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帕斯卡尔(精)》是意大利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皮兰德娄最受推崇的长篇小说！

著名意大利语翻译家刘儒庭全新修订译本！

幽默里透着悲凉，荒诞中蕴含哲理，酣畅道尽人与现实、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淋漓尽现人们对自我身份丧失的焦虑与恐惧。

“有人过着我的生活，我却对他一无所知。”皮兰德娄曾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这句话正是本书主角马蒂亚·帕斯卡尔以及他创造的阿德里亚诺·梅伊斯的写照。

《已故的帕斯卡尔(精)》是意大利著名作家皮兰德娄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乡村图书馆管理员马蒂亚·帕斯卡尔两次抛弃原先的身份，寻求另一个“自我”的经历。离奇的情节刻画了荒诞不经的社会生活对人的强制力，以及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已故的帕斯卡尔(精)》表现了害怕丧失自我的主题，十分契合当下人们寻找自我的心理。

一 开场白

二 辩白式的第二篇（哲学的）开场白

三 家和鼹鼠

四 原来是这样

五 成熟

六 滴答，滴答，滴答……

七 换车

八 阿德里亚诺·梅伊斯

九 一点雾

十 圣水钵和烟灰缸

十一 晚上，望着河水

十二 眼睛和帕皮亚诺

十三 灯笼

十四 马可斯的勇气

十五 我和我的影子

十六 米内瓦尔的画像

十七 复活

十八 已故的马蒂亚·帕斯卡尔

结尾 关于想象力真实可靠的一点说明

一开场自

我生来知识贫乏，所知甚少，我所掌握的全部知识中的一点，不，不是其中的一点，而是唯一的一点是，我叫马蒂亚·帕斯卡尔。我常常利用这一点知识。有时，我的朋友或认识的人有什么事搞不清，跑来征求我的建议或意见，每当这种时候我就耸耸肩，挤挤眼，回答他们说：

“我叫马蒂亚·帕斯卡尔。”

“谢谢，亲爱的，这我知道。”

“怎么，你认为这还不够？”

他们觉得不够，说实话，连我也觉得确实太少。但是，我真不知道，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人，他们能叫他说些什么呢？也就是说，对一个连这样的回答都难以做出的人还能要求他做出什么恰如其分的回答呢？

“我叫马蒂亚·帕斯卡尔。”

有人会对我表示同情(这分文不值)，认为我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对这个不幸的人，应该弄弄清楚；可弄清楚什么呢？对了，该弄清楚，他既无父亲，也没有母亲，既不知他过去是否如此，也不知他过去是否并非如此。有的人也可能对风俗的败坏、世风日下表示愤慨(这也分文不值)，这些可能就是我这个无辜的受害者弄到这步田地的主要原因。

人们大概都会这样想。可是，我不能不说一句，事情并非如此。我可以写出我的家谱，可以说明我这个家族的兴衰史，还可以证明，我不仅知道我的父母是什么人，而且还知道我的祖上和他们的活动。当然，祖辈相传，并非他们的活动都是值得赞扬的。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且听我慢慢道来。我的情况非常古怪，非常特殊，正因稀奇古怪，世间少有，所以才值得一述。

有那么两年，我待在一个图书馆里，不知道自己是个抓老鼠的，还是个图书管理员。那个图书馆是博卡马扎主教在1803年临死前赠送给镇公所的。显然，这位主教对他的同胞的脾气禀性所知甚少；要么就是，他希望他的这份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点燃同胞们热爱学习的热情；更何况在图书馆学习又是那么舒服。可是，一直到今天为止，这种学习的火花没有被点燃，这一点我可以做证。我这样说也是对我的同胞的赞扬。对这份遗赠，镇公所并不喜欢，甚至不曾为博卡马扎立一尊半身雕像，那些书也被扔进一个又潮湿又无人问津的库房，一扔就是好多年。后来，这些书籍倒是从那个库房里取了出来。你们猜放到哪里去了？居然放到废弃的圣玛丽亚自由教堂去了！那座教堂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被改为俗用了。在这座教堂，镇公所又不假思索地把这些书籍委托给一个无事可干的人负责，他倒真像个不任教化工作的有俸神职人员，一天赚两个里拉。他的T作不过就是看守这些书籍，或者说看守都没有必要，只不过是在那里忍受几个小时，呼吸那里的霉臭味儿。

