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端纳是中国政坛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凡到中国来猎奇的洋人，无论来自商界、政界还是新闻界，几乎都被推荐去找端纳顾问。 西方人称他为“中国的端纳”，“在中国具有No.1地位的白人”。他自十九世纪末到将近二十世纪中叶的四十多年间，一直活跃在中国政坛上。从清末起，他先后担任着中国各类政府的政治顾问。 在《端纳回忆录(我在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身边的日子)》中，可透过端纳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亲耳听闻的高层人物生活隐私及政坛上鲜为人知的秘辛，探触那段中国历史现实的核心。

端纳是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三位民国重要领袖的外籍顾问：西安事变爆发后，端纳是第一个突破禁制，抵达西安探视蒋介石生死的人；孙中山对宋庆龄的心意，端纳是第一个获知的人；其向宋耀如求亲遭拒，端纳也是在场作陪的见证者；张学良吸毒成瘾，是在端纳监督下强制戒除的；他向蒋介石进谏国民党革新之必要时，端纳也陪在一边推波助澜；宋美龄对端纳言听计从，连咬笔头的小动作在他面前也毫不避讳……《端纳回忆录(我在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身边的日子)》是端纳口述的回忆录。

《端纳回忆录(我在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身边的日子)》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第一章 开启中国顾问的传奇生涯

第二章 成为举世瞩目的名记者

第三章 中国式政治游戏的特质

第四章 置身于辛亥革命的核心

第五章 调和革命党的权力内讧

第六章 走进孙中山的世界

第七章 陪孙中山向宋家求亲

第八章 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真相

第九章 袁世凯兴亡秘辛

第十章 中国首度踏上国际政治舞台

第十一章 目击孙中山临终的一刻

第十二章 蒋介石叱咤风云的日子

第十三章 张学良公私生活搜秘

第十四章 张学良的内心世界

第十五章 与蒋氏夫妇形影不离的日子

第十六章 西安事变中的蒋氏夫妇

第十七章 蒋氏夫妇的内心世界

致读者

第一章 开启中国顾问的传奇生涯

香港的影样渐渐出现在轮船右方的水平线上，左方是伸出中国大陆的一小块弯曲的陆地——九龙。在轮船的甲板栏杆边站着一位健壮的青年人，满头黑发，眼光炯炯有神，红润的脸上配着一个大鼻子和刚毅的下巴，他就是原住在澳洲墨尔本的记者威廉·亨利·端纳。

他后来陆续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及蒋介石夫妇的顾问，并因而参与他们的公私机密，如陪同孙中山向宋耀如提出娶其女儿宋庆龄的请求，如亲自监督张学良戒毒，如陪伴宋美龄前往西安营救蒋介石。

轮船在九龙靠岸，端纳改乘渡轮到香港，他走上码头，从此进人人地两疏的中国世界。街上人潮如涌，交臂而过的各种面容与肤色的人种都有，除了华人，不时涌现朝鲜、日本、波斯、印度、葡萄牙和马来亚人。身穿军服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士兵、印度骑兵以及穿短裙的苏格兰士兵也随处可见。

端纳边走边找，来到云咸街下头，这里正是花市。云咸街盘旋而上，通向繁花似锦的太平山顶端。山坡上有座倾斜的屋宇，上面挂着一个已遭风雨剥蚀的牌子，上面用英文写着“德臣西报”字样。

机缘巧合到东方

一位蹲在高椅子上的矮个男子跳下来说：“你大概是端纳先生，我叫乔治·哈德·里德，你的办公桌在那边。”

“你们怎么会从澳洲请我来此担任记者？”端纳问。

里德已爬回那张高大的椅子，他大声说：“是皮特里·沃森介绍的。他在香港时，我请他替我找一个人来，不论在哪儿找都行，但这个人必须懂得印刷，又懂新闻工作，而且还要滴酒不沾。四个星期后，沃森打电报说，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就是你。”

端纳感到很惊奇，又觉得很有趣。他记得皮特里·沃森，一位外表古怪的英国人，前年圣诞节，曾到雪梨《每日电讯报》拜访。

当时，端纳是该报的副主笔。沃森说，他是日本神户《记事报》记者，正取道香港、澳洲和南非返回英国。端纳请沃森吃饭，当端纳只点茶而不要酒时，沃森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似乎心里在盘算什么。

喝茶时，端纳不断地向沃森提出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沃森谈到日本的政治动乱，还谈到日本人的文化和他们的偏狭思路，他像专研日本的权威一样，讲得头头是道，一口气说了一个小时。沃森说，在他看来，日本人比任何民族都狡猾和伪善。

“决不能相信他们”，他警告说：“他们说什么也不能相信，永远要提防他们。”

