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来到二十六中是一件稍微让人放心的事。
我的初一和初二是在七十一中上的，雁塔路和友谊路的转角处的邮局旁边有一家黑黢黢的不知道卖什么的商店，门口摆着一个大冰柜。这里卖的冰峰汽水是冰镇的，但没有结冰。每天下午上学前我都会在这里喝上一瓶，感觉碳酸像要杀了我一样。冰峰汽水大概两毛五。我又想起这时比上小学时有钱多了，上小学时，下午上学路过石油仪器厂的小卖铺，在两个黑黢黢的窗口前，用两分钱可以买一大把酸辣萝卜干，连成串儿的那种，可以一直吃到学校门口。早上不可能买到，一是小卖部没开门，二是早上我必定手捧一个馒头夹荷包蛋，边走边吃，干得咽不下去，吃得让我时时感到恶心。七院食堂的馒头啊，你能不能不做这么大！
七十一中的房子都是黄砖所砌，显得很新，而二十六中，我一来就觉得这个学校有内涵，有风度，都是灰砖的房子。我是在一个下雨天来参加转校考试的，那天灰蒙蒙的，水气很重，老式的教学楼前地面水泥闪着亮光。我有感觉，我会在这个学校上下去的。如果在梦中梦见七十一中，不是黄色的教学楼，就是黄土大操场，至于二十六中，则是绿树成荫中略有传统意味的灰色砖楼，操场也是灰色的水泥篮球场。这里的女生水灵灵的，让学校充满了生气。
后来，二十六中的女生，长得不算漂亮和学习不好的女生总是对我轻声用陕西话喊着：
“蒋——涛——，蒋——涛——”
要是她们再漂亮一点我就理她们了，我会看一眼她们后匆匆走开。
我们设计院的孩子，小学都是在安东街小学上的，考中学呢，重点学校是交大附中，当时叫八十三中，普通中学则是十二中。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上十二中，是因为这里比较乱，学生爱打架，而且鲜有能考上大学的。当时重点分数线是语文算术两门183分，而我的成绩是182分。
几经努力，托人，也没能进八十三中。当我来十二中报到时，学校已经开课几天了。语文课上，老师听我读了《黔之驴》之后，就不让语文课代表领读了，让我领读，原因很简单：我自然的断句和标准的普通话。下课后，语文老师找我，说从明天起让我当语文课代表。
但第二天，我们设计院的七八个学生就一起转入了七十一中，因为七十一中初中还可以，而且没有高中部，高中可以再考好学校。但在初三时，我们这七八个七院（我们的设计院叫七院，以前叫八院）子弟，一起通过考试转入了二十六中。二十六中当时虽然是普通中学，但重点班很厉害，可以考上十几个大学生，而且校长是教育局长的夫人。估计身为七院院长的代文她爸给二十六中拉了赞助吧，总之，我们都考进了二十六中。 七院在和平门外，二十六中在和平门里的建国路上，走路不到半小时。
二十六中的大门朝东开，马路对面是张学良公馆和作协。往西穿过巷子是儿童电影院，即以前的长安电影院。往南就是东八道巷、东十道巷、东十一道巷，这三道巷是东西向，连接和平路和建国路。东八道巷和和平路的交汇处就是儿童电影院。我的上学路线一般是进和平门，走和平路，穿过东八道巷到建国路，然后路过建国路小学门口，就到了二十六中。
至于东二、三、四、六、七道巷，也是同学密集的地方。东十一道－－巷中间是省委家属院，陕西陕北老干部的子孙们都住在这个院子里，成为了我们的同学，这些同学的父母亲属有的当上了省领导，有的当上了中央领导。东十一道巷东头连接建国六巷，陕西省政协就在这里。
从和平路出和平门就是雁塔路，和平门外七院的家属院在雁塔路东，雁塔路一直往南到头就是著名的大雁塔，往北到头，就是西安火车站。这是一条著名的街道，从唐朝都有。至于电视剧《请你原谅我》里面的景就太不像西安了，特别是那个火车站，西安火车站从来没有那么小气，一直有大广场，很宏伟。火车站“西安”两个大字貌似是吴三大写的。
从七院家属院大门出来有多种方式去上学，最惨的一次是骑着一辆银燕牌变速自行车，这车是红旗厂出的，是托关系才买到的时髦货，据说是用飞机下脚料做的，铝合金的，很轻，单手可以举起来，骑着会感到头重脚轻。因为侧滑，我刚骑出大门就摔得人仰马翻，手心和膝盖被水泥地划破了皮儿，火辣辣的。但拍拍裤腿儿和胸前的土，还得继续身体发硬地骑上车。
走路上学的话，夏天可以从门口卖冰棍的小伙儿或老太太那里买一根冰棍，拿着冰棍去上学是甜蜜而冰凉的。卖冰棍的老太太通常推一辆竹制的四轮童车，白油漆漆的箱子上面盖着棉垫子，里面裹着棉花，用很多细细的系辫子用的猴皮筋拧成一股股绳把它们捆起来。而小伙子则是推一辆二八自行车，白箱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用黑色宽宽的黑胶皮勒着箱子。有时候卖的是城里冰棍厂做的冰棍，有奶油味的和豆沙味的，还算好吃；有时候就不知道是哪里做的冰棍了，很难吃，有怪味，如果糖精放多了，会苦的，好在可以换。记得小时候，我刚买了一个冰棍，我们院一个轻工问我多少钱买的，我说五分钱，他马上揪住卖冰棍的小伙子说：‘‘全市都降到四分钱一根了，你敢卖五分钱？”小伙子害怕地退给了我一分钱。
