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编著的《非虚构的我》内容简介：盛极而衰的家世、被打成“黑五类狗崽子”的屈辱童年、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奋斗、拼命争取到的参军机会、青涩的初恋……他将自己的身世，经历，家庭，亲人，挚友，好恶，困惑，恐惧，念想……一一如实道来，毫不躲闪。他怀念少年时光，解密军旅生涯。谈酷刑，也谈温情。谈创作，也谈人生。他以汶川地震亲历者身份写下《地震四记》，拷问声振聋发聩：“为什么倒塌的建筑中有那么多是校舍？”他记录曾给他感动的小人物们。中国底层社会百姓的生命哲学和尊严，虽渺小但自得其乐。那些再普通不过的人，那些静静流淌的命运，终将唤醒我们沉睡的记忆。

《非虚构的我》是作者麦家对自己的人生的一次回顾和总结。他将自己的身世，经历，亲人，挚友，好恶，困惑，恐惧，念想……一一如实道来，毫不躲闪。

他怀念少年时光，解密军旅生涯。谈酷刑，也谈温情，谈创作，也谈人生。

《非虚构的我》是作者记录曾给他感动的小人物们。中国底层社会百姓的生命哲学和尊严，虽渺小但自得其乐。那些再普通不过的人，那些静静流淌的命运，终将唤醒我们沉睡的记忆。

读懂麦家，读懂中国。

谈己

 八大时间

 1964年1月5日

 1971年正月初十

 那年那月那三天

 1981年8月29日

 1988年1月15日

 1992年7月1日

 1997年5月16日

 1997年8月28日

 善待朋友

 日久弥新的感动

 母爱有灵

 无法潇洒

 传递爱是人间最美

 老师姓沈

 第一次坐军车

 家有“书鬼”

 我的首任私家车

谈人

 此文给C(两题)

 C的奇思

 没有生日

 卖烧豆腐的秋娘

 思念索拉

 李敬泽词条

 《南方》作者朱文颖

 书法家王冬龄

 在四个城市说朱向前

 福州

 南京

 北京

 成都

谈话

 文学的创新

 我用大脑写作

 八谈《风声》

 谈酷刑，也谈人生

 谈小说，也谈影视

 谈编剧，也谈导演

 谈信念，也谈责任

 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作家是那头可怜的“豹子”

 三谈《暗算》

 失去也是得到

 形式也是内容

 得奖也是中彩

 三谈《解密》

 真与假

 苦与乐

 山巅的豹子

 小说的责任

谈事

 地震四记

 受惊记

 捐款记

 募捐记

 拷问记

 害怕读书

 当兵六说

 开场白

 史上第一女兵

 天下第一耻辱

 父亲的故事

 中华儿女多奇志

 美好的事情

 参加“UN”

 名人的标准

 谁能笑到最后

 幸福就在我们身后

 去罗马的路只有一条

 谈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和我

 博尔赫斯与庇隆

八大时间

1964年1月5日

这是我最伟大的一天，没有这一天，也就没有了我。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个人最大的事，但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生死留下记忆。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闭眼。生的啼哭唤醒的是别人的记忆，死的闭眼关闭的是自己的记忆。生于何时，死于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状，这些记忆都储存在他人的记忆中。所以，谈自己的出生，无异于做小说，你说得头头是道，闻者都信以为真，但其实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

时间是放在空间里的（反之亦然），赋予我成其为人的这个时间：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离杭州41公里的一个古老的大村庄里的，村庄名字叫蒋家门口，行政上隶属富阳县（1994年撤县改市）。富阳是个默默无闻的地名，但其下有两张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达夫。富春江因黄公望留下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而名震遐迩（现今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蒋家门口是富阳的第一大村庄。这是一个殷实而富丽的村庄，它的古老，它的富丽，它的人丁兴旺（现有4000多人），都使它显得不像一个村庄，而像一个古镇。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这里就有了翻造上海滩上的三层楼房，宽敞的回廊，红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门（三米高两米宽），龙飞凤舞的飞檐立柱，宽阔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80年前，我爷爷的父亲卖掉了40亩竹山，带着两个儿子——我爷爷和小爷爷——开始模造这栋来自上海滩上的三层楼，虽然是缩小版的——只有两层半，规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给我们家带来了经久的美誉。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有外乡人来我们家参观，指着我熟视无睹的种种雕像、石刻评头论足，流连忘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个远房叔叔的引导下也去看过，至今记忆犹新，见了我夸奖不已。

