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名士风流”这四个字似乎满含褒赞的意思，其实未必尽然。

清代著名朴学家段玉裁对外孙龚自珍寄予厚望，谆谆告诫道：“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很显然，在段玉裁看来，龚自珍做名儒和名臣要优于做名士，因为名儒被读书人敬若神明，名臣被皇帝爷倚为心腹，都有好果子吃。名士衣褐怀宝，张扬性情，炫耀才智，常在醇酒美人之间周旋，快活固然快活，但会招忌惹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名臣斥责名士。清末大诗人易顺鼎在广西龙州署理道台三个月，因为极力反对“裁绿营，停边饷”触怒两广总督岑春煊，被后者定性为“荒唐”，斥骂为“名士画饼”（讽刺他只是画饼样的名士，于国无用），痛加参劾。生成的眉毛长成的痣，性格决定命运，易顺鼎更乐意做不拘形迹的名士。他们在“恣肆”二字上可谓下足了工夫，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感于风月，情及倡优，放浪形骸，自足快意。名士若走向极端，就会披猖无忌，言人之不敢言，行人之不敢行，蹈于绝境而不旋踵。而在王开林专著的《高僧（精）》里将为您讲述名士的故事。

《高僧（精）》的作者是王开林。

《高僧（精）》：

何绍基能成大器得益于身后的加血渊源；易顺鼎的三副人生热泪，一为事业二为文章三为没人；叶德辉是以“痞”著名以“顽”致祸的大学者；八指头陀是以苦吟著称的高僧；弘一法师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苏曼珠天下第一多情种子与伤心词客……

自序 百念成灰一事无成 

何绍基 晚清首屈一指的书法家 

王间运 能让曾国藩彻夜失眠的人

易顺鼎 中国近代最善哭的大诗人

叶德辉 恶之花

八指头陀 以苦行和苦吟著称的高僧

弘一法师 悲欣交集

曼殊上人 “兵火头陀”风流情圣

据稗史称，举世之中总共只有三入能让修心功夫超一流的选手曾国藩彻夜失眠，方寸大乱。这三人是谁？一是洪秀全天王，曾国藩视这位太平天国的头号首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日不除，则寝食难安；二是慈禧太后，她垂帘听政，寡妇治国，猜忌的本领天下独步，曾国藩自知功高震主，头顶有悬剑，又怎能睡得安稳踏实？三是大才子王闿运（1832一1916），他坚执帝王学，游说曾国藩，嘴皮磨薄，口水耗干，终于撩启了后者对御座的觊觎之心，但曾国藩谨慎有余，胆魄不足，夜里熄了灯，蒙着被子想一想，都会肝儿颤，胆儿寒，魂儿惊。洪秀全与慈禧太后是何等人物？已不必我来多言费词。至于王闿运，他是晚清第一流名家，可是如今许多读书人对他的身世和学行茫然不知。健忘的时间喜欢开玩笑，原属正常，这一回它把玩笑开得实在太离谱了，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二是他有趣，有逸趣，有雅趣，有谐趣。按理说，“硬”与“趣”二字最难调和，性情耿硬的人通常趣味鲜少，而趣味丰富的人则多半骨头酥脆。儒家文化是灼热的铁板，士子的那一点幽默感早就在上面焙烤得焦枯了，若真要找有趣的人，又不想找得太辛苦，就只好往俳优（演员）队里去寻。王闺运堪称异数，他是大学者中有趣的硬骨头。

王闿运早著才名，他丰神秀隽，英气勃发，虽然是泥木匠之子，却文质彬彬，颇得塾师蔡先生的赏识。王公子尚未琴挑，蔡小姐暗自属意，蔡先生旁观者清，宝贝女儿对王闺运暗倾香怀，他心中窃喜，乐观其成。这老父亲蛮会绕弯子，他不打算亲手捅穿这层糊窗纸，而要自家老妈——也就是女郎的祖母——出面探探河风。颤颤巍巍的老祖母乐了，有意无意间对女郎说：“湘潭的王生，文才人品都蛮好，只可惜太穷了。”女郎低头笑道：“穷一点也没什么关系的，家和万事兴嘛。”老祖母见她心有所属，赶紧就汤下面：“那你愿不愿意嫁给这位穷秀才？”女郎两颊绯红，沉吟顷刻，然后难为情地点了点头。女郎开心，家人又不反对，一桩男才女貌、共偕连理的美事水到渠成。专制社会向来重礼轻情，能这样子旧瓶（礼）装新酒（情），于两心相悦的男女而言，可算异常圆满了。蔡小姐名菊生，知书达理，能背诵《楚辞》，有咏絮之才。王闽运与蔡小姐订婚当夜，他梦见庚帖上写着一个“媞（shi，灵巧、聪慧）”字。婚后，他岂肯错失良机？赶紧以“梦妮”作为蔡夫人的别字，就好像在房门上扣了一把结结实实的黄铜锁，方才心安。于情于爱，莫非他能先知先觉？

结了婚，首要的事情莫过于营巢，王闽运在湘潭修建了一栋瓦屋，取名为“湘绮楼”。说是楼吧，其实只是平房，筑在湘江之滨，他想吹点牛，也可说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吧。