有一次放学回家，我是光脚走回来的。走在出了和平门的城河上的桥上，柏油晒得软软的，走在上面微烫，微软，很舒服。
在西安重修护城河之前，护城河下是有田园风光的，有高低错落的土坡、小岛，还有潺潺的小溪，茂密的水草。有石头搭的墙，用来挡水，墙中间有打开的豁口，水在其间流淌，像微型的瀑布。夏天，这里是我们放学后的乐园。周三下午我们没有课，也会专门到这里来，捞蝌蚪回去养，但很快就会养死。不过我们并不在意，仿佛我们的使命就是把它们装到瓶子里，并为此乐此不疲。
那时，对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坡陡路窄、水草湿滑的地方最能刺激肾上腺素分泌。后来城河修得笔直，河坝用石头水泥砌得平整，这样就很难攀爬了，必须走台阶。以前外部是城砖，内侧是黄土的城墙，有很多缺口可以爬上去，甚至有人工窑洞可以钻进去。后来内侧也砌成了砖面，也就爬不上去了，想上的话只有买票。
城墙和城河之间的部分，官方称之为“环城公园”，我们则一直叫“小树林儿”。这里是我们二十六中学生的重要场所，接下来写到的约会、打架、还有几次重要会议，都发生在这里。P13－16
我觉得摇滚乐对于它自身或很多人都有特殊的感觉，不能完全用一种感觉去规定它。——崔健（中国摇滚之父）
感谢蒋涛率领西安摇普办在西外制作了我人生第一场演唱会，功劳有你的一半。——许巍（著名摇滚歌手）
八十年代是摇滚乐的春天，我在蒋涛这本书里能看到春天的永恒，——何勇（著名摇滚歌手）
少年记者蒋涛用自己的青春谱写了我们文艺的青春，在这部小说中洋溢着我们坚持至今的理想主义：——张一白（著名导演）
狗哥挺你！把青春都写飞！——孔二狗（著名作家）
蒋涛你是有心人，咱们的友谊长存。然而时过境迁．我这点事不足挂齿，望你神会。——施润玖（第六代新锐导演）
摇滚乐和中戏，那是我们青春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时光。——张扬（著名导演）
感谢蒋涛让我们看到了那段岁月中自己的模样。——蔡尚君（著名导演）
为了忘却的记忆！——郭涛（著名演员）
这本小说的原名叫《西安摇普办》，是一个青年文化普及团体的成长史和覆灭史。许多跟西安摇滚普及办公室（以下简称“摇普办”）有关或共同成长的青年，如今都成了大腕，都很有名。
崔健：一个时代的符号。可以说，中国摇滚，从崔健始，自崔健亡。
张有待：西安“摇普办”是张有待的北京“摇普办”唯一的分支机构。可以说，张有待毕生都在中国传播、普及摇滚乐和爵士乐。当年崔健来西安演出，不接受任何记者采访。我给张有待打电话，他让我提他的名字。于是，我去找崔健，提了张有待的名字，崔健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摇普办”的金办，也一直跟崔健和乐队在一起。
张楚：著名歌手。当年经常住在西安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西安外院），与“摇普办”一起在西安的大学和企事业单位做讲座、唱歌和普及摇滚乐。
伊沙：中国最著名的诗人。在西安外院，他三点一线，办公室、食堂、宿舍，用诗歌和自己的一切支持着摇滚乐。“摇普办”也承办了严力《一行》的纪念活动。
许巍：著名摇滚歌手。当年，他与西安最好的乐手们组成“飞”乐队，由我担任乐队经纪人。西安“摇普办”举全力制作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场演唱会——比利欢乐夜新音乐激流晚会。
洪启：中国民谣的代表人物，王洛宾的传人。他的演艺生涯也是从西安“摇普办”制作的比利欢乐夜新音乐激流晚会开始的。“摇普办”为他介绍了侯牧人，并把他的音乐小样给王晓京听。
孟京辉：著名话剧导演。当年在中央戏剧学院（以下简称中戏），我们一起排演了话剧《等待戈多》。
张一白：《将爱情进行到底》导演。当年他从四川来到西安，一下子陷入到了纯爱之中。他领我第一次走进央视剪辑室。
刁亦男：电影处女作《制服》获第22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大奖，我是他的第一副导演。高中文科班的生涯是我们俩的心灵史。
蔡尚君：凭借电影《人山人海》获第6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银狮奖。
张扬：中戏最生猛的符号，充满激情的导演。当年，同学说他是一个流着油的大肉包子。
施润玖：著名导演。当年在西安，是他向我普及约翰‘列侬的理想世界。
