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讲，德国人还是非常忠于职守的。王元章在1938年5月3日给陈葆初的信里说：“侄对于枪声炮声，习闻已久，故亦无怕惧之心。惟今日上午十一前，遇一危险事，吃吓不小，至今犹心悸不已。”让王元章心惊胆战的事情，就是德国人方立熙（信中称佛伦特许，另外信中提到的牛门即钮满）与日本军官之间的冲突，对此王元章是这样描述的：
今日上午十时半左右，有日军官桥本及南木队长暨士兵二人共四人，至一厂钟楼顶上，用望远镜向城闸路嘹望。厂内德人佛伦特许君，昨日由电厂搬住来一厂，适亦在外散步，见日人登钟楼，德人亦跟行上前止阻，并说此乃德国人所有财产，在德国旗帜之下，君等不能自由到此用望远镜膝望等云。此固德人忠心尽职之处，而不知大触日军官桥本之怒，即恶声相向，向德人大骂。德人亦气馁而回公司厅。日军官及士兵四人亦紧随而到公司厅。时侄在楼上纯一兄房内，忽见日军到厂（日军已多日不到厂内），不知何事，遂立即下楼。时同事聚围而观者，有数十人，及到德人之接待室内，见德人止低声说一句：“此乃我之职责，君共知乎？”日军官桥本即应声而呼：“君乃何人，君安有发言余地？君不过被华人雇佣，月取薪水而已。君每月取薪水若干，厂内德旗之事，我完全知悉。我认识牛门君（德人总代表），我与牛门君系朋友，我认识牛门君在汝认识他之前，汝能阻止我登钟楼耶！且我之登楼，系嘹望游击队，属于保护厂方之意，厂内各地我可任意各处嘹望，我是日本军官，君何人能阻止我耶！君岂能以德旗吓我退我耶！”是时，桥本声色俱厉，愈说愈紧，即从皮袋内拔出手枪而向德人曰：“汝立即走出，否则我立刻将汝杀死。”当桥本拔枪时，围观之同事皆狂奔而避，止侄与耕五未走。耕五立即抱住桥本之臂而代解劝。侄当时不免大惊，深恐桥本误会帮助德人而真正开枪，则定受池鱼之殃。侄当时立即向桥本解说，说明此德人系新来，昨日方到厂，不明此间情形，有所冒犯，请息怒原谅，说了很多好话。时德人吓得面如土色，倒坐在沙发上，不发一语。桥本方始收枪息怒。
1939年3月2日，日军对大生企业实行军管。据大生一厂的职工记载：“是日上午十时，南通特务机关长滨本，向本公司一、副、电厂同时发布命令：谓接奉南京军部之命，勒令大生停工，促进日华合作云云。旋派员率领宪兵队、警备队，及钟渊江北办事处人员，于上午十一时一刻分赴各厂，勒令立刻停工。所有厂内各办公室、寝室暨仓库、工场等处，及公私信件，皆受严密之检查，随时封锁，将钥匙收去。并取去一厂二十七年份账簿十册，二十六年以前上海银行旧折九个，厂图一张，职员名单一张。副厂取去账簿及信件一束。警备队及钟渊江北办事处人员，即日起分驻会客室及一部分寝室。并在各处布置岗位巡查，严紧取缔出人。致大生职员无法办公行使职务。有一部分职员之寝室亦被占据。关于勒令停工事件，驻一厂经理德人钮满君曾提出抗议。”
值得肯定的是，德国人并没有畏惧，他们与日本人做着力所能及的有限的抗争。3月4日傍晚，“一厂宪兵迫令大生经理钮满君等德人三名，限于五日离厂赴沪，至迟不得过九日云云。钮君等以未便离去职守，未允”。
3月8日上午10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派人来，继续促令钮＿满等离厂。钮满回答说，如果机关长签发出境之命令，可以离厂。傍晚，钮满、方立熙、康诺德等三人被两名日本宪兵强行监送至天生港。同日上午11时，三厂德籍经理欧纳汉由日宪兵监送，取道青龙港乘军用小汽船往天生港，当晚6时到达。
第二天，4名德国人搭乘南通丸轮船赴沪。钮满临别时，嘱咐将他的黄包汽车暂时寄存在麦文果那里。他说曾经跟麦文果面谈过，并得到麦文果的允诺，如果遭遇危急情形，一厂的职员可以凭厂徽在麦文果处暂避，工厂的重要物件也可寄存在那里。
1939年4月23日上午11时23分，悬挂在大生一厂钟楼上的德国旗帜被日军卸下，改挂太阳旗。为了这面洋旗，大生各厂共开支184343.56元，换来了一年多的安全生产，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大生各厂所欠债务得以陆续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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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的一天下午，我骑着电瓶车行驶在桃坞路上，手机响起，是南通人民医院的老院长汪开打来的。他告诉我，我在《南通日报》上发表的一篇介绍南通市档案馆编辑的《日本侵华期间在南通暴行档案史料选编》的文章里，关于日军轰炸南通基督医院的时间写错了，同时他欢迎我到他那里去，他曾经设法从美国复制了一些有关南通基督医院的材料。文章里所涉时间是由于字数压缩的缘故，不知在哪个环节将两件事情的时间和内容串了。但对我而言，因错得福，由此进人了一段鲜为人知而又波澜起伏的南通近代历史。
