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中国真的很难
我在中国生活的前十年一直挣扎着怎么才能留在这里。很痛苦……那时候要留在中国真的很难。
受访者：Joe Carter
年龄：50-60岁
国籍：加拿大
到中国时间：25年
位于北京昌平小汤山的中央戏剧学院新校园的主要教学楼和学生宿舍食堂等已落成，从2012年秋季部分师生已经在那里开始学习生活。整个校园将有14 座建筑，规划的核心不是“气派”而是“人气”，校园像一个充满了活跃的街道、院落和广场的小镇。一条小河贯穿其中，河里养了一群鸭子并有木船漂着。未来之星们在光影流溢的空间中行走或私语，这无疑是中国最养眼的校园之一。
加拿大建筑师乔卡特是它们的设计者。
乔的另一个已经建成的建筑项目是北京三里屯附近的幸福三村，现名“铂郡”。
到中国25年了，这个建筑师说这25年中的前10年，他都在想尽办法留在中国。曾经，“留在中国真的很难”。
麦吉尔大学里的中国杂技团
遇到乔是在巴哈伊教的聚会上。带我去的朋友得到了一本乔的签名新书，我好奇地问我也可以得到一本吗？他看了我一眼，发现是不认识的陌生人——那个聚会基本上大家都彼此相识，他只停顿了一瞬，便冲我微笑，用中文问：你刚才介绍自己也是从加拿大来的吗？然后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支签字笔，在书上签了字，递给我。
那本书名是《广厦》，封面上的照片，沉静智慧，和他本人一样。
采访地点在北京东直门外一个星巴克咖啡店，据说离他的公司很近。乔准时出现，手里夹着一个黑色的文件包，用字正腔圆的汉语和我打招呼，然后伸出手，握了一下。他说汉语比较慢，似乎每字每句都在斟酌，而且会一直用眼睛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全没有很多外国人说汉语的炫耀表情。
正式采访前，他问我：“我可以说英文吗？有一些深层的东西，我要用英文表达才更准确。”他想准确而真实地讲述在中国25年的故事。
从到中国开始，乔就写日记。偶尔他还会回头翻看这些日记，所以很多细节他记忆犹新。
1965年，乔卡特在加拿大著名学府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建筑学院读书。此时隔壁的美国正在越战，而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乔的父母都是大萧条年代的过来人，还经历过最艰苦的世界大战，所以他们极力保护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过上一种和平的生活。在这种保护下长大的“婴儿潮”的孩子们，反而感觉到一种心理上的缺失，充满了反叛精神，有着比上一代人广泛得多的世界观，他们关注东方，对佛教、道教都感兴趣。关注毛泽东、赤脚医生，更左翼的青年憧憬社会主义。这一群加拿大孩子和那些美国反越战的青年一样，崇尚自我，反对战争，不安于现状。
乔在其中，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愤青一名。
那个年代，还发生了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这样的大事。年轻人开始反思从小受到的基督教影响，同时感觉到自我的渺小，“地球是这么小而孤单的星球，而在这么小的星球上的人们——我们都是人类呀！”他觉得，全体人类都应该是一个整体，一个世界。乔洞察到自己内心的孤独感。
“我感觉到我在大学学习的建筑设计主要是为有钱的客户服务的昂贵项目。”他当时认为，“不服务穷人阶级的社会是没有出路的。”不但如此，他还从大学退了学。他想了解整个社会的底层是如何生活的，决定离开校园一段时间去看看世界。
开始他准备去南美，但没有成功。于是他转而到加拿大最偏僻荒凉的西北特区，包括在北极圈里的耶洛奈夫、贝克湖那些人迹稀少的地方，乔的大部分时间都和穷人们一起度过，“很穷的人”，他说。
在那些小镇乡村的路上，他经常站着搭顺风车。他穷得叮当响，“那算是社会教育吧。”他微笑，沉浸在回忆中。他整整游荡了三年，并认定自己是在寻找真理。
在离开麦吉尔大学之前，有一件让乔卡特至今念念不忘的事：一个来自中国的杂技团到大学表演。他们之所以选择麦吉尔大学，是因为这是白求恩的母校，他还曾在这座大学当教授。
那时，乔和大部分加拿大人一样，并不知道在中国鼎鼎大名的白求恩大夫是谁。
