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后来成了笑柄。当时方程十二岁，吃饭欠胃口，看着盘子像遇到难题，苦歪着脸。家长带他到医院，名医开的药方是喝面条——“每顿都喝一大碗面条，把胃撑大了，他就想吃饭了。”
那时候，人们很单纯，对大医院里的名医尊奉如神，回到家一盆面条就端了上来。方程一连喝了几天，果真对饭菜有了热情。他的家长就把这灵验的妙法推荐给同事，去灌那些挑食的孩子。高中毕业之后，方程把这事当笑话先后讲给几任女友。“这哪是胃给撑大的，是害怕。我喝面条是不要吃药，可老喝面条也不好受，只得改成吃饭。”后来方程荣升父亲，“面条论”又让他悟出了新的东西。什么叫没胃口？那时候生活困难，没什么吃的，加上不会做，连炒鸡蛋都敢放酱油，又黑又煳，当然没胃口。至于喝面条，那是名医的一个策略，因为一大碗面条本身就等于吃饭。不管你是对大碗的面条害怕，转头吃餐桌上的饭，还是多喝面条撑大了胃而有了食欲，反正达到了目的：让你的食物营养跟得上。
这里有个重要的支点，那就是信任——你信任医生，你的病就能好。你信任多少，你的病就能好多少。三十年过去了，方程步入成年，但如今，人们已经不再那么信任大夫了。
一个患者需要治愈，通常的办法就是经过大夫诊断，开药，可是多年来，方程却回避着这个叫做医院的地方。他对医院的看法比较差。
哪能这样呢？遇上头疼脑热常见病，总是进行检查。验尿验血，没问题的话就做心电图，还没问题，去照胸片CT，再没问题，这才把你从连环阵里领出来，让你放心——这只是一场感冒。如果遇上疑难杂症，大夫们更热衷于运用排除法的，将病人送进x光片、彩超、CT、核磁共振、穿刺等等科技成果里。这些报告带着冰冷的面孑L成了帮凶，并给大夫铺了条宽阔的退路。有退路就有一切。大夫能够摆出不大在乎的轻松姿态了。
方程患的是失眠症。这种病症究竟算什么呢？说它常见，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归到疑难杂症，又似乎没有那么复杂。不管普通大夫还是主任医生，都拿它没办法。“气血两虚”、“心肾不交”，中医总是这两句话；西医的观点总是“神经衰弱”、“心理障碍”。开了药方之后，医嘱患者要加强活动，戒烟限酒，遇事想开点，培养好的生活习惯比什么都重要。实在撑不住了，可来点安定——针对服药方式这种小事，大夫倒乐意秀出学有专攻的表情，音色也随之明亮得多——
“先是半片，逐渐增加到一片，要是还不行，那就增加到两片。”
方程还遭遇过这种情况，坐诊的大夫将他的病情往抑郁症上拉扯。当他重申自己只是失眠，大夫略停一下，用眼角瞥着他，那是权威的眼神，也是一种“既然我是大夫，你就不要多言”的责问。
“我睡着了也和没睡着一样，能清晰地看着自己做梦。”方程只想针对自己的病情开方子。他可不能让医生，把自己丢到一个谁都可以被丢进去的药坑里。
“这只是抑郁症的前期。”大夫说，“你不能简单地就失眠而失眠，抑郁症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失眠。”
对失眠的生成原因以及它和精神与心理之间的关系，大夫漠然不顾，他们只管给你开药，哪怕这些药片仅仅是对病灶的暂时控制或者遮掩。
当医院走向商业化，病人除了是病人，他还成了一笔业务，一个有体温的提款机。假若将某些大夫的白褂子脱掉，将医院的牌子换上“肉联厂”，你就能够比较直观地看到所谓“天使”如何变脸成验货的质检员。
病人一进医院就成了同类型号的产品之一，而诊室则成为美化了的人肉车间。得了感冒给你开一样的药，患了发烧给你打同样的点滴。失眠本是由生活动荡引起情感波动造成的，原因很多，可他们照样给你开同样的助眠药。你和其他病人唯一的差异是：药方上的姓名。其实，在大夫眼里连这个差异也没有。
方程决心解决失眠问题，先后去了三家大医院挂了五个专家号，他像复读机一样将说过的话继续重复着——“几乎每天都一样，先睡两个多小时，就醒了，大约半夜两点左右，想想事或看看书，凌晨五点再睡一个多小时，这次就不能称为睡觉，因为总是做梦。”
每到这时候，他就停下一会儿看着大夫。大夫如同一个师傅教的一样，不约而同地问：“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可不短了，只是这几个月加重了。”
“噢，什么原因？”
“这个……”
“失眠和气候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大夫额外地增加了季节因素，“冬天血管收缩，对睡眠不大有利。”随之将季节问题略过，模糊、巧妙地过渡到了心理咨询。等方程声明他的失眠和心理咨询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大夫笑笑，又权威地问他第二个问题：“既然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现在想起来看了？过去看过没有？”他回答过去基本上没有看，因为这一段时间比过去严重，直接影响了生活和情绪。
“能高兴起来吗？”大夫听到“情绪”，马上问。
“只要遇到高兴的事还是没问题的。”
大夫再次点点头，问下一句：“会笑不会？”
方程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很意外，皮肉都紧了，当他知道这只是了解症状的一种方法，就像肠胃医生关心病人放不放屁那样，便很理解地试着笑了笑——这是一个机械的便秘式的硬笑。
大夫摇摇头：“不，不是这会儿笑不笑，我问的是平常，你平常会笑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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