“那你觉得中国人怎么样？”端纳问。

沃森回答：“中国人也是一团糟，这个民族久经岁月洗礼，富有智慧，但从来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他们纵情于追求财富和奢靡之中，只有自负和虚荣心，他们已经落伍。”沃森停顿一下，接着说：“但他们又像一座沉睡的活火山，潜藏着一股力量，它漠然兀立在那里，让人捉摸不透，让人生气，又让人着迷。”

他饮尽最后一口茶，又往下说：“必须有人给予他们刺激和启发，告诉他们哪是顺风，哪是逆风。”

他们回到《每日电讯报》编辑部，应端纳之请，沃森写了一篇文章，以“太平洋霸权”为标题刊出，内容主要是揭露日本人的野心，指出他们正在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端纳受聘为墨尔本《观察家报》的政论版撰述委员，薪水优厚。但接任新职才两星期，却收到香港来的一封电报，请他出任香港一家有名的晚报的副主笔，这封电报还注明，请在墨尔本中华航运公司接洽船票和旅费。

用枪炮谈外交

端纳拿着电报，将信将疑前往航运公司的办事处询问，一位职员向他保证确有其事，并问他准备何时启程。端纳回到柯林斯大街走入《观察家报》，就直接走到该报主笔的办公桌前。

“我想前往中国。”他说。

“这是不是有点突然，端纳先生？”那位主笔抬起头来，满脸的惊讶：“你对中国了解多少？这里才是你的真正用武之地。”

“我要去闯一闯。”端纳说。

1903年5月，端纳从墨尔本乘船出发，真的来到香港。

里德转回去审阅正在编排的新闻稿：“端纳先生，这些是伦敦发来的截稿后电讯，请你看看并加上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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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五说”及其他

张耀南

威廉·亨利·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英籍澳人。不会中国话，却好为中国“说客”。人称“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外国在华人士之一”、“蒋委员长和蒋夫人的有名的澳籍顾问”、“最显赫的客卿”、“中国第一顾问”、“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洋政客”、“折射旧中国五光十色政治舞台的一面镜子”、“中国第一号白人跟班”、“民国神秘洋客”、“著名西方记者和政客”、“顾问专业户”等。

自称“永久的三角形”。或为“说客”，居中外商业谈判之间；或为“和平使者”，居内战双方之间；或为“掮客”，煽动中国入协约国并对德宣战。既为“三角形”，则决不得罪两极，而是游走于两极之间：阴太过则阳之，阳太过则阴之。故“三角形”必为“阴阳家”。

端氏居中国凡四十年，其著名“游说”案，约有五件，兹以“端纳五说”为总名，分而论之。

一日“游说”两广总督张人骏

张人骏（1846—1927），字千里，号安圃，晚号湛存居士。直隶丰润人。晚清名臣张佩纶（张爱玲之祖父）之堂侄，袁世凯之亲家（其子娶袁氏长女为妻）。同治七年（1868）进士，历官广西布政使、山东巡抚、广西巡抚等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接替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宣统元年（1909）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武昌起义后守江宁，不遂，遁沪以遗老自居。民国十六年（1927）逝于天津，享寿八十有二。

端氏约于1903年到香港，供职于《德臣西报》及《中国邮报》。欲接近中国政要而不得，乃剑走偏锋，在广州两广总督府门前“死等”，求见总督张人骏。有总督府幕僚感其诚，终得安排谒见。端氏以i寸不烂之舌，纵论天下大势，显摆其见多识广之一面。总督以香槟酒待之，并聘其为无报酬之“名誉顾问”，并得随时晋见总督之权。其首次重要“游说”成功。

二日“游说”孙中山及革命党

孙中山（1866—1925），本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广东中山人。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政治改革，不遂。甲午战时，于檀香山加入“兴中会”，走上革命之路，成为“以革命方式覆满清”之最早提倡者。

端氏在香港主动求见孙中山，时孙游欧，只得胡汉民接见，并从此与革命党人保持密切关系。辛亥革命起，上海革命党人于伍廷芳公馆成立总部，指挥东南数省之革命，伍廷芳总其事。端氏乃鼎力协助伍氏之工作，内促各省反清光复，外则任对外交涉之事，人称“革命党的无官职的外交部长”。孙中山返国，与端氏相见恨晚，数日长谈，论及中国当时面临之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重大问题。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聘端氏为“中华民国外务高级参议”（1912年3月21日）。其第二次重要“游说”成功。

三日“游说”北洋军阀政府及其

财政总长周自齐

北洋军阀政府，全称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指民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之统治时期之中央政府（1912—1928），亦称北京政府。北洋派及其领袖袁世凯得势，故有“北洋”之名。

周自齐（1869—1923），字子廪，山东单县人。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返国后主持筹建清华学堂。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财政次长，后历任交通部总长、农商总长等职。1920年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1922年徐世昌任大总统时，曾任国务院总理兼教育总长。1923年10月21日病逝于上海。