杂技团的到来，让大学生们奔走相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从新中国来的真正中国人是什么样，尤其当时还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只听说过种种奇怪的消息，无法想象那个国家的样子。
清瘦、文静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的青年乔也混在人群中，他双手插在细腿卡其布裤子的兜里，貌似不经意。为了向白求恩大夫致以特别的敬意，这场特殊的演出是免费的，却没有合适的场地。所有观众都站着观看。
杂技团表演的都是一些传统节目，顶碗、叠罗汉、柔身转桶，还有一些学鸟叫的口技表演。看似平静的乔，镜片后泛起闪烁的水光，他从未看过这样的表演，这是从古老中国、红色中国来的人们，他们的表演“具有嬉皮士的风格”。人群沸腾了，他们拼命鼓掌。表演结束时，年轻人跳起来，一拥而上拥抱这些神奇的表演者。乔也在其中，他拥抱的那个中国青年似乎没有准备，描着重妆的脸上露出困惑和惊讶的表情。
“那些演员都有点受到了惊吓。”二十多年之后，乔坐在北京CBD的一个咖啡店里缓缓地说。午后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柔和宁静，他告诉我，就是这个杂技团让他对中国的轮廓稍微具体了一些，并让他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这个杂技团到底是中国国家级的杂技团还是地方级别的？是不是还到过其他国家巡回表演？这些年他一直想知道这些问题。他甚至写信询问过麦吉尔大学的同学和老师。大家都记得那场神奇的表演，却没人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他请我帮他寻找这个杂技团的细节。
天大校园中的梁祝
游荡三年之后，乔又重新回到校园。毕业后，他结了婚，并搬到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省成为一名建筑师。
但是，他没有忘记杂技团带给他的“中国”。
自1974年起，他开始订阅《中国画报》。“当时我是纽芬兰唯一一个订阅中国杂志的人。”他有几分自豪。那份杂志虽然面对海外，但只有很少的英文。那时，它还在传递批林批孔和各种大丰收的消息。
乔请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学生教他汉语，“过程很长很痛苦而且还很难，不是很成功”。但是，他认为自己尽力了。他当时的妻子对中国没有那么感兴趣，也不愿意去中国。1984年，这份婚姻结束，乔就想“好了，我现在要试着去中国了”。
他终于找到了门路，麦吉尔大学有一个国际交换项目，有人刚从中国回来。他告诉乔，中国有所大学有一个课程，教授中国古典建筑——但只为外国建筑师授课。乔马上给天大外办写信，问是否可以参加这个课程，他很快得到回信，可以。
乔凭着这封回函拿到了中国签证，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一天是1985年5 月20日。
课程只有3个月时间。但乔微笑着说，他那时已有留下来的决心，所以他带着名片和简历，来到中国，讲授关于圣·约翰斯的建筑和他的城市规划史的讲座。
一个美国大学建筑教授把自己的学生都带来参加这个课程，和这些二十出头的青年人们一起上课让乔有些不好意思，他已经38岁。他们不但一起上课，还共同设计了一个中式花园。
“我想找到一个能留下来的方法，或者让我在这里待得时间更长一点。”但他又不希望直接和天大的老师们申请，因为他害怕“他们尴尬我也尴尬”。
终于，一个叫靳其敏的教授的出现带来了转机，“他很有名，今年已经八十多了”，乔回忆道，“他问‘你能回来教书吗？’”乔心花怒放，他盼望的那扇门已经打开了。
他回到加拿大处理杂事，加拿大对他来说再无牵挂，告别一段婚姻，卖掉房子，甚至连养了很久的猫也去世了。他认为，自己自由了，可以走了。似乎有一去不返的决心。
但天大只和他签了一年的教书合同。第二年，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续签——因为他们只有钱请英语老师，他们没有钱请建筑系的外教老师。尤其，其他院系也有抱怨，像化学系和工程系，他们也想要外教。所以第二年，乔是拿着半薪，做全职工作。
