，而自己却从战场上生还，这就是毕生的耻辱了。保卫酋帅甚至将自己的军功献归酋帅的名下，这才是精忠的表现。酋帅们为胜利而战斗，侍从们则为酋帅而战斗。”对于勇敢和忠诚的追求是日耳曼人所有荣耀的来源，也是他们人生价值的体现，这种民族精神世代传承，构成了骑士精神的精髓。
从公元5世纪中期开始，不列颠遭受了与罗马同样的命运。不列颠国王仿效罗马皇帝的做法，雇佣善战的日耳曼雇佣军防卫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的入侵。以蛮制蛮的结果是引狼入室，大量来自北欧的日耳曼蛮族入侵不列颠，最主要的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从盎格鲁—撒克逊人人侵开始，直到“诺曼征服”之前，不列颠经历六百多年战火的洗礼。从5世纪中期开始，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建立众多小的蛮族国家和部落，诸国混战，领土和政权均不稳定。650年后，英格兰共有10个国家，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是7个大国，即诺森伯里亚、麦西亚、肯特、东盎格利亚、艾赛克斯、威赛克斯和苏赛克斯。所以，从7世纪至870年，被史学家称为英国的“七国时代”。(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19页。)各个蛮族国家要生存下去，无论是开疆扩土、诸侯争霸，还是维持统治秩序和保护国家安全，都必须有军队。在动乱和征伐成为家常便饭的社会中，人们既崇尚武功，又惧怕武力，力量的体现无疑就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军人和他们的首领无疑就是社会最重要的阶层。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首领和其他日耳曼人一样有豢养亲兵的传统，亲兵通常都是装备精良的骑兵。亲兵队经常追随首领四处征战，在取胜之后，会得到首领分发的一份战利品。战利品包括珠宝、食物、马匹和武器，也可能是一块土地。此时分发的战利品不仅仅是对英勇作战的奖励，更恰当地说是发放给亲兵服兵役的报酬。战争对氏族首领的军事素质要求很高，一些战功卓著的首领权力逐渐膨胀，最后成为各蛮族国家的国王，他的亲兵爱将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在6世纪，盎格鲁一撒克逊首领的亲兵“哥赛特”逐渐演变成享有政治特权的军事贵族。“哥赛特”从词义来看，有地位显赫的意思，同时也意为“头领的扈从”“国王的友伴”，他们随国王巡视各地。(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12页。)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人侵不列颠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5世纪至7世纪，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氏族公社制度趋于瓦解，英格兰开始向阶级社会发展。在7世纪的麦西亚、威赛克斯等国，军事贵族“哥赛特”已经是与平民不同的阶级，他们的法定命价是普通自由人的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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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因为她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频繁交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到171个，遍及全球。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8年我国出入境旅游总人次接近1亿(其中，入境5305万，出境4584．44万)。据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2008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17．98万；其实，早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就有1个中国学生。中国也受到了海外留学生的青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6万人次，2008年首次突破20万，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万来华留学生。经济交往更为繁盛。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的统计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自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的开放，2004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就突破了50％，2006年达到67％，2008~F尽管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超过60％。伴随着中国融人世界的步履，世界也在迅速走进中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融与冲突也日益加深。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不但加速了中国从货物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而且还使中国日益卷入国际贸易纠纷之中。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
了解外界，学习世界历史是眼前现实的需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则是培养21世纪国民基本素质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国民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不仅是在战场上、在商场上、外交谈判桌上，乃至日常友好交往中，概莫能外。优雅、良好的国民和政府形象，既需要经济实力，又需要优良的文化素养，其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当然不可或缺。此外，学习外界文明与文化，也是改善我们自己文明与文化的需要。应当承认，上述对外交往和对外商贸的成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古人亦云，“择善而从”“从善如流”，似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则，何尝不能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铁板一块，完全的、纯粹的原生型。交往促进发展，共融产生文明。但凡文明，特别是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在碰撞和交往中产生，又在不断交往中发展与共生。现代国民和国家尤其应当有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开放不会失去自己，只能使我们更加丰富，更加健康。
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但真正把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还是新航路开辟以后。此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大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地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最初与现代世界的交往就是被动的，甚至是屈辱的，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从此自以为天朝大国的政权再也不能无视外面世界的存在。林则徐自觉“睁眼看世界”，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最明智的判断和认知。此乃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泱泱大国败于远渡重洋而来的蕞尔小国，气难咽，恨难消；可为什么会输掉？又如堕烟雾，一筹莫展，开战前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参见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七月奏折《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遑论对手的军事火力、武器性能、游戏规则乃至心理与文化！林则徐之痛，是国人之痛，民族之痛！痛苦促发顿悟，从而记录了中国人的一次惊醒，弥足珍贵，事实上它也的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进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对外界文化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曾问世过一些相当不错的著述，如前不久人民出版社以《西洋史系列丛书》方式再版了9种专著，可见一斑。不过，系统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世界史教育的普及，总体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走出一片新天地：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许多研究领域被开拓，陈旧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被更新。世界史学科正在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且，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也正在逐渐缩短与国际水准的距离。每年，应该说每天，都有从研究对象国归来的学人，一些原始资料开始能从网络上直接获取，一些领域甚至可以做到与国外学者直接对话。毫不溢美地说，世界史学科的进步是出类拔萃的，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春天。
一线的研究成果需要系统地梳理，细细地消化，而且应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吸纳。世界史学者有这样的责任，中国也存在相应的文化市场需求。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简明的世界史读本面世，这些著作图文并茂，为传播世界史知识做出了贡献。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仍然比较薄弱，尚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世界史纵览》这套丛书，试图向大众传播鲜活的世界史知识，注重世界历史的主线与全局，注重社会生活史元素，注重行文风格的灵活轻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多缺陷。真诚地希望前辈学人对这些年轻学者予以指教，使之更好地成长；更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为更多的国人分享。
侯建新
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一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9年10月25日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迸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本书展示近代西方社会生活风貌，从骑士到绅士的角色转变，城市扩张的喜与忧，呼喊发展的权利。
《改造社会--西方生活方式的变迁》由王艳所著，《改造社会--西方生活方式的变迁》供读者阅读。
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世界的胸怀，需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现在。《改造社会--西方生活方式的变迁》由王艳所著，改变知识界长期以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主的写史方法，并根据需要打破国家、民族、地理等界限，致力于从人的角度。关注大众的真实生活，以人群为落脚点，描绘他们的生活、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在社会中权力与义务的变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