周氏支持袁世凯称帝，曾任大典筹备处委员。1915年1月，日本以“二十一条”为交换条件，支持袁氏称帝。端氏欲得“二十一条”之详情，乃以财政总长周自齐为突破口，展开“游说”工作。周不敢透露，暗示袁氏之英国顾问毛里森（端氏好友、袁氏政治顾问）处有英译本。端氏终得“二十一条”正式文本并全球发布。1920年，端氏被北京政府聘为顾问；又受财政总长周自齐之委托，创办主持“经济情报局”。其第三次重要“游说”成功。

四日“游说”张学良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号毅庵，奉天（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之长子，中华民国陆军元帅。“西安事变”（1936）后，遭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软禁，凡五十余年。李登辉登“中华民国总统”位，始获自由。

端氏去东北（一说受蒋介石委派）任张学良之顾问，是在1928年底，在辞去工商部经济报道局T作，谢绝要人孔祥熙及外交部长王正廷挽留之后。其对张学良叉有“三大劝”：一劝张学良戒毒；二劝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三劝张学良归顺中央政府。

张学良毒瘾很重，全身病态，初见端氏，每十五分钟即需中止谈话，注射吗啡提神。端氏很反感，劝其戒毒，后来并亲自陪张去上海治疗，在张病房外支床，日夜守候，直至其彻底戒除毒瘾。期间端氏曾向张之警卫长揭发张之秘书、仆人、医生等贴身人员怂张吸毒以渔利之事，使张开除此批人。

杨宇霆为张作霖老部下、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常荫槐则为黑龙江省主席。杨常两人亲日，日亦有以两人为“东北王”之打算。两人见端氏初来，想拉拢之。端氏密报张学良，并揭发两人私借巨额外债、进口武器诸“反常事”，引起张高度警觉。杨以“老臣”自居，对“少帅”本就看不起，还曾逼“少帅”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让常荫槐主其事。“少帅”不再容忍，于1929年1月10日诱杀两人，史称“诛灭杨常”。后送两家银元各一万，以为抚恤。

“中原大战”于1930年爆发，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争持不下，张学良于是得举足轻重之“势能”。若偏蒋，则蒋胜；若偏冯阎，则冯阎胜。关键时刻端氏劝张通电全国，出兵平津，助蒋赢战。1930年11月4日，阎、冯通电下野，张收编接管西北军，入主燕京，进军华北，中原大战结束。蒋对军阀控制力大增。

五日“游说”蒋介石、宋美龄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48年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引退”。败退台湾，又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等职。宋美龄（1897—2003），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1927年12月1日与蒋介石结婚（时蒋为北伐军总司令，进驻上海），史称“中美合作”（中者，蒋中正；美者，宋美龄）。

端氏陪张学良出洋考察返国，受到蒋、宋热烈欢迎。端氏对蒋却“犯颜直谏”之，引起“翻译”宋美龄之关注。1934年（一说1935年），端氏正式受聘为蒋之顾问，并住进蒋之官邸。与蒋、宋同住一别墅，共用一餐桌，可谓形影不离。

端氏1903年离开澳大利亚，直至1946年病逝，43年未回故乡，期间38年在中国度过。端氏“五说”，均极重要。其详情，已见于诸人笔端，兹不赘。兹请罗列其所得重要之“评语”。

孙中山以“不胜感激”评端氏：“国家统一，伟业告成。你曾力将我们的主义宣示天下，使革命获得成功；南京一役，你更是奔走沪宁之间，尽力助我军民。每念及此，不胜感激。”（孙中山致端纳函，1912年3月21日）

宋美龄以“绝非偶然”评端氏：“清末民初，在华受聘的外国顾问不在少数，但大多数是在本国具有相当地位和声望的人。而象端纳这样的人，在其国内不过是当工人的一介平民，只身来到中国，居然能成为岑春煊、孙中山、袁世凯、蔡锷、张作霖等人的朋友或顾问，绝非偶然。”（宋劝蒋之言，1934或1935年）

刘大钧以“创始人”评端氏：“你是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刨始人，我只是作为你的代理人而已……我认为，国民经济研究所是属于你的事业，同你紧密相连，如果你与它脱离关系，我不知道它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刘大钧致端纳函，1940年5月7日）

艾伯特，泽勒伯爵以“身体力行、坚韧不拔”评端氏：“四十年来，他身体力行，坚韧不拔，力图将中国凌乱的国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还其本来的尊严。……自从马可·波罗以来，他是得以与中国的最高统治同吃同住，并跻身于核心圈内的唯一一位外国人。他得到他们的信任，得知他们的秘密。可是，他不愿写出来。”（《中国的端纳序言》，1948年1月3日）