不久，在南通人民医院行政楼二楼的一个陋室里，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汪院长。数年之前我去人民医院档案业务指导的时候，早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汪院长曾热情接待过我。此时汪院长已从一线退了下来。从他的祖父汪志培算起，到他的父亲汪东来再到他自己，汪院长一家三代都与人民医院有着不解的渊源。因此，汪院长对人民医院的爱惜之情溢于言表。
南通基督医院是人民医院的前身，由美国基督会创办，肇始于1907年春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查普曼（C.C.Chapman）捐资5000美元，在通州西门外河西街购地建造的查普曼纪念医院。作为南通历史上第一家正规的西医医院，在南通市医学史上有它的一席之地。然而如果仅此而已，南通基督医院也就淹没在浩瀚史海中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一些本来不起眼的人、事、物，如果注入了标志性的历史元素，而且这种元素足以串联起来的话，那么就注定其不平凡，注定会引起后人的关注和研究，哪怕尘封许久。基督医院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符号。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中，南通曾经走在最前列。南通这座城市在近代的发展，与张謇先生是不可分割的。章开沅先生的评论非常精辟：“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刻的影响。张謇与南通这两个名字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几乎就在张謇先生苦心经营南通的同时，新教传人南通，基督会出于传教的目的，创办医院，设立学校，客观上参与了南通的现代化进程。而且这种参与，在张謇先生看来是有益的补充，因此对基督医院给予了极大支持。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种交流在南通近代是规模较大也是较深入的，因为基督医院的存在，使得基督会以一个集体的形式固定地驻扎于南通，比任何零星的个别的交流来得彻底。而且宗教的渗透力是强大的，它对人们的意念的改变是显见的。
基督医院以旁观者的身份见证了南通在张謇先生呕心沥血下的进步，更以亲历者的身份与南通人民一同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日机1937年对基督医院的轰炸，成为一件国际性的事件。随后日军占领南通后，留守的基督医院护士麦文果面对日军的刺刀，几乎以一己之力，设立难民营，拯救了成百上千的难民与伤员，其贡献绝不亚于南京的国际安全区。
如此跌宕起伏，却知晓者寥寥。除去政治因素外，史料的阙如是个关键因素。就档案而言，民国的南通县档案现存的数量尽管很多，仅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就保存了3万多卷，但主要是抗战以后的，涉及基督医院的也就10卷左右。不多的几张民国报纸的相关记载有限得很。口述史料的作用的确很大，在20世纪80年代人民医院首轮修志时，曾采访了众多当事人，是对档案的极好补充。但这更多是来自中籍人员的，如果缺乏出自美籍管理人员的史料，无疑是不全面也是不权威的。
汪院长是个有心人，通过他在美国工作的儿子汪峰，与美国基督历史协会取得了联系，那里保存着大量基督会在中国活动的史料，涉及南通基督医院的为数也不少，那些当年的通信、报告、杂志和照片，无声地叙述着那段岁月。与汪院长见面时，这些史料的复制件就在我的面前。
如果说在此之前，对基督医院只是有模糊的了解，接触了这些史料后，一个鲜活的基督医院形象就在我面前显现。如获至宝的我认真研读，并按照当时的兴趣重点对日机轰炸基督医院部分进行了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很快《日机轰炸南通基督医院始末》草就，并蒙《档案与建设》薛春刚和徐立刚的厚爱发表于2008年第7期，同时《“8·17”日机轰炸南通基督医院史料选编》编辑完成。
随着研究的继续，麦文果这位勇敢的护士走进我的视线，在阅读麦文果当年的信件时我被深深地打动，这是一种久违了的感动。于是在2008年6月炎热的初夏，我与积极准备小学毕业考试的女儿朱圣明同用那张兼具餐桌功能的书桌，写就了《南通的魏特琳——麦文果》。文章在电脑里放了很’久，一直到2009年4月份我才投给《中国档案》，编辑刘守华很快给我复函，告诉我现在提倡短文，希望我压缩到3000字以内，后来7月份刊发了。
