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军、厉向君编著的《东西文化放浪行(林语堂)》的写作，起因于学缘和投缘。两位作者是大学期间的师兄弟，研究和阅读的兴趣同在现代文学。几十年来交往甚密，研究方面多有合作。而最终让我们选择林语堂先生的，是他的文化成就和人格魅力。在我们看来，株语堂是一位真实、热情、充满正能量的文化使者，更是一位幽默、睿智的生活智者。纵观林语堂博远传奇的学问之道和人生之道，我们除了仰视就是钦佩。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笔锋犀利，见解深刻，行文洒脱；他随情率性，幽默酣畅，嬉笑怒骂，无不扣人心弦，启人心智。

孙世军、厉向君编著的《东西文化放浪行(林语堂)》主要内容：

“我对于人类尊严的信仰，实是在于我相信人类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放浪者。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1895年10月10日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林语堂的祖父是漳州北郊五里沙村的一个农民。纵观林语堂博远传奇的学问之道和人生之道，我们除了仰视就是钦佩。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笔锋犀利，见解深刻，行文洒脱；他随情率性，幽默酣畅，嬉笑怒骂，无不扣人心弦，启人心智。《东西文化放浪行(林语堂)》分为5个章节来讲述林语堂的一生，第一章介绍了林语堂的出生背景及环境以及早期的文化熏陶；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林语堂深刻的文化反思与批判；第三章，是林语堂作为守望者，他丰富的文化载体与活动；第四章为林语堂作为传播者，他在海外的文化建树与影响；最后是林语堂一生的独特文化标杆与价值。

第一章 跋涉者：早期的文化熏陶与追求

 第一节 牧师的儿子

 第二节 从上海到北京

 第三节 婚姻与爱情

 第四节 留学与回归

第二章 弄潮者：深刻的文化反思与批判

 第一节 加入《语丝》社

 第二节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第三节 把半个北大搬到厦大

 第四节 从仕途到归途

第三章 守望者：丰富的文化载体与活动

 第一节 《论语》前期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一）

 第二节 《论语》前期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二）

 第三节 《人间世》、《宇宙风》创刊及其他

 第四节 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

第四章 传播者：海外的文化建树与影响

 第一节 蜚声世界文坛的作品

 第二节 海外抗战宣传家

 第三节 现实主义的理想家

 第四节 文学创作的丰收

 第五节 尽力工作，尽情享乐

 第六节 筹建南洋大学

第五章 牧归者：独特的文化标杆与价值

 第一节 叶落归根

 第二节 声誉愈隆的世界著名作家

参考文献

第二节从上海到北京

一、上海圣约翰大学

林语堂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本来是件很高兴的事，但到上海去读书，起码要筹备一百块银元，这对于月薪二十块银元的父亲来说，是一笔极大的开支。当年为了林玉霖上圣约翰大学卖掉了祖母在漳州的房子，现在家里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可卖了，父亲又高兴又愁苦的矛盾心情是难以言表的。但他最终还是下了决心，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孩子失去这个机会，何况林玉霖即将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他毕业后找到工作也可以资助一下弟弟们。但眼前呢？虽然说圣大的学费、生活费全免，但要凑足一百块银元还真有点犯难。这时，二姐美宫从毓德女校毕业，也吵着要到福州念大学，到福州去读书，学杂费至少每年也需要六七十元。不是父亲不愿女儿读书，以林至诚的开放思想，假若经济不紧张，让美宫到大学继续深造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要照顾儿子，就只有牺牲女儿的读书机会了。况且在那个年代，女孩子能到学校念几年书已经很不错了，林至诚已经让女儿读完了中学，更是凤毛麟角。二姐美宫只有在心里不满了。

实在别无良策，林至诚只好向他的学生陈子达借钱。现在的陈子达已不是过去穷得光着脚丫来上学的学生了，他经商做了大老板，但吃水不忘挖井人，没等老师把话全部说完，他就满口答应下来。过了几天，陈子达到坂仔来，递给林至诚一个蓝布包，林至诚打开一看，里面是一百个亮晶晶的大头银元，这使他高兴得几夜都没睡着觉。