邢建榕以“讲信用、重情义”评端氏：“他是个讲信用、重情义的人，深感自己失信对不起张学良，并怀疑自己对蒋氏是否还有一点作用？气愤之下，他向人表示：‘蒋委员长不放张学良，我辞职，不当顾问！’”

思嘉以“客观上也做了一些对中国抗日有利的事情”评端氏：“他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站在维护英美在华利益，遏止日本在东方侵略扩张这一目的上，客观上也做了一些对中国抗日有利的事情。同时，端纳的一切活动是使中国政府采取亲英美的政策，使英美在华得到更多的侵略权益，当然也不会使中国改变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命运。”

2013年6月20日

你想必听说过“中国的端纳”——端纳，W.H.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四十年来，他身体力行、坚韧不拔，力图将中国凌乱的国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还其本来的尊严。不过你听说的不多，也许多半是道听途说，因为这位不愿抛头露面的世界性人物，不仅为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夫妇效力，而且也曾为满清王朝效力，但这些事情鲜为人知。

现在，展现在你面前的端纳故事，完全来自端纳本人自述。我将这个故事献给你，仅仅作为一篇新闻报道、一个记者叙述的故事——却是本世纪真正的一个大故事。本书中的情节，几乎没有不是由他口述，而在我的长篇笔记中保存的。我对某些隐瞒难解之处进行了润色。对某些脱漏之处，凡有必要，都用历史材料或其友人的访谈录予以补充。毫无疑问，本书所写的内容，一定与他人记述的稍有不同，我不欲与之争论，但无论如何，这是端纳亲口说的。再者，书中提及的一些人物，也许与习惯上对他们的论述相悖。但请不要忘记，知之者莫若端纳本人。

1946年1月，我在檀香山的一家海军医院里，见到了已奄奄一息的端纳。他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医生对病情的不祥预测：大概还可活一个月，也许只有几天。谁能说得准呢？癌细胞已转移到肺部了。他的七十一年人生历程，随着中国本身慢悠悠地走完了，可现在，时光却如脱缰之马，奔向终点。面对死亡，他的脸上仍挂着富有感染力的微笑，一如平常他具有的好性情。

二十年来，出版商纷纷以丰厚的稿酬劝说这位东方的神秘人物撰写回忆录。可是，他不愿说朋友们——中国的大小的官员们的坏话。自从马可·波罗以来，他是得以与中国的最高统治们同吃同住，并跻身于核心圈内的唯一一位外国人。他得到他们的信任，得知他们的秘密。可是，他不愿写出来。

那时在十一点钟之际，他终于同意不把历史带进坟墓。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一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觉？就这样，在安静的、护士踞着脚走的脚步声和氯仿气的麻木气氛中，这位激动人心的历史作者，这位对中国、或者对世界的影响现在尚难以断定的人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开始口述他在此之前一直封闭的篇章。医院窗外，到处是一片夏威夷早春的清新气息，生机勃勃。他平静而惊讶地看着床边的日历说：“你知道，如果让我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我会这样开头的：‘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富有人性的民族的书。’”第二句话是：“但并不是试图阐述中国人民的爱好、习俗或道德的论文。”他看着一只白鸽从树上振翅飞下，停在窗棍上，然后接着说，第三句话是：“本书写作的宗旨是理解与同情心。”

我们短暂的见面便是这样开始的，他呼吸急促，自知死神可能随时降临。

我曾想对端纳守信，可是我又不得不面对这些富有十足人性、却生活在令人痛苦的真实之中的人们，尽管他们做了那么多富有人情味的事。即使端纳，这位中国最亲密的朋友，也忍不住成了对中国最严厉的批评家。

端纳对他人的私生活向来守口如瓶，正如他本人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也闭口不谈一样。他说，1905年，他在香港同一个澳大利亚姑娘结了婚。几年后，生了一个女儿。1912年前后，他的妻子曾对他说：“端，与其说你娶了我，不如说中国娶了你。”后来，她带着女儿永远离开了他。

我不认为书中的故事，是作为解决中国的不幸及其存在问题的办法来阐述的。

我深信端纳本来就已建议将此解决办法，留给那些长期来一直在努力那样做的专家们去阐述。对于我本人来说，我要深深地、永远地感激露丝，内格尔小姐的深情厚爱，明智的谅解，以及对本稿的热忱。没有她和内人的帮助，本书决不可能写成。我还要感谢海军准将M.D.威尔卡茨中校、威尔逊·加迪斯先生、雷蒙德·S·科尔先生、总领事金洲缪（音译）、H.B.埃礼士腾先生、彼得·拉思冯夫妇、哈罗德，霍克希尔德先生、阿利克斯·昂格恩小姐、亨利·B·康登夫妇以及弗雷德里克·W·托马斯夫人。

艾伯特·泽勒伯爵于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

1948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