郭涛：著名演员。在西安的话剧院外、李家村的马路上彷徨无助，最终考上中戏，成为明星。
霍昕：周星驰电影《功夫》编剧。当年，我们一起去一个小照相馆——我给你拍了整整一胶卷的彩色艺术照，那时的你好性感！
本书分为七个部分，是一部断代史，以我上高三、复读高三、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大学毕业后划分的章节。
高三时，通过对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关于中国人窝里斗的著述，我反其道而行之，创建了“鉴赏家协会”。“鉴赏家协会”汇聚了打架最好的宝宝、做生意的管炜、高干子弟农农、茁茁、斌子和大毛，理科班学习最好的伍晓宇、文科班最文艺的刁亦男等，在学校所向无敌。这种影响持续到了我复读高三。我复读高三时，刁亦男已经考上中戏．他为我带来了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和崔健的《出走》。在张一白、孟京辉、刁亦男、蔡尚君组成的鸿鹄集团，以及张有待、张扬、施润玖、王磊组成的“Hospltal乐队”的影响下，我在西安外院成立了“LivingSoRockBand”——西安“摇普办”的前身。每次我去中戏参加新年舞会，都会到张有待家录摇滚乐的磁带。张有待的公司自称北京“摇普办”，我回西安立刻成立了西安“摇普办”。
西安“摇普办”有严格的组织程序，职别分办长、办员，他们的女朋友或男朋友，叫办主任。我是办长，下属依次是熊办熊炜、李办李一峰、丁办丁捷、赵办赵鸥、陈办陈原、金办金英姿。熊办下属米办米鸿卿、陆办陆荣；李办下属马办马海峰、马办马亚斌、李办李格。
入办需要谈话三次，其中一次要超过八小时，期间禁止吃饭上厕所，所以通常是谈一晚上。三次谈话后即可入办，入办需要请全体办员吃饭，由新入办员出三十，所有办员每人出五块，大家一起下一次馆子，等等。
西安“摇普办”在各大学做了数次讲座，有几场是张楚唱歌，我拿录音机放各种经典摇滚乐曲并进行讲解。当时没有网络，没有打口带，没有盗版，所有资讯都来自我去北京从张有待家录的磁带。张楚当时最爱唱《藏红花》、《蚂蚁蚂蚁》。大家听到了崔健的歌，还有“甲壳虫”乐队、约翰·列侬以及各种经典摇滚乐曲。
西安“摇普办”成立之后，与西安协和大酒店共同制作了“呼吸”乐队的演出。我在《女友》杂志上撰写了大量宣传崔健等摇滚乐队的文章。而我成为许巍“飞”乐队经纪人后，率领西安“摇普办”成功制作了由许巍的“飞”乐队、洪启、胡巍等人参加的摇滚演唱会，并与日本朋友一起成功制作了长泽广“英雄”乐队西安演唱会。
后来，“摇普办”改组为商业摇普办，就此随风而逝，但与之相关的人物如今都成了大腕。
蒋涛编著的《大腕的青春》通过详实的史料，再现了当今活跃于文艺界的大腕们的青春时光，是充满励志精神的梦想之歌。作者蒋涛从18岁起就是一名记者，常年在摇滚圈，中央戏剧学院奔走，保留了大量当年的记录，包括作者与孟京辉、张一白、张扬、郭涛、胡军等人在中央戏剧学院同宿同游、张楚、孟京辉大学时期的初恋、张楚在西安外院普及摇滚、访问崔健的采访稿、筹办许巍人生中的第一场演唱会、筹办呼吸乐队演唱会等等。这些事件都是蒋涛的亲身经历，珍贵史料绝对独家、绝对一手，首度公开，全景展现那些你绝不知道的大碗的青春岁月。
《大腕的青春》有120余幅珍贵老照片，都是作者深入一线拍摄，全方位立体展现了如今那些演艺界、文艺圈的大腕们的青葱岁月，诸如张楚、张一白的青年照，许巍飞乐队的合影，孟京辉年轻时代的照片，郭涛的裸照，崔健的摇滚演出照片，臧天朔的彩排照片，以及呼吸乐队、唐朝乐队、黑豹乐队、一九八九、自我教育等上世纪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摇滚乐队的珍贵演出照片。这些老照片亦是尘封多年首度公开，十分珍贵，很多都是连那些本人都没有的照片，极有收藏价值。
蒋涛编著的《大腕的青春》通过大量历史文献，和作者平实的叙述，描绘了1985年到1994年期间一个被称为“西安摇滚普及办公室”的学生组织，从形成到发展，再到消亡的过程，这是中国文艺青年的一部“编年史”，文中作者与学生时代的现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的一面之缘，到涌现出的崔健、许巍、张楚、蔚华、洪启都是现今仍活跃在中国流行乐坛的音乐人，还有张一白、孟京辉、刁亦男、蔡尚君、张有待、张扬、施润玖、安宾、霍昕等人也都是活跃在中国文艺界的著名导演和从业者。还有伊沙、李岩、杨黎、何小竹等这些活跃在当今文坛的诗人。这是作者真正用心保存在脑海里的记录，堪称“尚未受刑的文青司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