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联盟文库》分政治、哲学、历史、文化、人物、译著六大类。

这本《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大宋王朝)》(作者徐洪兴、姚荣涛)是“人民联盟文库”系列之一，讲述了大宋王朝的故事。

令人自豪的历史巅峰，令人向往的朝代辉煌，讲述了一个空前开放的浪漫帝国，一个盛极而衰，却拥有永久和持续魅力的大宋王朝，展现一段令华夏子孙永远为之骄傲的丰功伟业……

《人民·联盟文库》分政治、哲学、历史、文化、人物、译著六大类。由于所选原书出版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出版单位，在封面、开本、版式、材料、装帧设计等方面都不尽一致，我们此次编选，为便宜读者阅读，全部予以统一，并在封面上以颜色作不同类别的区分，以利读者的选购。

这本《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大宋王朝)》(作者徐洪兴、姚荣涛)是其中一册。

《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大宋王朝)》讲述了大宋王朝的故事。

承上启下

两宋历史概述

陈桥兵变

——五代战乱终结

强千弱枝

——中央集权强化

右文抑武

——祖宗家法确立

守内虚外

——无可奈何之选

穷则思变

——北宋前后两度变法

天书封禅

——荒唐迷信闹剧

呼朋引类

——官僚集团党争

苏湖粮仓

——两宋经济的状况

东京梦华

——城市发展的缩影

国运文明

——文教事业的勃兴

儡学更新

——思想文化的新统

梦溪笔谈

——宋代科技水平

第五，把对地方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的指挥权收归各州，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这样的军事体制，使禁军将领和地方藩镇都无力发动“黄袍加身”的兵变。

武将这个最棘手的难题解决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体制问题。宋初最高统治者采取的措施是：

一是分散文臣之首宰相的权力。宋代的最高行政机构是“中书门下”，首脑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其副手称“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在编制上，宰相没有定员，一般都有好几个人。宰相的权限仅限于管行政事务。最高军事机构是“枢密院”，首脑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其副手称“枢密副使”。枢密院掌管军事政令，调动军队。宰相与枢密使，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对皇帝负责。地位仅次于这两者的是“三司”，掌管国家的财政。其最高长官是“三司使”，由于其地位特殊，所以又被人习称为“计相”。

二是强化对官吏的监督。宋代的中央监察机构，有职责完全相同、却分别独立的两个：一为“御史台”；一为“谏院”。其职责就是纠察、弹劾包括宰相、枢密使、三司使在内的各级官员。皇帝还特许这两个独立的监察机构的官员可以“风闻言事”，即使检举错了也不受什么大的处罚。

三是以“内制”限制“外制”。宋代还继承了唐代皇帝培养扶植体制外势力的一些做法，如选一部分翰林学士作为顾问参与决策，称作“内制”。“内制”经常绕过外面的政府机构，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宣布某些措施或任命等，目的无非在于制约作为常规政府机构的外朝。

四是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在地方官设置上，同样是围绕着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基本原则展开的。以设立大行政区“路”取代唐代以来节度使兼辖支郡的旧制。下面分设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安抚使司，后来叉加设了提举常平司。地方诸司的职权完全分立，彼此起到制约的作用。此外，漕司、宪司、仓司又有监察州县地方官的职责。地方实质性行政机构是州(府、军、监)、县两级制。州、县的长官由中央任命，称之为“知某州事”、“知某县事”，当地人不能在当地任官，地方官一般三年一换。在各州还设置了“通判官”，通判由朝廷直接派遣，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并监督知州的行动，直接向朝廷方面报告情况，各州的公文必须要有知州和通判的联合署名，方能生效。

五是创设极其复杂的官制系统。宋代的官制系统是“名”与“实”相分、“职”与“权”相分的，有“官”、“职”、“差遣”之别。“差遣”是真正意义上的职务，但在性质上又属于临时的，所以称之为“知……”、“判……”、“权……”，意即可以随时调换。总之，宋初的皇帝为了不让甫建的王朝重蹈五代覆辙，为了确保赵姓江山能长久存在下去，所以就“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王夫之语)，多管齐下，“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熹语)。而其结果：“君弱臣强”、“外(地方)重内(中央)轻”的弊病及兵将联手兵变的危险是被消除了，但代价是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成为以后宋朝对辽、对西夏、对金及对蒙古的战争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一切权力都集中到了皇帝个人的手中，但同时也形成了名实分离、叠床架屋，滥官充斥、工作效率低下的庞大的冗官体制。

北宋王朝建立后，赵匡胤曾先后两次进兵攻打太原的北汉政权，但都因辽国的干预而失败。公元979年，宋太宗消灭了北汉，便想乘胜移师河北，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地。宋辽军队在高粱河(约今北京西直门外一带)决战。结果宋军大败，宋太宗自己也身中两箭，乘着驴车逃回开封。三年以后(982年)，辽景宗去世，12岁的辽圣宗即位，政权由其母后萧太后控制，宋太宗认为辽围“主幼国疑”，有可乘之机，于是，在公元986年(雍熙三年)，宋军兵分三路夫举攻辽，结果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市西南，拒马河之北)一役又遭惨败。宋军的这两次大败，除了指挥者失误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即一方面与当时辽国的军事力量强悍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宋军本身的素质有关。

北宋主动攻辽两次大败以后，便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打算，确立起“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只在河北平原上与辽国对峙。反过来，连连获胜的辽国，见北宋软弱可欺，开始采取步步进逼的攻势，不断派兵南下掳掠。公元1004年，萧太后、辽圣宗率20万大军南侵，一路攻城略地，深入到黄河北岸的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不得不御驾亲征，往前线督师以振士气。最后宋辽订立城下之盟，以宋朝每年向辽输纳银lO万两、绢20万匹的“岁币”达成和议。

当北宋王朝正在为北方强大的辽国大伤脑筋之时，西部边境也开始不太平了。公元1038年，党项族的元吴称帝，在今宁夏的银川建立政权，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次年，元吴发动了对宋的掠夺战争，宋军屡败，直到宋廷派出范仲淹、韩琦负责西北战事，才基本上阻止了西夏军队的南侵。由于西夏的国力远不如辽国，很难对宋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党项族百姓也因战争不断而日趋困苦。于是宋夏和议。元昊取消帝号，宋封其为“夏国主”，每年送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双方重开互市。北宋又一次以妥协换取了边境的和平。

到了北宋中期，宋初确立起来的、旨在强化中央专制集权的那一套制度和措施，此时已经开始走向其反面。各种社会矛盾发展到了相当尖锐的地步，外患内忧接踵而来。外有西夏的入侵，辽朝的勒索；内则官僚机构庞大臃肿，官吏们苟且偷安，民变、兵变纷起，自然灾害不断，国家财政拮据。总之，北宋王朝遇到了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统治危机。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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