天大开出的工资是每月600元人民币，半薪就更少，这让乔入不敷出。即使是这样，到第三年，他连这份半薪的工作也拿不到了，除非他答应在大学教英文。“但是我不能教英语，因为我是一个建筑师！”乔有着自己的清高。
第三年，他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然后终于拿到了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一份工作——那是一个政府机构，国际发展机构。
第四年……似乎每一年，他都在为怎么留在中国发愁。
“很痛苦。”他说，“关于怎样才能找到一份工作，怎样找到一个要我的单位，那样我就可以有个签证，可以在这里生活并待在这里。我不能老是个游客，我必须得工作。工作很难找。”
一个中国人不可能想象，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加拿大建筑师苦苦思考如何留在中国。而他在加拿大可以至少拿到三四万加元工资。当年，那相当于12万人民币，1985年，那是一笔天文数字。
那时，天大的校园还架着大喇叭放音乐和广播。一天，走在校园里的乔听到了一首动听的小提琴曲，他突然僵在原地无法动。
曲子太美了。他含了泪，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对，我在家，另外一种家。”乔告诉自己。
那是秋天，已近中年的乔入乡随俗地穿着毛衣和藏青色西裤，身后是渐黄渐落的树木。他在突如其来的一段中国音乐中再也移动不了脚步。
他后来知道，那是著名的《梁祝》。
P271-279
从中外交流之门打开以来，我们在阅读历史中几乎一直是“被他者观察”的对象，这种被动的角色，对一个当代的记者来说显然是不满足的，我从这本书中，看到作者如何带着这种不满，扭转身躯试图观察他者，却又忍不住要探求对方眼中的自己时，那种强烈到几近痛苦的欲望。
——柴静
读《他们的中国》，让我想起毛姆的小说，里面充满了流落东方的西方人，他们鲜有宏大历史叙事中西方征服者来到落后世界的轻狂和自得，更多的是孤舟漂流于大海之上的惊惧与茫然。身后的故乡已模糊，神秘的新世界却始终神秘。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老外”这个边缘群体的书，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本关于每个人的书：就我们偶然坠入的这个世界之不可适应不可深入不可征服而言，每个人都生活在异国他乡。
——刘瑜
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或许不是那些外国人在中国独特的生活经历，而在于，从他们那里，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个我们不熟悉不了解的中国。
——黄章晋
第一次见到小科是在雅秀市场的一家美甲中心。他一米九几的身高，运动员般挺拔的身材、黝黑的皮肤和满脸骄傲的表情，让他的落座吸引了很多人的眼光。
他正好坐在我的左手边，却不着急修甲，说是在等他最喜欢的那个美甲姑娘。他像坐进了茶馆一样，用中文跟左右的人打起招呼，我们因此开始聊了起来。
当我夸他的中文很好时，他有些得意，用中文说：“可以让你震惊一下。”我十分好奇，给我做指甲的小姑娘也好奇，说：“你让他震惊一下你。”于是他说：“我们玩成语接龙，就是我说一句成语，你用最后一个字接下一个成语。”他的第一个成语是：“青出于蓝”。我正在思考哪个成语的第一字为“蓝”，他替我接“滥竽充数”。当我思考“数”的时候，他又接“殊途同归”。
总之，他用很短的时间，让几个美甲的小姑娘眼睛里亮亮地闪起崇拜的光芒。
我自然会问他，来中国多久了，为什么会这么多中国成语。他说他刚刚写完了一本书，是向在中国的外国人介绍中国最常用的500个成语。他说，那些成语词典没有一本适于外国人使用。比如，没有一本词典会告诉他们什么是“金屋藏娇”。
他告诉我，这本词典是为了给在中国，中文水平刚刚达到“半瓶醋”水平的外国人使用。因为中文的很多词，有非字面表达含义。他希望他的一些美国同胞可以通过此词典理解，什么叫“人肉搜索”，它和“合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毫无关系。
