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坪（非虚构散文集）（精）》编著者谭功才。

在谭功才的这部散文集中，主要以自己的出生地——鲍坪为关注对象。这个只有“两个生产队、七十多户人家”的地方，就是他所要书写的全部。而即使是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却仍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因为他接着就“如实交代”了，“事实上我住的那地方叫杨柳坦，就因为无论怎样和人家比，都不如鲍坪，面子上有些过不去，久而久之，杨柳坦就被自己给模糊了”。那么杨柳坦究竟有多小也就可想而知了。再看看那些地名儿，什么“灯盏窝”、“榨屋”、“顶坪”、“幺坡”，大概就更小得可怜了。

《鲍坪（非虚构散文集）（精）》编著者谭功才。

《鲍坪》是作者第一本纯粹的乡土散文集，以其出生地鲍坪为创作蓝本，分别从地理、人物、风俗、风物四个方面来描摹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两千年左右时间段里鲍坪的人情风物，深情表达了作者对于故土鲍坪的深深挚爱。他用当下较为受欢迎的“非虚构”写法，带着一颗赤子之心，以其特有的敦厚、淳朴，和笔下的人物血肉相连。鄂西赋予作者的磅礴才气，在一景一物中得到充分呈现。《鲍坪》忠实地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通过大量触手可及的细节，使我们看到了一代人艰难的成长史。

序

楔子

地理篇

上学路上

灯盏窝

榨屋

大垭门

机匠包

顶坪

戴家坡

陈家槽

揭家槽

幺坡

水井坡

凉水井

肖家坡

景阳关

人物篇

堂兄

国伍姑爷

和清伯伯

兴阶幺幺

享明伯伯

国章哥哥

熊世发

乡长

蔡医生

郭同志

赤脚医生

快嘴向学秀

向蛮子

哑巴福娃子

银州

兵子

阶阶

篾匠幺幺

漆匠

杀猪佬

远去的牛角号

风情篇

堂屋

香火台

陪十弟兄

陪十姊妹

撒尔荷

元宵

月半

请七姐

生活篇

石板屋

火塘

石磨

背架子

打杵

花筐

烘篮

草鞋

苞谷酒

苞谷泡儿

烧洋芋

合渣

红苕

开门七件事

门前有棵核桃树

附录1：方言注释

附录2：鲍坪地图

后记

在粟谷坝读小学四年级时，听母亲讲过一件关于大垭门“闹鬼”的事情，讲得有鼻子有眼。说是谢家湾退休的方老师，早年一个夜晚经过大垭门被一群鬼打了一顿，下肢几乎完全瘫痪，只得提前病退。那时方老师也才四十多岁，听母亲说和他还是小学同学哩，自从在大垭门被鬼打后，就一直拄着一支拐杖，左一崴右一拐，七老八十的样子。

这个故事的出笼大约是某年春节期间，家里来了许多亲朋族友，晚上围着火塘讲古时，母亲单独讲演的关于“鬼”的真实故事。听完大人们绘声绘色的鬼故事后，我们只感觉背后冷风飕飕，被一种无形鬼魅的神秘氛围笼罩，在我们心里投下了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阴影。

从家里到学校足有三公里。早自习七点半，我们必须天蒙蒙亮就从家里动身，鬼怪的阴影挥之不去，我们裹足不前，终于迟到给老师揪出来在全校早操后的台上亮相。与我一起的，还有同队的彬彬。班主任要我们去大垭门将鬼捉回来，否则不予上课。我将母亲给我讲的原原本本说给老师听，原本为了取得班主任的谅解，孰知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

上二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公社革委会组织各大队到大垭门搞“三治”，或许是大垭门有史以来最闹热的一段历史了。大垭门前的挂坡地有数百亩，公社在这里大搞人造梯田运动。他们从粟谷河，或者田地边的沟沟峁峁里，挖出许多形状各异的石头，然后砌成一道道石坎。每个大队所分得的辖区里都插上了飘飘红旗，在凛冽寒风中猎猎作响。中午时分，每个人的肚皮饿得贴背脊骨时，高音喇叭里就传出那饱满的革命歌曲，间或插播革委会干部那慷慨激昂的动员报告。