后来，这桩差事也轮到我头上。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喜欢这些书，不管它们是印刷的还是手稿(像我们一般图书馆那些十分古老的手稿)。正像前面讲的，我的情况古怪特殊，要不是这样，我才不会去写什么手稿哩，永远不写。不过，正是由于我的情况古怪特殊，写下来之后也许有那么一天能使某个好奇心强又偶尔读到它的读者获得教益，也使博卡马扎主教的良好愿望最终有一天能得以实现。如果有这样一名读者来到这座图书馆，我就把我的这部手稿留给他，但有一个条件：五十年后，在我第三次，最后一次最终死亡之前，任何人不许打开这部手稿阅读。

眼前，我已经死了(上帝知道我是多么遗憾)，确实，我已经死了，而且死了两次，第一次是因错而死，第二次是……

且听我慢慢道来。  P1-3

皮兰德娄笔下荒谬世界的幽默与悲凉

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是意大利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193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四十多部戏剧作品中的很多名作早已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曾多次被搬上舞台，他的很多短篇小说也早已译为中文，但他的七部长篇小说在我国却鲜为人知。《已故的帕斯卡尔》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04年，出版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很快被译为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字出版。这部小说的出版是这位作家第一次获得重大成功，也是他创作的一次转折。小说刻画了荒诞环经的社会生活对人的强制力，以及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先驱作品，即便今天看来，也有很深的现实意义。因此，将这部名著译介到中国很有价值。

小说讲了一个荒诞离奇而又十分悲凉的故事，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表面上荒诞，甚至荒诞到了好像是虚构的地步，实际上却十分真实。主角帕斯卡尔两次“死亡”，两次“复活”，最后带着鲜花到自己的墓前祭扫，他的生活经历可以用“死去活来”来形容，确实可叹可悲。活人祭奠自己，这显得荒诞、夸张，也许还有些幽默。但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并不感到不真实，并不感到荒唐，而是感到压抑，感到同情。读者阅读时会感到，故事在外表上无论显得多么荒诞，它的发生却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不容置疑，真实可信，因为帕斯卡尔的经历符合生活的逻辑，并非作家过度夸张和胡乱编造的结果。作家认为，艺术作品即使并不过分夸张也有可能被认为不真实，但生活本身往往比艺术品的夸张还要显得荒诞离奇，而生活却是真实可信的。他写道：“生活本身在好多方面是荒诞的，不管是大还是小，反正只能称之为荒诞。生活有一种十分珍贵的特权，这就是，事情虽然荒诞，却并不显得不真实，而艺术则认为，真实可信是自己必须信守的原则。”作家在书的末尾列举了一些有关自己给自己扫墓的新闻报道，即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类似的真实故事，以证明社会生活本身的荒诞，证明这种表面上的荒诞完全合乎逻辑，而艺术创作没有这种“十分珍贵的特权”。这部作品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人物处于这种表面最不可信、最荒诞的环境之中，通过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表达出具有哲理的思想：现实扑朔迷离，神秘莫测，却完全真实，人只能听任社会生活的摆布，反抗挣扎无济于事。艺术作品反映这样的生活可以产生触目惊心的艺术效果。

