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编著的《猪头琴》是作者的一本随笔集，全书共收录作者9篇随笔，讲述了作者在下乡插队时期所经历的各种奇闻轶事，反映了那段荒诞历史现状以及当时真实的乡村生活，并从侧面反映了作者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全书文字简练，语句通俗，故事精彩，值得一读。

王松编著的《猪头琴》是中国知青文库之一，《猪头琴》讲述：蔡五鸡出去当兵几年,回来时就已改了名字。蔡五鸡向村人解释,名字是部队上的首长给改的,部队首长说五鸡这名字太奇怪,也不符合革命军人形象,就让他改叫武军,武装的武,军人的军,蔡武军。但蔡庄人还是觉得五鸡好,叫起来顺口。刘苏则说,武军这两个字放到一起有些多余,既然是军人,自然有武装,武装的军人,不仅重复也牵强,倒不如蔡五鸡自然,也更具乡土气。

猪头琴

飞啊飞

哭麦

葵花引

牛皮吊

秋鸣山

事迹

双驴记

烟盒上的月光

掩骨记

后记

蔡五鸡出去当兵几年，回来时就已改了名字。蔡五鸡向村人解释，名字是部队上的首长给改的，部队首长说“五鸡”这名字太奇怪，也不符合革命军人的形象，就让他改叫“武军”，武装的“武”，军人的“军”，蔡武军。但蔡庄人还是觉得“五鸡”好，叫起来顺口。刘苏则说，“武军”这两个字放到一起有些多余，既然是军人，自然有武装，武装的军人，不仅重复也牵强，倒不如蔡五鸡自然，也更具乡土气。蔡五鸡感觉到，其实刘苏这样说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品种的东西就应该叫什么品种的名字，不要附庸风雅。蔡五鸡并不认识刘苏。当年他穿着军装离开蔡庄时，刘苏还没有来。但他第一眼见到这个刘苏时就吓了一跳。他没想到，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跟自己长得如此相像的人。刘苏与蔡五鸡简直如出一辙，不仅身形，而且五官也酷似，两人站在一起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只是刘苏脸色苍白，嘴唇也发青，看上去有些瘦弱。据说刘苏是几年前和一群知青下来的，后来那些知青相继走了，只有他像捞剩的残渣一样留在了这里。蔡五鸡当然还没意识到，他见到刘苏，只是自己麻烦的开始。

蔡五鸡不喜欢刘苏。蔡五鸡在部队时就知道，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大都华而不实，举止做派也让人不舒服。蔡五鸡刚回来几天就明显感觉到，蔡庄人太拿刘苏当一回事。蔡庄人大都没文化，见识也少，现在来了这样一个知青自然很容易被唬住。不过现在好了，他蔡五鸡回来了。蔡五鸡离开蔡庄时虽然只会放猪，但在部队几年已补习了文化，也长了见识。蔡五鸡想让村人看一看，他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蔡五鸡了。蔡五鸡心里这样想，脸上自然有些流露，这就使他跟刘苏的关系也一下变得微妙起来。刘苏却似乎并不介意，每天仍然只忙自己的事情。刘苏身体不太好，据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因此村里经过研究，就只让他半天下田，另外半天负责放电影。村里有一台8．75毫米的小型电影放映机，但不知为什么，总出故障，刘苏每天都要不停地修理，渐渐地就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这台放映机只有经过修理才能放电影，而每次放过电影之后也必须进行一次修理。蔡五鸡去看过两场刘苏放映的电影后，立刻就发现了问题。他对村干部说，这件事的确有些奇怪，电影放映机的原理是由光和电两部分组成，从目前情况看，这台放映机的光学部分没任何问题，只是声音时断时续，所以故障应该在电的部分，也就是功率方面出了问题。但是，蔡五鸡又说，如果是功率方面的问题无非有几种可能，第一是短路，或者电解电容器被击穿，再有就是低频晶体管被烧毁，而无论是哪一种可能，一旦查明原因都不会再反复出故障。蔡五鸡看出村干部的心里在想什么，于是说，你们应该相信我，我过去虽然只会放猪，但毕竟在部队锻炼了几年，还在舰艇上担任过“安泽涅尔”。蔡五鸡问村干部，你们知道安泽涅尔是什么吗，就是工程师的意思，我在舰艇上当过维修通信设备的工程师。所以，蔡五鸡说，这种放映机对我来说就太简单了。村干部听了还是有些不解，问蔡五鸡，可是刘苏整天这样摆弄放映机，又是为什么呢?蔡五鸡听了只是一笑，却没再说话。村干部又想一想就恍然明白了，刘苏如果修理这台放映机，那规定的半天下田劳动自然也就不用再去，坐在屋里摆弄电器总比去田里抡锄头要舒服得多。村干部意识到这一点，又考虑了一下就问蔡五鸡，如果让你修这台放映机，是否有把握?蔡五鸡当即回答，8．75毫米的放映机是最简单的，当初部队上就有一台。