那时，相隔十多公里外的几个表姐也在工地搞“三治”，住在学校对门一个叫洲子的地方。吃中饭时我常跑到她们那里去玩，没想到她们吃的也是和我们学校一样难吃的活渣包谷面饭。天气不好那阵子，驻地周围的路面稀夸夸的，走起路来简直就找不到地方下脚。好在时间不是很久，否则真不敢想象那日子该要怎样才能过下去。至于以后表姐们又转战到了什么地方，我又该有怎样的多余担心，这都不再在我视野的控制范围之内了。

对于伟人毛泽东我们从来都不曾有过丁点怀疑。他就是神，一直笼罩着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这应该归功于那个时代。试想一下，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神话，轻而易举就能移植到我们这个隐蔽在鄂西深山的粟谷坝．简直就比神话还神话。大垭门两边，分别是字径可达八十米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同”八个惊天大字，可惜当时无人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仅这八个字，就耗尽了当地数千人工。你不得不慨叹，思想一旦被改造，毫无油水的包谷面饭养育出来的身体，所释放出的能量大得惊人。

我们班不仅有两个同学住在大垭门附近，而且学校还有一亩多农田教育基地，也在大垭门门口。学校到那里虽然就三里地，路却异常陡峭，仅仅粪桶系子高才读四年级的我们，居然能抬上去那么多稀粪，将那些农田种得像模像样、稀粪乃学校全体师生人r：制造，浓度异常之高。沿途小路边泼洒了许多粪便．就像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描写的那样，臭气熏天臭而不可闻也。

或许因为有我们的“作品”被种植在了大垭门，我们时不时就在放学那阵，想到了要去大垭门关注一下，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就在这种“偶尔”之间，就偶尔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插曲，令我可以用一生去体会，去回忆，去咀嚼。

有一年包谷芜子正抽穗扬花，受到同班一个老油条的蛊惑和唆使，我们鲍坪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从大垭门回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集体攻打葫芦蜂包。大垭门左边半山腰有个葫芦蜂包，极像一个硕大的葫芦，吊在一颗椿树斜出的枝头上，里面时不时有一些寸长左右的七厘蜂进进出出。这种蜂一旦螫人，就会立即肿起核桃大的包，甚至有生命危险，与此同时，螫人的蜂也会立即身亡。

我们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儿，捡了路边的石头土块疙瘩，纷纷比试着谁的投射精准。号称班里投射第一的“包谷梗”，果然是紫天云里吹笛子——不同凡响，在所有人的实验失败后，一块土疙瘩就将葫芦蜂包正中砸了个大窟窿。刹那间，七厘蜂倾巢向我们袭来。有好几个机灵家伙一下子就消失在了密密的包谷林里，而我却穿着一件被截了肢的短袖子衣服，被突如其来的情景吓昏了头脑，仍旧沿着小路往回家的方向逃窜。有了明显目标，尽管我使尽了吃奶的气力，还是跑不过那些恼羞成怒的蜂子们。我一边飞奔，一边挥动双手在头顶乱舞，想保护我最容易受伤的刚刚剃了光头的脑袋，还是被疯狂的七厘蜂螫了好几口。待我回到家时，脑袋已经肿胀得变了形。母亲一边诅咒着我“你这个搭飞岩的啊”，一边喊队里有奶水的婶娘快来给我挤奶水，往伤口上涂敷。第二天起床后，妈看到我的脑袋说：“肿得真像个葫芦蜂包了！看你再还惹不惹祸！”

我从此就对大垭门刻骨铭心了。刻骨铭心的还有一次，我和妈去大寨走亲戚回来，经过大垭门长槽，刚好栗子坪有一家娶亲的和我们迎面走来。记得那时我也就十二岁出头，对娶媳妇子嫁姑娘特别好奇，总要看看究竟有好多人，多少陪嫁品，新姑娘乖不乖。

P13－P15

对于乡土题材的写作者，我一向是心怀敬意的，这不仅仅因为我与乡土血脉相连，更深层的原因，我想应该是作为一个人文教育工作者对这片国土上生活的“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的一种深刻体认。尤其是对根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国文学而言．这是文学不可或缺的责任，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缺失。在一片“伪都市”的喧嚣声中，终于还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忘记扎根在乡土的这个庞大群体的喜怒悲欢，生死爱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首先是值得尊敬的。