“人不风流枉少年”，常人如此，才子尤有过之。王闽运一生喜爱壮游，多行则必有艳遇。在岭南，王闿运与一位才貌双全、积资数万的名伶相见倾心，这位名伶择偶，颇有出奇之处，她不愿做达官富商之妻，甘愿为才子名士之妾。王闿运为这位红颜知己取名“绿云”，相携隐居于石门山中，十二载治经生涯有得绿云陪伴，红袖添香，白天写经注，晚上听昆曲，心情怡悦赛过活神仙。王闿运的艳福不止羡煞天下文人骚客，连七位湘籍巡抚也都纷纷写信给他，表示由衷的歆慕。“纳一妾而名动七巡抚”，这无疑是王闿运压箱底的炫耀资本。

王闺运平素特别讨厌那些束身害性的陋儒，曾作《拟曹……

P25－27

百念成灰一事无成（自序）

在中国，“名士风流”这四个字似乎满含褒赞的意思，其实未必尽然。

清代著名朴学家段玉裁对外孙龚自珍寄予厚望，谆谆告诫道：“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很显然，在段玉裁看来，龚自珍做名儒和名臣要优于做名士，因为名儒被读书人敬若神明，名臣被皇帝爷倚为心腹，都有好果子吃。名士衣褐怀宝，张扬性情，炫耀才智，常在醇酒美人之间周旋，快活固然快活，但会招忌惹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名臣斥责名士。清末大诗人易顺鼎在广西龙州署理道台三个月，因为极力反对“裁绿营，停边饷”触怒两广总督岑春煊，被后者定性为“荒唐”，斥骂为“名士画饼”（讽刺他只是画饼样的名士，于国无用），痛加参劾。生成的眉毛长成的痣，性格决定命运，易顺鼎更乐意做不拘形迹的名士。他们在“恣肆”二字上可谓下足了工夫，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感于风月，情及倡优，放浪形骸，自足快意。名士若走向极端，就会披猖无忌，言人之不敢言，行人之不敢行，蹈于绝境而不旋踵。叶德辉在长沙做街霸，养小白脸，包娼包赌，辱骂维新人士皮锡瑞、熊希龄和革命家黄兴，甚至写对联詈骂农会会员是“一班杂种”和“六畜成群”，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直接断送了他的老命。

名士乐得高蹈远举，他们傲岸狷洁，与权贵打交道，词气亦不肯屈折半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们念此口诀，严守底线。何绍基书法超妙，人格高尚，终生追求不俗之境。他说：“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往独来，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何绍基心口如一，心手如一，书法作品遂被肘人和后人视为通国之宝和连城之璧。王闿运与曾国藩、左宗棠交往，尽管礼貌端端，但始终无一言谀之，无一颜媚之。他出于大义，在书信中还责备过这两位当朝大佬一个是“收人材不求人材”，另一个是“用人材不求人材”，而他身居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之必不治也”。王闽运受命（当然笑纳了丰厚的润笔费）著《湘军志》，却不肯为豪强之辈隐恶遮丑，最终闹到毁版的程度，几乎尝到湘军老将们恶狠狠的拳头。由此可见，王闿运既有名士之气，亦有史家之风。迄至耄耋高龄，他被弟子杨度哄到北京，出掌国史馆，袁世凯意欲称帝，想要仰仗于国内耆宿。王翁到了京城，一看袁世凯成色太差，野心太大，立刻挂印南归，才保晚节。王闿运学问好，诗文不赖，平生交游遍天下，《湘绮楼日记》中笑料奇多，他抄书给出嫁的女儿填奁，最是可爱。

近代以来，名士多于过江之鲫，高僧从名士中化脱而出者亦不乏其人。弘一法师（李叔同）、曼殊上人（苏曼殊）和八指头陀（释敬安）颇为世人所称道。未出家前，李叔同是百分之百的名士，“二十文章惊海内”，绝不是王婆卖瓜，北里名妓为之倾心，南都才子与之结社。一旦禅心开悟，即尽弃人间浮名虚誉，虔诚剃度，皈依三宝，文艺名士终成律宗高僧，这个转身极为华丽。苏曼殊身世飘零，少年出家，在出世与人世之间彷徨未定，他爱国可以舍命，爱美人爱美食同样可以舍命，这位“兵火头陀”“革命和尚”实则是一位孩子气十足的名士，他自称“天下第一伤心词客”，伤心是因为他在爱情的神庙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愿望无法实现，心魔难以降服。八指头陀是苦修苦行的高僧，为了奉佛，他在佛像前的长明灯上烧断两根手指，但他最令人称道的却是诗歌。一个大字不识一箩的放牛娃，到了庙里，数年间即成为著名诗僧，与王闿运、杨度、易顺鼎这些大名家唱和，其白梅诗堪称近代诗坛一绝。“诗心一明月，埋骨万梅花”，八指头陀的诗就是佛法，他的佛法就是诗，诗禅一味，很可能这是天意成全。

20世纪20年代末，杨杏佛在上海中国公学演讲，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演变归纳为“三士论”：年轻时，心忧天下，是志士；壮年时，有了声誉地位，是名士；到了晚年，吃斋念佛，是居士。表面看去，他们为国家为社会倾其所有，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全部才华，其实百念俱废，一事无成。“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这副联语不仅变成了某些大人物的遮羞布，而且变成了他们的免战牌，将它堂而皇之地挂在家门口，众人就得朝它焚香叩头，赞叹之不足则艳羡之，艳羡之不足则膜拜之。要知道，在龙钟古国里，集志士、名士、居士于一身的高寿老翁必定被尊崇为“国宝”和“人瑞”。

名士高僧，参差多态，未可一概而论。但也有其共同点：名士的成色越足，则底气越足；高僧的天机越深，则道行越深。这个结论大致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