还是在2008年，我的家乡海门筹备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承蒙厚爱给我发来邀请函。思索之下，我觉得还得充分利用一些基督医院的材料，因为里面涉及不少张謇与传教士之间的互动。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刘道荣先生是位博学的长者，在我的《张謇与南通基督医院的兴办》一文构思期间，给我提供了不少的帮助，特别是凭着对张謇著述的熟悉，为我迅速切入张謇对基督教的认识提供了便捷，他还慷慨地拿出自己珍藏的独家史料，使我的文章增色不少。来年油菜花盛开的4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史学会、南京大学和海门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门光华国际大酒店举行，那里离我的老家只有两千米的路程，新修建的张謇大道（原来叫南海路）有百米宽，以酒店为起点直达长江边。我的老家秀山乡（因为区划调整早已划人海门镇）位于海门镇的南面，过去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更没有公交，因此交通极其不便。而今海门城区南迁，其规划一直做到了长江边，真正体现了滨江城市的特点。新的行政中心与我的老家近在咫尺，真是少年时无法想象。遗憾的是，因为城市建设的需要，2012年初夏，老宅拆迁。回头再讲到研讨会，我有幸见到了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学者，也有幸聆听了许多精辟的演说，特别是章开沅先生的《以张謇精神研究张謇》。也就在会议期间，我萌生了写作麦文果传记的念头。张謇先生讲：“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段历史充分挖掘出来，至少也能留下一点精神财富给社会。
2009年秋，南通电视台的记者李鸿建来查找资料，我跟他聊起麦文果。看过我的文章后不久，李鸿建决定拍摄关于麦文果在南通的专题片，他实地寻访了南通市人民医院和南通市第一中学（前身为基督医院创办的崇英女中），并在刘道荣的帮助下走访了当年亲历日机轰炸南通基督医院的护士王有巽（王婉君），还与我一起前往武汉拜访了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章先生与南通很有渊源，他是研究张謇的先驱，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奠定了他在张謇研究领域的地位。2009年11月20日，沾了南通人的光，章先生非常热情地在他一手创办的华师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接待了我们，并接受采访。章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学历史系读书时，著名传教士贝德士是他的老师，1988年章先生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发现了贝德士档案全宗，进而在该全宗内找到了一大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由此章先生在晚年投身到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在古稀之年迎来了又一个学术巅峰。章先生尽管不熟悉麦文果，但他充分肯定了西方传教士在抗战期间设立安全区保护难民的义举，对电视片的拍摄表示赞许。采访后还允我自由地查阅该中心丰富的史料，其间刘莉老师、徐炳文副教授给予了协助。
几乎与此同时，南通《江海晚报》的一则报道使我认识了王广祥。8月28日，《江海晚报》头版头条刊出了特殊的寻亲报道，麦文果的同事、基督医院的美籍护士长傅汝爱的侄孙丹尼斯想寻访失去联系多年的傅汝爱的中国养女。我给王广祥打了个电话，提供了一些背景材料。我们在南通市人民医院见了面，相谈甚欢，日后在他的报道中（包括《江海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周报》英文版）屡次提到了我所做的基督医院研究和档案寻访工作。通过王广祥，我走访了基督医院的护士张淑宾，认识了美国食品添加剂专家丹尼斯，他对我编的《“8·17”日机轰炸南通基督医院史料选编》爱不释手，显然他对这段历史有所研究，他主动跟我聊起了麦文果，当然他也表态回国后会协助我查找史料。日后丹尼斯兑现了他的诺言，麦文果的最后归宿就是他在美国查阅后告诉我的。
