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的一生，从我们民族文化的观点讲，可以说是社会中一位最伟大的引导者。无论在学术上、教育上或政治上，他的主张或提倡的，全都是平正通达，并且可以使我们民族有盛德日新的气象的。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适先生晚年生活及思想的最权威见证，记录着胡适先生晚年的一言一行，秘书胡颂平用忠实的笔墨撰录下一代大师言行风采，本书是影响深远的人文经典。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作者胡颂平在随侍胡适之先生的岁月里，将先生晚年的一言一行都忠实记录了下来，收入于本书中。

胡适之先生学识渊博、见闻广阔，他们谈话的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或茶余饭后，娓娓道来，逸趣横生；或有感而发，意气飞扬，跃然纸上。不仅呈示了胡适之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忧国忧民的情怀，更难能可贵地体现出他的日常生活状态、晚年的思想与智慧。无论对胡适研究者或普通读者，本书都是重要的参考读物。

序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后记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先生今早对胡颂平说：“艺人李湘芬，前回请我题词，我已当面答应她，还是给她写几个字吧。杜勒斯说的‘自由是有吸力的磁石’这句话可以写给她。”

下午五时许，先生拿着刚为吴相湘的一个长卷题的跋文，走进胡颂平的办公室来谈谈。怎么谈起十七八年前在美国去看从前康奈尔大学的史学老师伯尔先生（Prof. George Lincoln Burr）的一个故事，说：“那天伯尔先生和我谈了一天的话，我至今还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Tolera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edom）。其实容忍就是自由： 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我自己也有‘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颂平听了很感动，请求先生把这句话写给他，先生答应了，就在颂平的工作桌上，拿了一张已经截去一小半的宣纸信笺来写。快要写好时，颂平又请求先生写上明天（十七日）的日期，更有纪念的意义，先生也照写了。这时王志维也进来了，先生笑着对他说：“志维，颂平敲我的竹杠，要我写字。”我们大家都笑了（胡颂平《适之先生写字的故事》，《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今天先生谈起中学的国文选本，说： 所谓国文，是要文章写得好，可以给学生作模范；为什么要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党国要人的文章也作国文念了，他们的人很重要，但文章未必写得好。这些也编入教科书里去，其实是不对的。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六日上午，一位晚辈青年来见。他表示不愿意进甲骨文研究室，希望出洋。先生叫他好好准备起来。一面告诉他：“你上次给我的信，称我为‘太老师’，自称为‘太门生’；从来没有自称‘太门生’的，只有叫‘小门生’。你还要好好的读书。”台大侨生代表六人来见先生。他们组织一个海洋诗社，还带了《海洋诗刊》来。先生对他们说：“你们学作诗，要分两部来说，一部是‘我’，一部是‘人’。你们作的诗如果不预备给别人看的，你做好了就烧了，那就随便怎么做都可以；如果要给别人看，那么一定要叫别人看得懂才对。从前有两句骂人的话：“但要放屁，何必刻板”，是对那些文章不高明的人说的，讥笑他们不要刻板，实在是有意思的。你们写的所谓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只管自己写，不管人家懂不懂。大部分的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或画，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你们的诗，我胡适之看不懂，那么给谁看得懂？我的《尝试集》，当年是大胆的尝试，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诗来表达出来；如果朋友都看不懂，那成什么诗？白居易的诗，老太婆都能听得懂；西洋诗人也都如此，总要使现代人都能懂，大众化。律诗，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作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先生的话，都是答复他们的问题的。如说中国的思想，越在边疆，越是守旧。台湾、香港，在整个中国来说都是边疆的地方，也都是保守的地方；美国的华人街，那时辛亥革命成功了，大家都剪发了，而华人街的华侨还是拖着辫子的。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因为边疆往往有保守的精神。凡是民族主义运动都带有保守性，而且排外的，他们总认为老祖宗的东西是应该保守的，这不仅是国民党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的。又如说：“我们的革新，没有自卑感。你们谈的某先生，他会迎合香港、台湾两地当局的思想。”

P04-P30

序

孔子曾说，“有德者必有言”。这所谓言，是指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话，并不是只以口才称的。言为心声；有德的人所发的心声，自然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有德的人固可尊敬，而他的言论自亦极足宝贵。

胡适之先生的一生，从我们民族文化的观点讲，可以说是社会中一位最伟大的引导者。无论在学术上或教育上，他的主张或提倡的，全都是平正通达，并且可以使我们民族有盛德日新的气象的。他所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说是我们民族文化史最珍贵的材料。

有许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士，对胡先生于中年以后专事考据的工作，以为胡先生在学术上虽臻崇高的地位，但他似乎把目前的社会忘却了。这可说是过虑。我们知道，胡先生对于社会文化进步的关心，和对于他自己在学问上进步的关心一样。他决不会因专心学问而不希望我们的社会有更好的文化的！

现在胡君颂平这本《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的出版，非特可以使许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得多知道胡先生晚年的言论，且亦可以消除不必要的过虑。这是我们留心文化史的人所最喜悦的事。

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爱克尔曼写了一本《歌德谈话录》；德国哲学家尼采以为是德国第一本书。我自审才不及尼采，不敢作这等大言。但我想，颂平这书，和爱克尔曼的书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一、中国的胡适和德国的哥德，才性虽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对于国家文化的影响则极相似。二、这两个谈话录所记的都是他们二人晚年的谈话。三、颂平对于胡先生，和爱克尔曼对于哥德，非特身份关系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如果从爱克尔曼所记的谈话录可以看出哥德老年时的智慧，无疑的从颂平所记的谈话录，亦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时的智慧。这一点是我充满信心的。