好吧，村干部说，那你就去修一下吧。

让蔡五鸡没有料到的是，检查这台放映机竟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刘苏倒很配合，听说蔡五鸡来帮他检修故障，立刻主动地为他拆开机箱，并详细介绍了故障情况。蔡五鸡先检查了一下线路板，并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于是就提出，想借刘苏的万用电表用一下。万用电表是检修电器设备必需的工具，一些重要参数都要靠它来测量。刘苏立刻拿出自己的万用电表。但不知为什么，这万用电表似乎有问题，测出的所有数据都不对头。刘苏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原因就在这里，如果这块表好用，问题早就解决了。这一来蔡五鸡也束手无策了，没有得手的工具，就是再有经验的电器工程师也无计可施。但就在这时，蔡五鸡的两眼突然盯到线路板上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他发现，在那里有一根微微翘起的线头。这根线头很短，如果不注意几乎很难发现。而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蔡五鸡注意到，它的位置刚好是在输入变压器的一个端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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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午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入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

我一向认为，我的知青题材小说，并不是对那段插队经历的书写，而是写由那段经历生发的故事。这与书写那段经历本身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如果问一百个曾经插过队的人，也许只会有十种对那段生活的感触。这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打磨和记忆搅拌，关于这段极为特殊的人生经历，大家已渐渐形成一种公共话语。这种公共话语也影响了亲历者的自身。每当说起这段经历，绝大多数亲历者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这种公共话语来讲述当年的那段生活。于是渐渐的，那段生活也就成为一种集体经验和集体记忆。

其实这种现象很可怕。

在今天，如果问80后的年轻人，或许还会有人知道“插队”、“知青”这样的词，因为当年的知青如果年龄小或结婚晚，他们的孩子还有可能是80后。我的女儿就是这样的年龄。而如果问到90后的年轻人，则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插队知青是怎么回事了。如果当年的亲历者再用一种集体记忆将这段生活的真相覆盖，也许就要真被历史尘封起来，直到若干年后变成化石被考古。幸好还有另外的百分之十。这极少的亲历者，他们还保留着极为珍贵的个体记忆和个体经验。我也正是寻找到了这种个体的记忆和经验，才生发出这样一些小说。

曾经有人说，真正书写那段知青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再过若干年，或许知青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才有可能真正真实客观地将他们前辈的那段经历写出来。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知青插队这段独特的历史，不同于其他历史事件，可以借助问接的经验去了解。插队经历是无法想象的，只有亲历者才会知道当时最真实的感受。这种感受，没有经历过的人借助任何间接的手段都无法获取。我这样说似乎有些绝对，但确实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所谓知青题材的小说或影视作品，作者显然从未插过队，有的作者甚至是当年知青大返城以后才出生的。不要说他们写的知青生活是否真实，他们笔下的知青，想的事情本身就不对，根本不是知青的思维方式。所以，这样的小说或影视作品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的一部小说曾被拍成胶片电影，后来虽然没有上院线，影响却很大，还获了一些国内和国际的大奖。但我看了这部影片，立刻就断定这个编剧没有插过队，其中添加的一些细节在当时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说，真正书写知青题材的小说，如果没有插队经历的人是很难完成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这一代有知青经历的作家将来有一天随风而去，就再也没有人能写知青小说了。至少，我觉得，应该将知青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留给后人。

这也是我写知青题材小说的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