经费解决了。林语堂带着希望，来到了圣约翰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会大学，它的前身是圣约翰书院。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为实现推行高层次教育的夙愿，将圣公会原辖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在沪西梵皇渡购地兴办圣约翰书院。1906年学校在美国注册，正式称圣约翰大学。1913年增设大学院，招收硕士研究生，形成预科、本科、大学院三级阶梯。

在圣约翰大学，林语堂进的是神学院。他之所以选神学院，其目的就是将来预备献身为基督教服务。然而，在一年多的学习生活中，他无法接受种种不可思议的教义说法：人生来就是罪恶的，耶稣替我们赎罪，我们才可以进天堂；不信教，便要进地狱等等理论，林语堂很难接受。他认为，一切神学都是在“欺骗”，对他的智力是一种侮辱。他本来希望当牧师，可是，现在他对神学已经没有了兴趣，所以终止了神学院的学习。

虽然如此，林语堂却对英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圣大的第一个英文教师是个外国人，她的中文名字叫李寿山。这位老师与寻源书院的毕太太一样，不仅长得美丽可爱，而且温柔善良、真实诚恳，给林语堂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林语堂的口语学习，除了跟从老师，主要依靠的就是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这本字典不仅将英文单词的定义列举出来，还将一个单词在句子里的用法举例。无论是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语段，林语堂一定要弄清楚才肯放过。对中文意思相近而英文意思不同的单词，林语堂也注意体会其细微的差异，如他为了搞清楚中文的“笑”和“哭”在英文里的意思，便整理出一些近义词来，如大笑与微笑、痛哭与抽泣等等，并结合具体的例句，仔细体会它们的不同，理解之后就能记忆深刻、举一反三、事半功倍。至于英语的发音，他认为只要弄清楚一个字的重音在哪个音节，说起英语来便不成问题了。林语堂认为，每个英文单词也像人一样，都是干差万别的。掌握了它，内心就有这种感觉：尽管这些单词就像活蹦乱跳的顽皮小鱼，但它们仍然在渔人的掌控之中。后来林语堂回忆说：“这部字典最大的好处是容纳了英语的精髓。我就如此学会了英文的许多精选词汇。”

由于刻苦用功，方法有效，所以在神学院一年半，林语堂的英文水平得到突飞猛进地提高，被选进了《Echo》（《回声》）杂志编辑部做编辑，他说，“我爱上了英文”。  圣大给林语堂留下了不少美好印象。林语堂认为圣大校长卜舫济博士就是一位可爱的人，他为人正派，工作认真负责，他还娶了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国闺秀做太太。他严格治校又严于律己。当然，人无完人，卜校长的缺点是太刻板，缺乏自由快乐的精神。所以他管理的学校，给学生的自由太少，或者说过于让学生遵守纪律而无自由，并且过于重视于英文而轻视中文，中文不及格照样予以毕业，甚至聘请的中文老师水平低下，竟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从中国可以坐汽车直达美国。因此，林语堂对学校的许多清规戒律非常反感，有时简直深恶痛绝。遇到这样的中文老师，林语堂只好在下面“自学”，好在老师也从不关心学生是否认真听讲，也不关心学生在下面做什么。这样，林语堂就利用不喜欢听的课和课余时间，偷偷地看杂书，如张伯伦的《十九世纪的基础》、赫克尔的《宇宙之谜》、华尔德的《社会学》、斯宾塞的《伦理学》和韦司特墨的《婚姻论》，涉猎范围远远超过了他所学的专业，从而广泛地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圣大图书馆只有5000册藏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书，林语堂几乎把这些书都读遍了。这对于勤奋好学的林语堂来说太不过瘾，他对读书有时达到迷恋的程度。

圣大毕竟是一所教会大学，学校割断了中国学生和本国文化的联系，甚至不准学生看中国的戏剧，以致许多圣大的学生对西方文化了如指掌，对中华文化却一知半解。在圣大，林语堂学习了外语、地理、算术、地质、体育等学科知识。他像进了知识的海洋，对数学和几何学、物理学、地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英文水平的提高，使他毫不犹豫地注册了人文科的语言学作为专门学科。