很快，他最喜欢的那个美甲姑娘来了，开始给他修剪指甲。他说，“我只是喜欢打字的时候，看见自己整齐的指甲，我只修剪，打蜡。”他开始和那个修甲姑娘聊天，问她丈夫对她好不好，问她觉得结婚是好事吗。然后才想起继续和我以及他左边的一个法国姑娘聊天。 我问他，除了写书，他以什么为生。他说“贸易”。他说自己做过“模特”，同时，也做引进模特的工作。我笑，你是做模特的？他对我的不以为然耸了一下肩。他说他做过的广告有TCL和海尔，还有许多，印在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公交巴士车身上。
那个挂满了他的广告视频的网站，告诉我他叫“小科”，是个在中国居住了10年的工作表现得非常专业的非裔美国人。我这才留意到他长得像科比，无论是他的身高还是他的气质。
我萌生了写一本采访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的书的想法。你在北京市中心任何地方一站，都会看见很多外国人，有人一脸行色匆匆，有人像在自己家的街头行走……他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故事。
比如这个准备写英译俚语词典的小科。
我打电话给他，说明我准备要采访他，他说，我们面谈。
在面谈地点，他和他的两个10年的挚友在一起。一个是美国白人，一个是长得与新疆人非常相像的哈萨克斯坦小伙，他们都说着一口十分流利的中文，很少在不该加“儿”的时候，加“儿”字音。那是在现代城的一家小餐馆，他们三人对着喝“燕京啤酒”。那个美国白人身边还有一个十分年轻美丽的中国女孩。
当时，他们三人正热烈讨论韩国的“跆拳道”和“拳击”，以及他们在三里屯喝醉酒时打过的一场群架。
那个很白嫩的女孩给我一片口香糖，然后问我：“你听得懂他们聊天吗？”我回答：“还可以吧。”
她皱了一下好看的鼻子，说：“他们说英文的时候我全都听不懂。”
我再看了一眼，用中文加杂英文说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的三个男人，觉得这场景陌生无比。它完全不同于我在国外接触到的任何加拿大人圈子，它也不同于一个中国年轻人的聚会。有点像在一个美国乡村俱乐部的气氛，几个人按照中国的规矩在聊天，但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张狂。
他们都是在北大学中文的同学。小科学过法律，而那个哈萨克斯坦的小兰，拿到了MBA和语言系的学位。美国白人，我们叫小山吧，是中国语言学院第一批学语言的外国研究生。小兰和小科一起合伙做贸易，而小山是一个双语学校的老师。那个美丽的女孩是和小山一起来的，他们聊天的时候，他还不忘了和她起腻，亲亲脸蛋，搂搂腰，像恋人一样。
我第三次见到小科，书包里装了一支采访用的录音笔。他却对采访提出疑问，虽然他在上次会谈之后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他问我，你准备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写？你为什么想做这样一次访谈？
我对他说，我想记录一些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状态。我知道这里和你们的祖国多么的不同，我还记得自己这十年里在国外是如何走过的，从接触到陌生的国家、陌生的语言和整个环境到最后身边的朋友慢慢换成了当地人，孤独感总是如影随行。
他说，就像任何国家一样，中国有很多好的东西，但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可能跟我个人有关，如果让我说中国，我会说出很多不好的东西，假如这本书揭露了我的名字的话，我想，对我肯定不利。
我插嘴说：我不会用你的真名。
他很不屑，你知道吗？就算你不提我的真实名字，我在这个圈里太有名了，我来中国11年了，你只要在书里写我的故事，周围的人就会知道是我。
我说，小科，这本书，是我写，我都不怕，你为什么会害怕。
他用他喜欢的耸肩动作，耸了一下，飞快地用他的黑白分明的眼睛看我一眼，我看到的是善意和一种困惑，然后说：“你有外国护照。”
假如这话从一个国人口中说出来，我会毫不奇怪。但是，他是美国公民，这个理由似乎并不充分。 我也开始耸肩，对他说：你知道吗，你这样的态度，尤其是说这个圈子有多大多大，人们通通知道你，很中国人，很中国小市民。我是想说，你的那种小圈子的意识形态。
他对“中国小市民”这个词没有防备，于是追问：你说什么？我说，中国小市民。