武汉回来不久，在与汪开交流中得知他的表兄——南通籍工程院院士、将军吴慰祖小时候曾见过麦文果，并曾到麦文果家做客。吴慰祖院士1932年11月出生于南通市，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总参某研究所研究员，是一名精细化工专家。我非常希望能见见吴院士。机会很快来临，吴院士回通参加南通市第二中学的校庆，他乘坐火车甫抵南通，马上就去探望他的舅妈——汪开的母亲。趁这个机会，我随汪院长去了他母亲家里。吴院士向我展示了大家的风范，谦虚而可亲，谈话间他回顾了日踞时期他在基督小学就学的情形，提及了到麦文果家做客的往事。他建议我写作时把视野放开阔些，将南通置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背景里。以后的日子我常常想起这句话，’我也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行。
此后的资料收集是个极具挑战的过程，最大的难度在于手上的资料不足以全面反映麦文果的经历。好在有汪开、孙刚、施建红、宁莉燕、曹炳生、黄为人、高鹏程、刘道荣、刘峰、黄菊盛、田鹤年等人帮助，获得了很多弥足珍贵的史料，填补了很多空白点。而我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到本地以及上海、南京的书店、图书馆和档案馆查找资料，苦寻之下，总有斩获。当然，最大的收获还是来自网络，凭借着较好的英文功底，几乎每晚都要在网络上搜寻相关材料。多少个深夜，我会为寻觅到的珍贵资料而狂喜。毛华在这期间的作用是独特而无法替代的，她为我开通了很多国内外的收费网站，使我一时间有资料富翁的美好感觉。在英文资料的翻译过程中，苏海霞、钱澄给了很多的教益。
书稿的写作过程依然是艰辛的，好在有施亚泽和雷震这两位《江海晚报》（旧闻版）编辑的厚爱，使我得以将写好的能独立成章的文字先期发表一部分。获得的正面反馈，让我增强了信心。黄俊生2009年11月29日在他的博客里写的《我敬佩的人》，对我的努力加以赞许与鼓励。尽管我是在很久以后才偶尔看到的，但是他的激励增加了我的动力。2012年8月25日，《扬子晚报》“档案穿越”栏目，根据我的研究，刊登了《抗战时，南通有位美国“女拉贝”》（副标题为“美国女传教士麦文果两年间为数千当地百姓提供避难与疗伤救助”）。应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冯克力和王宝磊相约，《老照片》第88辑刊登了《麦文果在南通》。在写作过程中，朱慧协助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并替我整理、打印、扫描了大量的素材。陈春华对书稿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书稿能以现在的面目呈现，要归功于尤世玮和沈玉成两位我尊敬的长辈，他们的提携，使我得以加入江海文化研究会，也正是他们的热情勉励，使得尚在酝酿、萌芽状态的书稿开始成文。沈玉成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问题，认真审读了我的初稿并做了精心的修改，使书稿严谨了许多。
尽管我本身非常努力，但囿于学识，书稿肯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最为遗憾的是很多已知的境外的资料，由于空间的限制无法获得，只能留待以后去挖掘。但无论任何，本书的完成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记录了麦文果的义举。在这整个过程中，我感觉一直有种力量推动我前行，那就是对麦文果所作所为的由衷的感动。只有出于真正的感动，才会克服种种困难，甘愿坐冷板凳。而在这过程中，每当遇到困难时，总会遇到相助的人。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资料提供或者其他方面的帮助，都让我无比的宽慰。最后我将本书献给在我背后默默支持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朱凤祥、周士兰，舅舅周建生；特别是我的妻子毛颖，她的支持使我更加进取，她的督促使我不敢懈怠。
来江
2013年5月20日
南通，古代又名通州，位于中国最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北部地带，盛产棉花、蚕桑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拓者张謇，在南通兴办的大生纱厂及在其影响和推动下建立的各类工厂、农业垦殖和金融事业等，代表着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因而南通被人们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城”。