在大学二年级结业典礼上，林语堂荣获三种奖章，同时又代表讲演队登台领取优胜的银杯。在同一典礼上一人四次登台领奖，创造了圣约翰的领奖纪录，轰动了全校，甚至传到了邻校圣玛丽女子大学，从而引出了一段姻缘佳话。

林语堂不仅学习好，而且还是多项体育运动的高手。他学打网球，参加校足球队，还是圣大划船队的队长。他从夏威夷留学生根耐斯那里学会了打棒球的技术，是一名精于投上弯球和下坠球的垒球手。最为出色的是，他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还参加了1915年5月15日至22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本次运动会，中国队囊括了足球、排球、游泳、田径四项冠军，荣获总分第一。

父亲林至诚对林语堂的文体成绩不感兴趣。有一次他来到上海，去运动场观看比赛，参赛的林语堂借机大显身手，但父亲看后不以为然，因为父亲关心的是神学，儿子的体育成绩与他的理想毫不相干。

当然，林语堂的大学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起初，他根据父亲的意愿在圣约翰的神学院注册。但不久，他成了弗洛伊德的崇拜者。他后来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中说：“一切神学的不真，对我的智力都是侮辱。我无法忠实地去履行。我的兴趣全失，得的分数极低，这在我的求学过程中是很少见的事。监督认为我不适于做牧师，他是对的。我离开了神学院。”大学二年级的一个暑假里，父亲让他代替自己布道，结果他心血来潮地大肆发挥，他选择了一个讲题：“把《圣经》当文学来谈。”他对坂仔的乡民们畅谈耶和华是一位部落之神，帮助约书亚消灭亚玛力人和基奈人，并且他说，《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是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等等。这次离经叛道的演讲，使父亲清醒了：儿子虽才华出众，但不适宜当神职人员。

林语堂在教会学校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成年以后，他对教会学校说过许多感激的话，也说过许多遗憾的话。圣约翰大学的确给林语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清华的英文教员

1916年林语堂以第二名的成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由校友和同乡周辨明推荐，应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校长周诒春之聘，任英文教员。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是借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最初是一所中等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同年开办研究院（国学门），1928年，国民政府将其改名为清华大学，并于1929年设立研究院。学校坐落在北京近郊清朝端亲王的花园里（清朝康熙年间称熙春园。雍正、乾隆、咸丰先后居住于此，咸丰年间熙春园改为清华园）。学校的图书馆、大礼堂、体育馆、游泳池等设施在当时国内堪称一流。林语堂任职时，那座规模宏大的图书馆正在建设中。当时清华学校的学制分为中等科和高等科，共8年，前五六年基本为中学程度的科目，后二三年才安排大学的有关课程。学生毕业后，按成绩高低和志愿分别插入美国的各个大学。所以考上了清华学校，就意味着到美国留学的理想基本实现了。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迎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后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感时时涌上心头。

由于在圣约翰大学时英文基础打得很牢固，因此，林语堂是一个称职的英文教员。不仅如此，他也是一位洁身自好的青年。他不饮酒，也不近女色，每当星期天，有的同事去“八大胡同”嫖妓，而林语堂却在校内主持一个圣经班的功课，被同事称之为“清教徒”。

林语堂由于从小进的是教会学校，虽然从父亲那里知道一点四书五经知识，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知之甚少。他为自己的中文知识如此贫乏而感到羞耻。他在晚年回忆说：“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我一毕业，就到北平清华大学去。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P10-14

又是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孕育于三年前的这本小书现在终于问世，仿佛与林语堂先生一次慢声细语的长谈刚刚结束。

本书的写作，起因于学缘和投缘。我们两位作者是大学期间的师兄弟，研究和阅读的兴趣同在现代文学。几十年来交往甚密，研究方面多有合作。而最终让我们选择林语堂先生的，是他的文化成就和人格魅力。在我们看来，株语堂是一位真实、热情、充满正能量的文化使者，更是一位幽默、睿智的生活智者。