他回答，“我很Open，我这个人无所谓的，你说我什么都可以。”这一段话，倒是很好的一段西方式的开场白。只是在这里我的确不知道，是否被一个内心已经有些中国化的黑人门面般地引用。因为中国人也已经习惯这样谦虚或者说以退为守的方式，他们大部分会说，我其实没有什么在乎的，我这样说的确出于对你的关心——这是种虚伪。
大概我脸上的表情透露了思想，他似乎在承认：“你知道吗，语言会改变一个人的灵魂。它开启一个人的灵魂之门。你说我怕事，说我‘中国’，我学了这么多年的中文。在学中文之前我学的是日文。在去日本游学之前，我是在夏威夷的大学里学习中国和日本文化。那里满地都是亚洲人，你都觉得它应该从美国独立出来。至于，我为什么学中国和日本文化，学中文和日文，那是因为我认为未来的20年世界的中心会在亚洲，在中国。我是对的。”他又要了两瓶啤酒，一边挥着他刺了汉字“妈妈”和十二生肖的胳膊，强调他的前瞻性。
是的，他的整条右上臂都有纹身，全都是中文，没有一个英文字母。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所谓的通往灵魂之门的钥匙。但青色的字体，纹在暗底上，的确很难看清。
他喝了一口啤酒继续讲。你知道吗？我几年前就想过写一本类似的东西，比如说，采访周围和我一样的人。但是我问了我的朋友，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们说中国有太多禁忌，你没有办法写这本书。我不想惹麻烦。
他又开始激动起来：我相信你想写这本书的念头并不长久，你了解中国吗？
他站起来转了一个圈，显得更加高大。他质问我：你了解中国吗？你出去这么多年了。
我试图解释，他的手臂又一挥，你不要打断我！
他的态度，和大部分我接触过的西方人如此不同，他显然不是一个绅士。他居然带着一种具有权威般的严厉说：我在这里待了11年！我了解中国的变化比你多得多。你呢，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变化最快的10年里到了国外。你甚至包括你的那些给外企打工的白领同学，可以占中国人口的多少？最多5％吧，你知道其他95％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吗？我走过中国很多的省，份，见过很多的小乡村的人，你见过吗？
我意识到，这不再是一个中国人对外国人的采访。反过来，是一个自认为了解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人，对外来者的声讨。这种声讨里，有一种对中国的融入而产生的忿忿，而这愤怒让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错位。他似乎是一个可以为中国代言的人，并为之负责。就像他似乎非常害怕被家里踢出去，可是他的家不是在美国吗？那个聚集了第一批工人阶级黑人的汽车城——底特律。
我看着他，不知怎么证明我其实一直对中国保持关注和了解，但任何试图向他证明这点的想法都很可笑。我于是对他说：小科，我其实可以不写任何敏感的话题，或者说，把敏感的话题在最后过滤掉。
我想，也许这次采访最动人的地方应该是，你们的乡愁，你们的感动，我甚至想过一个很文艺的书名：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中国姑娘？
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你说爱情？”我说：“对，爱情。”他看着我，中国这个地方没有爱情，他妈的没有爱情。我看过这么多。这里没有爱情，只有convenient。他特地用了一个英文单词，convenient最直接的翻译是“方便”。 他嘴角挂着一丝邪气的笑。他说，你看我身后的这片楼群，我在这里住了两年，这里住着很多年轻的“女朋友”。她们开好车——奥迪、宝马，白天不用上班，每天都很漂亮地进出。到了周末，楼下的好车就更多，奔驰、保时捷，挽着她们腰的都是四十多岁的矮胖男人——他们都有家室。这是爱情吗？那些女孩，漂亮，真的很漂亮，可以上时装杂志的那种漂亮。
“可是这毕竟只是个别现象。”
他突然对我笑，大笑，笑声里有一种胜利感。这样的事情，你们中国人全都知道，你还希望写吗？我们看到的事情和你们一样，但是我们说出来，你们会高兴吗？你的心理有这样的承受力吗？我怀疑。
比如说，我在中国常常被叫做“黑鬼”，在美国街头都没有人敢这样叫我了。他把脸正对着，看着我，用黑黑的眼睛。他说：从10年前，直到现在。现在我出门，卖菜的，做餐馆的人，依然会在背后叫我“黑鬼”。有时在大街上故意冲着我的背影大喊，以为我听不懂。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为他所受的委屈深感歉意。我问他，那么，你为什么会留在中国？