当然，这个前提是他们同我一样来自乡土，他们的童年中饱含着泥土的气息，这块辽阔的土地在赋予他们纯朴、憨直、实诚品格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智慧、才能和灵气，他们对乡土永远是心怀感恩的，那里是他们的祖先停留、劳作、休憩的最后一站，是他们的血脉和根系。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无法割舍的乡土情结，我习惯把他们叫做“怀乡病患者”（Nostomaniiapatients）。这种病很多时候事实上是无药可医的，他们将终身携带这种隐疾在人世间穿行，他们必得时时受着怀乡病的煎熬，但同时，这种病也成全着他们。所谓“煎熬”，是说他们无论走多远，他们的世界无论多辽阔，他们无论与所栖居的“别人的都市”，甚或与这个世界发生多么深刻的联系，但是在骨子里，在内心深处，他们永远是一个乡下人，一个异乡人，一个都市边缘人。正如谭功才在他的文中所提到的那样，他们“像楔子一样钉进了别人的城市”，而最终，却在自己的文章里絮絮叨叨地诉说着那萦绕不去的隐疾。那是一种洗不掉的烙印，一种与生俱来的根植于血液的气息。所谓都市，只是他们在各种必需的公文上写下的街道住址和门牌号码，而他们真正的精神依托却是在乡土；所谓成全，则是因为他们必得忍受背井离乡的寂寞，背起行囊在异乡独自奔波打拼，此中况味，非异乡人不足以领悟。煎熬之剧，势必要寻找某种方式以求少许安慰，比如探亲、远足、祭祖，而写作，则是让时空回溯，让心中的景物、人事以及与乡土有关的一切在笔下渐次复活，较之前者，这当然应该算是一种更好的保存方式。孔夫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儒家亦有言“立德立功立言”，唯有艺术，是对抗时间的最好武器，它让一切不可复现的成为可能，定格于永恒。从乡土作者本身而言，也许只是农耕文化所奉行的“耕读传家”之古训的一种演绎，但无疑这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作者开篇的一首诗应该算是对自已的“异乡人”的身份和一路打拼中看不见的艰辛的最好概括。

《鲍坪》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散文集。

同许多作家一样，我是从诗歌入门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黑暗中，许久都在诗歌边沿摸索前行，直到1997年的一天，才找到一种更为适合自己表达方武的文体——散文，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来安妥自己的灵魂。

那一年，生我养我的母亲身患绝症离我而去，而我这个不肖子不仅未能在病床前长时间守孝，包括上路时我也未能送她最后一程。那个时候，我正在南国一隅挣扎着与命运抗争，每每想起母亲短暂而酸楚的一生，我眼里总是湿湿的，不知道在梦里究竟哭醒过多少次。每次醒来，枕边都要濡湿一片。我也不知道那段时间是怎样挨过来的。实在悲伤极了，就用文字来疗伤。《那一片青青的漆树林》《情系折耳根》等怀念母亲的散文，和着血与泪浸染出来，安妥自己的灵魂。写母亲写得多了，便发现自己原来是如此深爱着我的鲍坪。特别是年过不惑之后，愈来愈感到自己正在与故土渐行渐远，及至近年，父亲和岳母又相继过世，那种莫名的感伤时时袭上心头，于是，一篇又一篇关于鲍坪的散文不断在我笔下流淌出来。我的灵魂得以一次又一次地被刷洗，从而使身在他乡的疲惫身心得到了极大抚慰，游荡的灵魂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安妥。

从安妥自己的灵魂出发，抵达的必然是一方圣洁的厚土，写作过程中也就少了束缚和倾向，一任情真意切泼洒在那方令我纠结的黑土地上。语言上似乎显得较为随意，极像和父老乡亲们围坐在火塘边日白煽经，一不小心就将我的村相和屁股裸露在父辈眼皮之下了。这并不紧要，故土看着我长大，在他们眼里，我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及至长大，我又变成了一名背叛泥土的游子，与他们渐行渐远。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更是为了践行自己孝顺父母必须厚养薄葬的诺言，父母临终时，我这个不肖之子一次也不在身边。故土是有一万个理由用唾沫和口水将我淹死，哪里还容得了我在他们面前故作高深？