毛子水谨序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原是设在台北市的。在适之先生回国就任院长之前几天，才迁南港去。我家仍住台北。每晚从南港下班回家，想想白天适之先生的言谈，最感兴趣，若不设法保存，将会随同时光流逝，岂不可惜。我先有这么一个意念，踌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忽然想起民国十九年马相伯先生九十岁生日时，适之先生曾对新闻记者的访问说：“马相伯先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他的一言一行，应该有一个人在他的身旁，随时把它记录下来。”我从这段话里豁然有悟，于是下了决心，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里恢复了中断二十年的日记。

我开始做胡先生的秘书，与我过去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性质不同；我好像是新毕业生留校担任助教似的，只能当一名学徒，什么都从头学起。每隔几天，适之先生总有一天留我陪他吃一顿午饭。有时晚上有应酬，也要我同坐他的便车回台北。无论在饭桌上，或车上，尤其是他好几次住进台大医院及出院后的疗养期间，凡不是工作的时间，他爱即景谈天，讲论社会上或学问上的一切事情。我不知道的物事，多任意发问。有时遇到一个罕见字的读音，或是比较冷僻的典故，他也会考考我。记得有一次在医院里，他的特别护士徐秋皎小姐见他和我谈起一位外国朋友翻译杜工部的《羌村诗》，私下问我《羌村诗》是什么，我默写出来解释给她听。这首诗里有“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两句，我把上句的“怪”字记错作“惊”字，下句的“惊”宇记作“坐”字，成为“妻孥惊我在，坐定还拭泪”了。因与原诗的意义没有多少出入，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有误。我们是在病床外边的会客椅上轻轻地说话，但被适之先生听到了，要看看我的默写。说：“两句五言诗，只有十个字。你却错了两个！’，顺手拿起红色原子笔来改正，一面对徐小姐说：“这位胡先生(指我)还能背得出这首诗，可得一百分，但错了两字，要扣五分！”便在默写纸上批了九十五分之后，说：“今天我又给颂平批分数了。”不禁哈哈大笑。这是他的天真与风趣的一例。但他见错就改正的求真精神，无时或衰。就是偶然遇到这样的小玩意儿，也不轻易放过。这些无意中的闲谈，给我个人自我教育上的激发极大。

这个谈话录所记的谈话，都是根据我当年的日记，所以绝大部分是对我个人说的。他对客人或在别种场合的言谈，我所知道的不多，但也收在这里。我用的是袖珍日记簿，经常放在衣袋里，白天难得有空，总要到夜里回家默记的。一年下来，渐渐地记了六七本，觉得应该设法让他知道才是。

这一天(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四点多，我的工作都做好了，便抽空来记日记。恰巧适之先生走进我的工作室。他看见我正在一小本子上写着密密的小字，随便问问：“你在写什么？”我说：“记先生的事情。我在此地亲自看见，亲自听到的事情，我都把它记录下来。”他一听到这些话，立刻诧异起来，紧跟着问：“你为什么要记我的事？”我因心理上有准备，而且正是报告给他知道的好机会，于是慢慢地说：“从前马相伯先生九十岁生日时，先生不是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过谈话吗？那个简短的谈话(见上)，我还记得。现在先生也是‘国之瑰宝’，我有机会在先生身旁工作……去年冬天忽然想起先生二十八年前说过这句话，才开始记录的。但不知有没有听错的地方，很想得空把它整理出来，还想请先生过目。”我这么说明之后，他说：“这样，我以后说话倒要留意些。”他的诧异神情很快消失了。再想了一想，说： “你还是当作我不知道的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从此之后，胡先生知道我在记录他的言行了。

记得先生有一次谈起：“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这里记的如儿童时代玩的“苏子”，如家中雇用临时工人劳作的习俗，如“出门要带三条绳”，如“一世夫妻三年半”，如“朝奉”与“员外”等琐碎的话题，大概都是他偶然想起那个时代背景的点滴资料。只要他曾谈起过，就是片言只语，我都记录下来，保留在这里或《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里。今天回想当年面对面的谈话，我个人常有如同“江海之浸，膏泽之润”的感受。但愿一班尊敬胡先生而不得及见的年轻朋友分享我的感受，所以决定与长编同时发表了。

又，当初因用日记的原始资料，故将第一人称的“我”字改为第三人称的姓名三个字，现在也懒得再改回来。我要特别声明的，就是胡先生从没有看过我的记录，如果有听错记错的地方，完全由我个人负责。我很企望看到的人指示我的谬误，以便改正。

今天回想当年面对面的谈话，我个人常有如同“江海之浸，膏泽之润”的感受。但愿一班尊敬胡先生而不得及见的年轻朋友分享我的感受。

——胡颂平

我向很多人推荐《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我从来没有读过胡适的书，这些年零零碎碎地读到一点，这本书满足了我的愿望。它类似于歌德谈话录，非常翔实，非常零碎，但是读过以后会觉得每天跟着胡适，他的片言只语会影响你。我偏爱胡适，这些年我才开始走进他，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还会再读好几遍。

——陈丹青

《胡适之晚年谈话录》无疑为文化史、学术史提供了重要史料，或许正因为是“晚年”，而且又是“谈话录”，才别具价值。中国人向来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谈话不像口述那么正规，所以这种随意的方式处处将胡适的真性情“口述实录而立此存照”，一个真实的日常生活化的胡适就这样慢慢走近读者。

——唐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