从作家描写的这一故事中，读者不仅感受到了社会生活的这种“特权”，也感受到这是一种强大的强制力，不管帕斯卡尔是出走还是返乡，是装伪作假还是赤诚相见，是身无分文还是腰缠万贯，是听之任之还是极力挣扎，不管他是死亡还是复活，都逃不过命运的安排，都逃不过这种强制力的摆布。帕斯卡尔最初离开家乡，想去追求一种新生活，这是一个小人物同现实发出的愤怒呐喊，是挣扎，是努力，是抗争。但是，他面临的无疑是一条充满痛苦的道路，是一条失败的叛逆之路。他无意中赌赢了钱，有了开创新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且知道自己已“正式”死亡，摆脱了妻子和丈母娘的折磨，摆脱了债务负担，他自由了，这是他摆脱过去追求新生活的一个重要前提。但他的征程依然并不顺利，因为这时的他既不是帕斯卡尔，也不是阿德里亚诺，梅伊斯。这时他才切切实实地感到，他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是一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是一个不被社会承认的人，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他并不自由，即使有了钱也无济于事。在罗马，他得到了阿德里亚娜的爱情，但他这个不被社会承认的人无法得到这份真诚的爱。这就是说，无论是金钱还是情感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不能使他的追求成为坦途，他仍然被种种无形的绳索捆绑着，他面临的仍然是无奈，新生活依然渺茫。总之，万能的金钱和无价的情感并不能使他摆脱困境，更谈不上创建新生活。他只能卑劣地再次逃避：死去的帕斯卡尔杀死了空有其名的阿德里亚诺·梅伊斯。这是他的又一次生命的开始，是追求和抗争的又一个新机遇。他想再次抗争，可是，他依然处处碰壁，没有任何出路。他只好“回归”，以帕斯卡尔的真实身份返回故乡。但是，他这时发现：他的妻子已经改嫁，一切已成为既成事实，他只能被迫接受。最后落了个既无家可归又没有工作的下场，只能做一个“死了的活人活着的死人”。由此读者无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帕斯卡尔虽然努力抗争却全然无力改变现实，无力摆脱社会生活的“特权”，无力摆脱那种强大的强制力。

小说描写了帕斯卡尔两次死亡和两次复活，这是他的自我分裂、戴上面具进行抗争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残酷无情。如果说金钱和情感是他反抗、追求新生活的外在因素，那么，自我分裂和戴上假面具则是他从自我出发进行的努力。但这样的努力依然毫无用处，结果仍然是失败。帕斯卡尔离家出走时本想隐姓埋名去闯荡，这时的他已经不是帕斯卡尔，实实在在的帕斯卡尔已经分裂，另一个“自我”、戴上面具的另外一个自我的生活开始了。可是，这个“自我”的新生活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是新的孤独，是处处感到被排斥，没有立足之地，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美妙。于是，他自己为自己起了新的姓名，这时的帕斯卡尔再次分裂，成为一个虚构的阿德里亚诺‘梅伊斯，或者说，成了一个幻影。这个幻影居然能得到一个姑娘的爱情，却因他是幻影而使爱情成为泡影，更不能让帕斯卡尔实现他的梦想。真实的帕斯卡尔面前依然是死路一条，最后只得再次逃避。他“杀死”梅伊斯，等于抛弃了自己给自己戴上的那个面具，恢复了真实的自我，帕斯卡尔又成了帕斯卡尔。但是，恢复真实身份的帕斯卡尔是失败的帕斯卡尔，最后结果是他的叛逆和抗争的彻底失败。这一自我分裂的整个过程是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矛盾冲突的艺术表现：帕斯卡尔企图摆脱迷乱的现实去寻求自我，企图回到美好的生活之中，但现实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不管帕斯卡尔给自己戴上什么样的面具，不管他怎么分裂，他的一切努力一日与冷酷的现实接触，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就会最终归于失败。帕斯卡尔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经历是经过两年之久后画的一个圆：从平淡乏味的生活又回到平淡乏味的生活。但这是一个向下旋转的圆圈，在原先的平淡生活中，帕斯卡尔还有作为图书管理员的一份微薄工资，还能结婚生子，而在最后的平淡乏味的生活中，帕斯卡尔既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收入，只能过着寄人篱下的悲惨生活，只有手捧鲜花像个幽灵一样为那个已经“死去的自己”扫墓的自由。