纵观林语堂博远传奇的学问之道和人生之道，我们除了仰视就是钦佩。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笔锋犀利，见解深刻，行文洒脱；他随情率性，幽默酣畅，嬉笑怒骂，无不扣人心弦，启人心智。文学建树和学术贡献齐头并进，实为“人中翘楚”。同时，林语堂有着很高的英文造诣，所著的《吾国与吾民》、《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十多种著作，不但传播了祖国文化，而且伸张了民族正气，为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作出了巨大贡献。1934年，林语堂在《我的话·杂说》中对自己的治学路径最著名的描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句话贴切地反映了他的文化情怀和态度。他是在充分接触了西方文化后才开始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又是在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前提下投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怀抱。学贯中西的林语堂抛却了对东西文化“非此即彼”的单面式理解，既不以中国文化为尺度来否定西方文化，也不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批评中国文化，而是从两种文化融合的角度，充分择其优者而用之。他在穿梭于中外不同地域和多种文化的历程中，在文化接纳、怀疑、扬弃的沉思中，挑选组合，择善而收，形成了兼容并包、融会贯通、亦耶亦孔、半东半西的博大文化观，为近代中国塑造了一个“踯躅街头说隐居”、“卸下洋装留革履”的真实、丰富而鲜活的形象，即如林语堂自诩的“现实的理想家”、“热心肠的讥世者”。

回首我们走过的路，科技发达了，智力发展了，财富增加了，但野蛮和浮躁也甚嚣尘上起来，而本真的友爱、温暖的人情味却越来越稀缺了。正如林语堂所言“现代史指示我们，人沦入于野蛮的危险性何等之大。尽管物质生活和技术知识是进步的”（《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教》）。他始终以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强调对人类现实幸福的关注与关怀。他在小说、散文和学术论著里，都寄寓着一个共同的宗旨：宣扬他所心仪的人格形象——“放浪者”，并以“放浪者”诠释着他的“快乐哲学”。他说：“我对人类尊严的信仰，实是在于我相信人类是世上最伟大的放浪者。”（《生活的艺术》）其实，“放浪者”也是林语堂的自画像。从大山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他一直在放浪中前行。他在文化熏陶中成长，在文化反思中提高，在文化平台上守望，在文化传播中立言，在文化发展中收获，用自己的人生操守和人生轨迹展示了放浪者的丰富内涵。他赞赏儒家那种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孔子对任何文明的最后试验，则在于它究竟会不会产生好儿子，好兄弟，好丈夫，好朋友和好个人”。（《中国智慧·序》）在社会生活中，林语堂也有犯错的时候和应该批评的地方，但他人品上没有留下污点。他喜欢的二姐早早去世；深爱着一个姑娘却不能与她结婚；大女儿自杀离世；这一切遗憾和不幸并没有击垮林语堂，他的境界和胸怀让人折服。面对压抑的现实、激烈的论战、人事的纷扰，他选择了乐观、通达与平和。现在看来，也许有了反思，有了比照，所以才出现了“林语堂热”，我们才觉得林语堂的人生哲学是那么真切和受用。

作为我国杰出的文学家、翻译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发明家和幽默大师，林语堂创造了无法替代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标杆。在1975年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林语堂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成为亚洲学人获此殊荣的第三人（另两人是印度的光诗南和日本的川端康成）。他的《京华烟云》也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林语堂逝世后，《中国时报》社论评价他“可能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熏染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与学人”。林海音对林语堂的评价更高：“本世纪的中国人能成为世界性作家学者的，我认为只有林语堂一人。”

尽管如此，“林语堂热”的辐射量可能还不够强大。因为他的作品的流布并不十分广泛和深入，甚至他还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人们对他误读和误解的情况时有发生，许多人还会简单地以鲁迅的正确来推断林语堂的错谬。因此，作为林语堂先生及其作品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我们有一种真切的愿望，就是以轻松浅近的形式，向更多的读者展现林语堂丰富、真实而卓越的人生传奇和文化成就，而本书就是这一努力的尝试。但由于水平和篇幅所限，可能存在许多错讹和片面之处，还请各位方家不吝指教。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一些前人和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尽量在书中列出，恐仍有遗珠之憾，谨表谢意，还望多加谅解。

临沂大学赵光怀教授、齐鲁书社责任编辑许允龙先生为本书的编写和出版花费了很大心力，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者

2013年3月12日

本世纪的中国人能成为世界性作家学者的我认为只有林语堂一人

——林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