能够出生在这样一栋堂皇气派的房子里，应该是我的荣幸，但我的父亲却不这么看。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我们必须离开这座房子，否则我们家难有翻身之日。这么说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们家前面的一栋楼。这也是一栋三层楼，但似乎没有那么考究，没有那么多纯属审美的铺张浪费。那是一栋结构比较简单、实用的三层楼，长长的一排，有点像现在的单位宿舍楼，外墙粉刷成红色，到了我小的时候它还是红的。我们家和他们家中间只有一条不到两米宽的弄堂，也就是说，它的“屁股”对着我们家大门。父亲告诉我，我们祖上和这家人的祖上是死对头，他们之所以将房子造得这么高，这么摆放（屁股对着我们大门），而且还漆成红色，目的就是为了抑制我们家，破坏我们家的风水。怪的是，自从这栋红房子造好后，我们家族兴旺的景象日渐败落下来。我的小爷爷为了抵制这种神秘的“破坏”，专门到上海跟一个传教士信了耶稣，回来后每天都在厢房里做祷告。我小时候经常带同学去看小爷爷做祷告，叽叽咕咕的，含糊不清的声音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父亲知道，父亲说他是在祈求耶稣保佑他，而且耶稣也确实保佑了他。

我父亲有兄弟四个，也就是说我爷爷有四个儿子，小爷爷只有一个，是独子。但有了耶稣的保佑，小爷爷的儿子接连给他生了七个孙子，而我爷爷尽管有四个儿子，孙子却也只有七个。我爷爷死得早（66岁去世，我没有见着），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耶稣的力量。正因此，他无法活得更长寿。而我父亲虽然发现了这个“秘密”，但由于时势的原因，虽然满心想投靠耶稣重整家业，却又不敢。因为那是一个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稣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亲曾经通过养狗、在家门口摆放石狮子、杀公鸡等多种迷信方式，来摆脱“红房子”对我们家的诅咒。但事实似乎证明，这些方式过于简单，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整家业作为一个梦想一直盘桓在他心里。

在我10岁那年，父亲借了钱在我们老屋边上造了一间比较简陋的新屋，那是他为了摆脱“红房子”的诅咒的第一个大动作。收效似乎是明显的，我哥随即结了婚，我姐也在城里找到了意中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新屋的位置离红房子还是比较近，似乎还在红房子发威的范围之内。于是十年后，1982年，我们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说真正是彻底摆脱了红房子的纠缠。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家转眼成了当地出名的“万元户”。那时候，我已经在部队，在千里之外。父亲从来不要求我调回去，而且总是对我说，你走得越来越好，意思是越远红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为到此父亲和红房子的斗争结束了，殊不知大动作还在后面。1996年，父亲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把我们家的老屋很便宜地卖掉了，真正是惊世骇俗啊！在我们家乡，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让，但祖屋是绝对不能卖的。不过我可以想象，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到底，还是红房子在作怪，在煎熬他，在改变他，在给他勇气和力量。

父亲对红房子刻骨而久经的疑惧和抗争，让我从小就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门。这是一扇现实之外的门，可能也是我通往文学深地的门。

1971年正月初十

这一天，我号称9岁，其实才7岁。

在我们家乡，人的年纪是以年头来计的，说你多少岁，说的是虚岁，不是实足年龄。按这种说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么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经是两岁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阴历年中还是旧年，是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当我出生42天时，我已经叫两岁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岁，更何况是正月初十。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岁了——其实才7岁零50天。这一天，我背着书包走进了设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后我痛苦地发现，我背的书包特别沉重——那不是书的重量，而是泪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那里为什么是正月里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琢磨过。不过，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开学了，而我们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开学的。我觉得正月里开学更有种喜庆色彩，书包里藏着压岁钱和酥糕，那感觉是很好的。中国的农村给人最统一的印象是穷，贫穷落后，吃不饱，穿不暖，脏不拉唧，大人缺乏尊严，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说，我们那边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没有挨过饿，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过年时还有压岁钱，远的亲戚给二角、五角，近的亲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给一元。我还认了个干爹干妈，自己很节俭的，但对别人很好，尤其对我更好，压岁钱经常给我一张五元大钞。一般一个春节过下来，我可以得到十几至二十块的压岁钱。这是我的零用钱。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回来做衬衣。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