1937年，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并迅速占领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南通也遭受了日军的狂轰滥炸，人民生命财产蒙受严重损失。1938年3月17日，日军占领南通。
大量史料和当事人记载和回忆了日军在南通地区犯下的累累罪行。其中最为严重的罪行之一是对南通重要的综合性医院基督医院实施了毁灭性的轰炸破坏。它不仅炸毁了病房大楼、手术室和厨房，而且炸死、炸伤医护人员和病员20余人。其凄惨景象，触目惊心。此一事件，引起美国舆论哗然，日军的残暴行为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
日军占领南通后，美国基督会鉴于南通基督医院已被日军摧毁殆尽，无法继续开展救护和医疗工作，乃决定将战火中幸存的医护人员转移至其他地方的医院工作。就在决定转移的最后一刻，一位年轻的美国籍女护理人员麦文果（VincoeMushrush）坚决要求留在南通，与中国民众共渡难关。
麦文果，190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她和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坚持开展人道主义救护工作的贝德士、史迈士、魏特琳一样，都是怀着一颗博爱之心来到中国的。麦文果在来中国之前，写了一篇名为《我为什么去中国》的文章，表露了她决心帮助困苦的中国人的心路。在南通人民遭受日军蹂躏、孤立无助的形势下，手无寸铁的麦文果，作为一位柔弱的外国女性，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日军的多次威胁，在半年时间里，救助了大量南通人民。
基督医院被日本侵略者毁坏了，麦文果就在自己的住处接诊受伤人员，并给予积极治疗。她在医院的废墟中寻找残留的医疗设备，在自己的住处旁边设立了医疗隔离间，并亲自为伤病员喂食。据她后来回忆，在1年多的时间里，随床护理了89名病人，接诊了1000多位门诊病人，为900人接种了伤寒和霍乱疫苗，为200名儿童接种了白喉类毒素，有力地防止了战后疫情的发生。
麦文果面对日军的侵华暴行，表现了一位女性特有的坚韧和顽强精神，表现了世界人民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无私的人道主义精神。她的正义行为不仅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更得到众多的中国人民尤其是南通地区人民的支持和协助。因此，麦文果的救护行为，并不是孤立无援的。麦文果的大爱行为，在战后南通人民中广为流传并得到热情赞扬。
南通市档案馆的朱江先生长期从事南通地区历史的研究和档案史料的编研工作，出于对麦文果人道主义精神的尊崇，多方搜集麦文果的有关史料，经过整理研究，撰写了这部《麦文果》著作。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工作，它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麦文果出于人道主义的无私奉献精神，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为人类的正义事业做出贡献。在《麦文果》一书即将出版之际，向朱江先生表示祝贺。
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2013年10月10日
朱江编著的这本《麦文果（南通的魏特琳）》以美籍护士麦文果在南通的经历为线索，反映了中西文化在南通的交流与融合，展示了民国初年至1930年代南通的社会状态。由于引用大量原始档案，《麦文果（南通的魏特琳）》对西方人士对张謇及民国南通的评价、南通西医的发展以及抗战时期南通的慈善救助等方面，有着独到的挖掘和评述。
朱江编著的这本《麦文果（南通的魏特琳）》建立在大量历史档案和资料的基础上，基本描绘了美籍护士麦文果于民国初年至1930年代期间在南通的情形。透过本书，我们似乎穿越时空，回到了腥风血雨的岁月。麦文果视野所及，其实就是抗战爆发前后南通社会的掠影：当时的南通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度成为上海通往南京和苏北方向的中转站；日机轰炸南通基督医院曾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成为宋美龄对美国民众广播的话题；南通被日军占领的当天，曾经发生过一定规模的战斗，而绝不是以前许多史料所说的“不战而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