小说描写帕斯卡尔的自我分裂和戴上假面具进行抗争，这样的描写更容易揭示社会的真相。帕斯卡尔年轻时无所用心，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父亲的死亡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在困顿之中往往能很快成熟，他在此时才认清了财产代管人马拉尼亚这个“鼹鼠”以及这个人的表姐——帕斯卡尔未来的丈母娘——的真面目，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有了初步认识。但是，让他看得更清楚的是在他丧失自我之后，即在他戴上面具之后，因为这时他表面上已与他人没有直接矛盾，更加自由。看得更为客观。在赌场，他看到了赌徒们的疯狂、挣扎和悲惨下场。在罗马，同房东一家人相处之后，很快就看清了这家人的复杂关系和各自的角色。在所谓通灵试验中，帕斯卡尔更是在没有灯光的黑暗之中看清了一切：帕莱亚里的昏晦、怪异和愚昧，帕皮亚诺的狡猾、贪婪和阴险，被骗的卡波拉莱小姐的可悲和无奈，达乌莱塔侯爵一家及其友人的反动和可恶。帕斯卡尔人格分裂似乎是坏事，却让他在面具之后冷静地看待人世间的一切，看清了人情冷暖，看出了世态炎凉，对一切有了清醒的认识。正因为他这个“死了的活人和活着的死人”可以置身事外，冷眼旁观，而且戴着面具，所以看得更清晰、更客观，更真实。他戴着面具在观看，读者通过他的观察认识了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有了切身的体察。作家的这种手法更容易体现艺术作品的价值。艺术作品不同于政治论文，前者是潜移默化的作用，后者是直接的教育，前者表面上显得无用，只是“消遣”，后者直接讲出道理，直接对人们进行教育，“教化”作用明显。艺术作品更不同于政治宣传，在宣传面前，艺术作品更显得没有直接作用。但是，艺术作品是滋润心田的功夫，在启迪、感化、激励等方面的作用并不亚于直白的宣传。在现在这样扰攘纷乱的社会，人们更需要的是平实朴素的艺术作品的润泽滋养，而不是直通通的所谓教导。对于那些先立个主题然后编造故事去“证实”主题的作品，人们不会买账，以编造的故事去解释当前政策的所谓作品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而有思想、富哲理的名作自然会永生，名著与应景作品的差别就在这里。

小说中有个情节在中国读者看来可能有些不可理解：帕斯卡尔为什么因找不到决斗见证人而自杀？这与东西方的习惯不同有关，也与东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有关。帕斯卡尔的这种做法是骑士精神的体现。在帕斯卡尔看来，名誉重于泰山，西班牙画家对他的几句侮辱就是对他的名声的侮辱，这在当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对于一个骑士来说更是不能容忍的，而找不到决斗见证人则是他自己的无能，会被对方视为懦弱，会名声扫地。这对一个绅士、一个骑士来说，是自己遇到的最大失败。在我们多年养成的思想体系中，这种骑士风度，或者说贵族精神，可能被认为是可笑的、落后的。其实，重名声，讲信誉，这种精神并非只是西方所独有，我国的道德体系中也有此主张，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童叟无欺，信誉至上，都是这个意思。所谓习惯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只是形式上的，本质上并无巨大差别。骑士精神，贵族精神并非一无是处，而与之相反的流氓习气才是可怕的。

了解作家的经历可能有助于理解这部作品。对皮兰德娄的介绍已经很多，但有些方面却涉及不多。皮兰德娄生于一个殷实之家和爱国者之家，其外祖父是1848年西西里起义的突出人物'波旁王朝复辟后被迫逃亡马耳他岛，一年后去世，年仅46岁。二个舅舅也参加过加里波第的部队。祖父是热那亚的一个船王'十分富有。父亲曾参加加里波第将军的部队，为祖国的统一而战斗两年之久。离开部队后经商开矿，生活优裕。1904年发生洪水和塌方，硫矿被毁，再加上给矿工的补偿，使皮兰德娄一家落到一贫如洗的地步。这对皮兰德娄的影响自然很大，更严重的是他的妻子因此患上精神分裂症，并常怀疑丈夫有外遇，使皮兰德娄痛苦不堪。皮兰德娄儿时不善交流，尤其是同大人，这使他不得不努力学习语言，以改善这种状况。他在年轻时就常失眠，一天常常仅能睡三四个小时。由于一个女佣的影响，他从小就常到教堂，对一些神秘主义的活动也很熟悉，这或许对他在这部小说中描写通灵试验有所助益。皮兰德娄没有上小学，而是请家庭教师授课。中学阶段上的是技术学校，但他对文学十分着迷，十一岁就写了一篇小说。皮兰德娄1886年曾短时间帮助父亲管理硫矿，这使他对矿工的生活有了了解。同年到罗马大学学习，却与校长发生矛盾，不得不到波恩大学学习。幸运的是，波恩当时是欧洲的文化中心之一，他在这里接触到一些有名的学者，这对他的学识和创作无疑有很大影响。1891年毕业时论文谈的就是西西里方言。皮兰德娄自己说：“我是混乱之子，这不是玩弄文字游戏，而是真实事实。”原来，他的出生地是个很小很小的村庄，在西西里方言中叫Cavusu，后来因市镇调整，这个小村庄划归另外一个市镇，一个登记办公室的小职员将村庄名称改为意大利语时稀里糊涂写成了Caos，从此这个小村庄就以此命名，而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就是“混乱”。