唯有用文字赎罪，用真诚的忏悔皈依。我深知，故土发自内心是期盼孩子离开的。未有离开，何谈归来，又何谈离开后的思念以及归来后的相拥而泣？唯有贴紧泥土，贴紧大地的胸膛．和着泪水为故土写下这泥土般的文字，抒发我内心对她那一拨又一拨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

对于鲍坪，尽管她曾给我少年的天空蒙上过一层迷茫云雾．让那个贫穷而懵懂的少年一度对未来迷惘而不知所措。也许是因为远离了她，鲍坪才显得如此美丽。因为距离．让我在另一种文化的烛照下才得以真正体会背叛泥土的伤感和不安。许多个一如现在这样的时刻，在南国一隅的我，深深依恋着那一方纯净的水土。离开故土越久，对她的感情越浓，对她的依恋愈深。这一坛尘封经年的老酒啊，就将我无数次灌醉在梦魇里。

离开鲍坪二十多年，我回去的次数总共怕也就十次八次。每次的理由却几乎惊人的一致：不是母亲病危就是父亲病重，其间还夹杂着我父辈这根藤子上所有长辈甚至平辈。无论他们之中谁先走一步，我都能明显感受到故土正在与我渐行渐远。我与他们都在向着相反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向缥缈和虚无。

鲍坪那么真实地存在于我内心，也许正是因为她曾给予我的种种辛酸的记忆。这不是母亲本身所能决定的，就像我是他们的基因一样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爱她，不断地爱她。唯有热爱，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故土，你的生命才有可能因此而精彩。

我的爱便化作了这辑泥土一般芬芳的《鲍坪》，尽管我也曾几易其稿，其中有昌祥兄的字斟句酌，有马拉兄大刀阔斧的修改和每一个篇章优美的序诗，也有余丛等诸多文兄的建设性建议，还有本土年轻画家贺学宁唯美的插图，等等，让我看重的《鲍坪》有了她应有的高度，但我知道前方更高的山头正期待我去征服。我是鲍坪的儿子，血管里突突奔袭的血液，正是秉承了她那倔强个性。尽管内心深埋了滚烫的岩浆，但我依然会用一种细水长流的方式，一线一线抽丝剥茧，回报我的源头。同样要感谢那些在我散文写作道路上不吝赐教的师长和朋友们，就像有人说我和马拉是如此那般好无非功利性在作怪。的确如此．那个时代那种窘境造就的所谓作家的我，放在当下许多优秀写手们面前，显得是如此这般地浅薄和无知，除了自身的努力，就只从他们身上汲取更多更优秀的东西。

这本薄薄的小书，若能带给与我有着相同背景和经历的同道中人一点小小的情感上的慰藉的话，那就非常感谢了。同时，也将此书献给与我不在同一个世界的父母。这也是我爱你们的一种表达方式。《鲍坪》不是我此生最后一部乡土散文著作。鲍坪给予我的远不止这些，囿于阶段性表现力度以及自身的学识，还是先将另一坛老酒尘封而慢慢发酵吧。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川鄂先生在百忙中拨冗欣然为本书作序，这份情我将铭刻于心，唯有用越来越成熟的文字来报答先生的提携和厚爱。

最后要特别提到的是，书中涉及个别隐痛，非本人所愿，只是为了真实记录现实生活，还原鲍坪的原生态。我只想再说一句，我是爱你们的，永远。

本书最终得以顺利出版，得到许多倾情文化的儒商朋友大力支持，在此特别鸣谢。他们是鲁云全、郭峰、李用、谭先培、郭祥启、刘长青、李鑫、黄海森、陈彪、田梦泉、周元昌、刘相明、徐向东、熊斌华等，我和我的这本集子将永远铭记你们的情谊。

谭功才回望乡土的文字是一坛陈酿的酒，是一杯回味无尽的茶．是一条记忆中不断流淌的河．也是随着现代化大潮背井离乡的人们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

——叶梅著名作家《民族文学》主编，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