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译文纪实)》由劳伦斯·赖特著,记述的是:
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遇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四架波音客机被劫,先后撞击世贸中心双塔和国防部五角大楼,从而导致3000多人丧生和数千亿美圆的经济损失。
同一天,知名杂志《纽约客》启动了一项庞大的计划。该项目旨在完整揭示基地组织与9·11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计划在埃及、沙特、阿富汗、巴基斯坦、德国、西班牙等地,对数百个消息源进行采访、分析和甄别。
于是,《纽约客》记者劳伦斯·赖特受命出发,踏上了漫长的报道之路。
2006年,赖特回家了。随他一起回来的,是一份历时5年、长达500多页的深度报道。
约瑟夫·普利策曾说:“倘若国家是大海上的一条航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那么这一次,这个关于恐惧、阴谋和野心的故事,离令人不安的真相之间,又有多远……
《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译文纪实)》由劳伦斯·赖特著,本书纪录的是:
1996年3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谢尔曼驱车前往亚力克站报到。
亚力克站是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虚拟”情报站,在组织结构图上,这个站点被标为“恐怖分子资金链”,隶属于中情局反恐中心。实际上,它的工作就是追踪一个人的活动——奥萨玛·本·拉登。
亚力克情报站已经搜集了35卷有关本·拉登的资料,这35份卷宗描绘了一个以救世者自居的亿万富翁。他出身的家族规模庞大且极具影响力,与沙特王国的统治者关系密切。他自己也因为在阿富汗发动反对苏联入侵的“圣战”而名声大噪。
1996年8月,本·拉登在阿富汗的一个山洞里向美国宣战。之后的时间里,谢尔曼独自一人继续对他进行调查。谢尔曼绘出了基地组织的网络分布图,他发现组织的很多同伙都和美国有关,他断定这是一个以摧毁美国为宗旨的国际恐怖组织。可是,当谢尔曼想与上级讨论此事时,上头却连个电话都不回。
无人理睬的谢尔曼,只能独自思索那些日后每个人都会去想的问题:这个组织从何而来?它为什么单单选择攻击美国?怎样才能阻止它?
他就像是一个观察着载玻片的实验室技术员,那上面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在显微镜下,基地组织的致命特性开始显露出来。这个组织很小(当时只有93名成员),但它是更大规模的激进运动的一部分;这种运动遍及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
最可怕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人重视它。它太怪异、太原始,也太遥远。然而,基地组织绝非只是来自7世纪阿拉伯的古董,它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现代工具和现代思维。这并不奇怪,因为基地组织的故事,其实是不久前从美国开始的。
第一章 殉教者
在由埃及亚历山大港开往纽约的一艘游轮上,头等舱里一位瘦弱的中年作家、教育家赛义德·库特卜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我到了美国之后,是像那些拿奖学金的普通学生一样整天吃吃睡睡,还是应该与众不同?”他这样想道。“我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抵制诸般罪恶的诱惑,还是纵容自己,沉溺于随处可见的诱惑之中?”当时是1948年的12月。新世界在地平线上隐约出现了,那是一个胜利、富有、自由的世界。而在他身后,则是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埃及。这位旅客以前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现在他离开也并非心甘情愿。
这位神情严肃的单身汉身材瘦小,肤色黝黑,前额凸出,留着一撮比鼻子略窄一点的板刷胡。他的眼神流露出一种容易招人冷落的孤傲。即便是在埃及炙热的太阳底下,他也宁愿穿着三件套的黑色西装,总让人觉得很正式。对于这么一个极度自尊的人来说,在42岁的年纪回到学校读书似乎有些纡尊降贵。然而,作为一个来自土壁泥墙的上埃及村庄的孩子,他已经超越了自己当初那并不远大的目标——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公务员。他的文学与社会批评使他成为埃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但是,这些批评也激怒了埃及恣意挥霍的独裁者法鲁克国王,他签署了对库特卜的逮捕令。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很同情库特卜的处境,急忙安排他离开埃及。
那时库特卜在埃及教育部做主管,工作非常轻松。政治上他是个热忱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而这种立场也是当时官僚中产阶级的主流思想。至于那些将会催生所谓宗教激进主义的思想,此时在他脑海里还没有完全成形。实际上,库特卜后来说过,在踏上这次旅程之前,他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虽说他10岁就会背《古兰经》,而他的写作近来也开始转向更为保守的主题。但库特卜和许多同胞一样,由于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而变得激进了;而昏聩的法鲁克国王与英国串通一气,这也让他极为鄙视。反英示威游行、各个矢志要将外国军队逐出国门的煽动性政治派系——也许还有国王——使得埃及备受折磨。库特卜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层政府职员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他那些直言不讳而影响深远的时事评论。虽然他从未跻身于阿拉伯当代文学的前列(这让他一直颇为苦恼),但是在埃及政府看来,他却逐渐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大敌。
库特卜在很多方面都很西化——从他的装束,到他对古典音乐的钟爱,还有对好莱坞电影的喜好。他读过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达尔文、爱因斯坦、拜伦和雪莱的著作,而且特别喜欢法国文学,尤其是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但是,即便是在去国离乡之前,这吞噬一切的西方文明所取得的进展仍然让库特卜深感担忧。尽管博学多识,他却把西方世界看作一个单一的文化实体。资本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之于犹太教,法西斯之于民主,这些区别与库特卜心目中惟一最大的分野相比都无关紧要;在这个分野的两端,一边是伊斯兰教与东方世界,一边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
殖民拓展一直是欧洲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但美国在这方面却截然不同。二战结束时,美国对于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分歧持观望态度。事实上,人们很容易把美国视为反殖民主义的榜样:这个被压制的民族赢得了解放,并且将曾经的统治者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个国家的力量似乎源于其自身的价值观,而不是欧洲那些文化优越性或种族、阶级特权的观念。由于美国把自己标榜为移民国家,它与世界各国之间就有了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阿拉伯人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也在美国国内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区;在亲缘关系纽带的影响下,他们也更为倾向这个国家所宣扬的理念。
因此,美国政府在二战结束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让库特卜和许多阿拉伯人都很震惊,大有遭到背叛之感。就在他乘船离开亚历山大港口的时候,埃及和其他5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即将在一场战争中最终败下阵来——这场战争确立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中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地位。阿拉伯人惊呆了:这不仅是因为以色列士兵的决心和作战技能,更是因为本国军队的无能和领导人灾难性的决策。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羞辱对阿拉伯知识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程度远远超过当代历史上的任何事件。在哈里·杜鲁门总统签署命令将10万犹太难民送回巴勒斯坦之后,库特卜曾这样写道:“我恨这些西方人,我鄙视他们!所有的西方人,无一例外: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最后还有美国人,那么多人曾经信任过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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