更为“混乱”也鲜为中国读者所了解的是，皮兰德娄1924年主动给墨索里尼发电报，要求参加法西斯党。次年，皮兰德娄又在《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上签了字。这在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受到很多文化和政治人士的尖锐批评，称他为了成为参议员而不惜一切代价，不惜甘当“乞丐”。但也有人指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他的剧团得到当局的资助。皮兰德娄自己解释说，他追求的是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运动精神，由于对20世纪初的社会民主主义丧失信心，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民族复兴运动之后第一种能够使意大利成为欧洲楷模的新力量”，所以才加入这个党。但是，他同法西斯当局的激烈冲突并非罕见，以致他公开宣称他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只是大地上的一个普通人”。。此外，他的艺术活动和作品从来没有得到法西斯当局的好评，这是他的作品本身的内涵和社会作用所决定的。1927年，他当着法西斯党全国书记的面，将法西斯党证撕个粉碎，让后者目瞪口呆。这一举动在当时可是有可能遇到杀头的危险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法西斯依然不喜欢这位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但是，在1 935年捐献“爱国黄金”运动中，尽管作家仍然被法西斯秘密警察“警惕和镇压反法西斯分子组织”作为“特别监视人员”进行监视，他还是把一年前获得的诺贝尔奖章捐了出来。1902年创作名剧《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后，作家本想回归小说，但写剧和演出使他欲罢不能，把全部精力完全投入戏剧，再也没有写他喜欢写的小说。五年后他创建了罗马艺术剧团，在世界各国演出他的剧作，他的两个剧作在百老汇上演，在十来年的时间内即取得了国际声誉，最后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很喜欢罗马附近一个叫索里亚诺的小地方，常在那里居住写作，特别是附近的一片宁静的杏树林，为此写过一首诗，当地人刻的一座大理石碑至今依然立在这个地方。作家很喜欢电影，他的《已故的帕斯卡尔》1936年冬天在墨索里尼为与好莱坞争雄而建立的“罗马电影城”(电影拍摄基地)拍摄时，作家曾亲临现场，而这时他正患肺炎，此前曾两次心脏病发作。作家于当年12月10日逝世后，法西斯准备给予国葬礼遇，但作家早有遗嘱：“低等灵车，即穷人们的灵车。遗体赤裸。不要任何人送葬，既不要亲属，也不要友人。一辆车，一匹马，一个车夫，仅此而已。最后将我火化。”人们遵照他的遗嘱办事，没有悼词，没有蜡烛。没有鲜花，没有一名送葬者，这位拥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像一个最寂寂无闻的人一样静悄悄地离开了他笔下的这个荒诞痛苦的世界。为纪念这位作家，12369号小星星被命名为皮兰德娄星。

笔者怀着对作家和作品的敬畏之心翻译了这部小说。小说是在作家陪护生病住院的妻子时写的，可谓呕心沥血之作。作家想要通过他的作品表现什么，需要认真思考，字里行间反映出的意向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必须反复咀嚼。译者生活经历的匮乏，知识积累的不足，着墨行文的笨拙，自知很难把原作完美地翻译过来。所以翻译时不敢粗心，字字在意，即使如此也很难把原作的所有内涵彻底表达清楚。翻译是个令人事后感到后悔的工作，往往是拿到印出的新书之后再阅读时才发现，怎么当时那样翻译而不是现在想到的这种更好的表述方式，但悟之晚矣。错误不足之处一定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2013年6月6日

刘儒庭

这部小说读来非常滑稽，滑稽之中充满了欢闹。此外，它既感人又扰人，而且充满悲剧性。这是因为皮兰德娄看出喜剧性存在于“人类野心和人类弱点之间的……根本矛盾中“，而这种矛盾引发“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困惑”。

——《纽约时报》

玩笑之外，这部小说隐约有些弦外之音。它触及了皮兰德娄所有作品里的相同的主题：虚幻与真实、身份之谜、艺术与生命。

——《出版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