他说，我觉得我在中国过得比在美国好。我在中国可以拍电视广告，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回美国能做什么呢？做一个中文老师？当然如果我是一个白美国人，我会受到更多欢迎。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考虑我的接受能力。然后说：你要是问小兰和小山，他们绝对不会接受你的采访，也不会对你说实话。
我的脸色一定非常苍白。但是小科决定一次性地把我的任何浪漫主义都打击到底。他说，我们在这里不会找西方的女人，因为她们又老又骄傲，怎么比得上亚洲女孩的甜美。假如你将来碰见一个西方女孩，你问她们吧，除非很少的猎奇的东方男人，她们很难找到一个伴侣关系。这里假如是男人的天堂，就是白人女子的地狱。那天，你看见的小山带来的女孩，就是他刚刚搭上的，他还有其他几个这样的“女朋友”。
我被击中，无力反击，用一种很厌恶的眼光看着他。
他终于慢下来。其实，我也想结婚生子，有一个家庭。你可以看见自己灵魂的黑暗，但是你无力阻止自己堕落……慢慢地堕落。
“你可以写这本书，采访完其他人以后再来找我。我来告诉你，那些人有没有说实话。”
我含着泪离开小科，甚至没有和小科说再见。
我的心一直扭痛，揪痛，像被一个人打过一顿，我也想扯住谁拼命地回击，但是我疲惫而绝望。
那一整个晚上，我都无法平复。但是，和小科的所有对话只是更坚定了我写这本书的决心。
那次以后，我和小科通过几次电话。一次是他在成龙拍的一部影片里，大热天的在北京王府井街头。一次他说他搬家了，从后现代城搬到了雍和宫。
我没有再见过他，但是，假如那一天，我没有在三里屯的美甲店里碰见小科，我不会想起写这样一本书。
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老公的户口本上没有我的名字。他是已婚，但是户口本上没有老婆，只有他自己和孩子。——Kim（韩国，到中国8年）
我认为所有保持目前轨道的政策是最好的造福于民的理由。——Dr Uwe Weber（德国，到中国4年）
虽然北京人太多，我还是很喜欢中国，我就准备老死中国。——James Learnard（美国，到中国6个月）
也许正是应了那句“生活在别处”，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乡，选择生活在异乡。如今在北京市中心任何地方一站，都会看见很多外国人，有人一脸行色匆匆，有人像在自己家的街头行走……他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故事。
《他们的中国》作者席越自2010年起，采访了三十余名在北京、上海生活的外国人，将采访录编辑成本书。
《他们的中国》中的主人公来自世界各地：日本、韩国、德国、美国、巴西、以色列……他们到中国的时间长则二十年，自己的故乡反倒成了“回不去的远方”。短则几个月，脑海中的中国印象每天都在刷新。在中国的身份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将中国名家作品翻译介绍到母国的翻译家，有的是到中国交流访问的专家学者，有的是满怀憧憬到中国创业的热血青年。在他们眼中，中国又是怎样一番不一样的图景呢？
十八位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柴静、刘瑜、黄章晋推荐，发现一个你不熟悉不了解的中国！
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背后都有怎样的故事呢？他们为何来到中国？又为何留在中国？在中国的生活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他们的中国》作者席越采访了17位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有的做模特，有的做翻译，有的与中国人组建家庭，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看他们眼中的中国，是怎样一番不一样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