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与蒋方良
——一个王朝的背影
（一）
在民国的跨国恋中，蒋经国与蒋方良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对，他们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被世人赋予了“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色彩。
年轻时的蒋经国是个不折不扣的“愤青”，1925年5月，蒋经国因参加上海“五卅惨案”后的反帝运动被浦东中学开除，随后他到北京进入吴稚晖为国民党高干子女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当时的进步青年都以留学苏联为荣。在京学习期间，蒋经国又因加入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队伍被当局关了两周。10月25日，蒋经国终于登上了赴苏的轮船，这一去就是12年，再回来已经是1937年。
蒋经国到苏联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成了同学，他思想进步、学习刻苦，一点也没有“官二代”的样子，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赞赏，在校期间他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蒋经国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1930年5月，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前他成了苏联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按照蒋经国这样的表现，换成别人早已经是一名优秀的“社会主义接
班人”了，可惜他的父亲是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共的“反革命政变”后，远在苏联的蒋经国也受到了牵连，他当即在塔斯社发表《讨蒋声明》，批判蒋介石为“叛徒”，称“现在他是我的敌人”，这样的话固然有迫于形势而自保的嫌疑，但对于当时受“左倾”思想左右的蒋经国
而言，未必不是肺腑之言。
尽管如此，蒋经国的前途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30年，从红军军政学校毕业之后，他要求回国的申请被斯大林驳斥，按照蒋经国后来的话说，自己已经沦为“人质”，随后他申请加入红军担任军官也被拒绝。
1931年2月，蒋经国被派到“狄拿马”电气工厂当学徒，后又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农村劳动，表现良好的他被选为集体农场的主席。1933年1月他又被调到阿尔泰金矿场主编《工人日报》，同年10月再调到斯维德洛夫斯克“乌拉尔马许重型机械厂”担任副厂长，正是在这里，蒋经国结识
了蒋方良。
那时的蒋方良当然不叫蒋方良，而叫芬娜。芬娜那年只有17岁，刚从本地一所技术学校毕业，和其他几位年轻的女毕业生一起被分配到厂里工作。芬娜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姐姐与她相依为命。按照同事玛丽亚的形容，芬娜是个“漂亮的平常女孩”，尤其当她绽开笑容的时候，更是清纯而
动人。芬娜的个头在俄罗斯女孩中并不算太高，但跟不高的蒋经国在一起，已经是超标准配置了。
蒋经国出生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这一年他23周岁，正是心理和生都容易冲动的年龄。之前在中山大学读书时，他曾和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有过一段恋情，但因为对方“政治觉悟”太低而分手。这一次他对芬娜一见倾心，利用自己副厂长的身份“以权谋私”，经常为她大开方便之门，又像一个大哥哥一样成天嘘寒问暖。果然，情窦初开而且从小缺少父母关爱的芬娜很快就被打动了，和蒋经国确立了恋人关系。
若干年后，为了塑造蒋经国与蒋方良之恋“顺天承运”的神秘感，一些可能源自官方的谣言便开始流传。一种说法是“英雄救美人”。据说蒋经国有天晚上加班到深夜，在赶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一个人高马大的大汉拦住一位少女，欲行非礼，蒋经国立即施展自己的“中国功夫”，将那个大汉打得满地找牙。于是，这位名叫芬娜的少女在亲眼目睹英雄神威的同时，也爱上了他，并以身相许。另一种说法恰好相反，可称为“美人救英雄”。据说，蒋经国在流放西伯利亚阿尔泰金矿的途中，饥寒交迫，病倒在一个名叫“塔哈”的小站上，小站早已不通车，成了“无人区”。眼看蒋经国吾命休矣，但是吉人自有天相，这一天，芬娜从斯夫洛斯克的工人技术学校放寒假归来，经过小站时，寻找遮风挡雪之处，发现了蜷缩在烧水房中乱草堆里的蒋经国。芬娜找来木柴，点燃炉火，为病人取暖，又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食物喂给他吃，蒋经国这才缓了过来。几个月后，两人再次相遇在乌拉尔马许重型机械厂，于是共叹缘分之奇妙，乃至执子之手。
其实，蒋经国与芬娜的爱情故事，说白了不过是寂寞男青年与懵懂少女之间的爱情故事。第二个故事中，他的确在火车站病倒过，但是救他的不是美丽的芬娜，而是四个流着臭汗的搬运工。蒋经国当总统后，长期跟随他的心腹王升在《我所知道蒋总统经国先生的人格风范》中吹嘘蒋经国为苏联设计坦克，从莫斯科一直走到西伯利亚，结果贻笑大方。但如果我们将两人的爱情与婚姻“快进”到尾，再回首，的确苏联岁月是他们一生中最艰苦同时也是最浪漫的时光。蒋经国与芬娜在一起无话不谈，一起出去骑单车，一起到海边去游泳，一起在舞会上起舞，这样的雅兴，在蒋经国回国当上“太子爷”后将成为一种奢侈，而在苏联时却成了支撑蒋经国活下去的最大理由。
须知，蒋经国那个时候不仅没有王子的风采，反而很落魄，他经常借酒消愁，由于常年痛饮俄罗斯烈酒，蒋经国回国后以豪饮而出名，几乎找不到棋逢对手的酒友，但这无疑也大大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芬娜的出现，给蒋经国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依托，这位一生以事业为重的男人，在他的回忆录《我在苏联的日子》中给妻子留下的篇幅几乎少得可怜：“我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那几年，芬娜是我唯一的朋友，也是我的部属。她最了解我的处境，每逢我遇到困难，她总会表示同情并施以援手。”不过就是这样短短的两句话，已足以见证他们当年共患难的深情。从芬娜的角度来说，蒋经国的出身对于从小在红色教育中长大的她，不仅没有将要嫁入豪门的兴奋，反而给她带来了巨大的阴影，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要在歧视与敌对中度过。所以，芬娜选择蒋经国可以说是爱情战胜了政治。而当初这种患难的情感历程正是支撑他们在未来风云激变的岁月中携手走到最后的关键因素。
1935年3月15日，蒋经国与芬娜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婚礼，之前，他们像所有的苏联年轻人一样，先到政府机关登记结婚，在列宁和斯大林像前庄严地宣誓，并到广场烈士墓献花。
当时蒋经国的月薪是七百卢布，远高于一般的苏联人。结婚后他们分配到了一户两室的公寓，按照当时的标准，公寓相当不错，小日子虽然不算富裕但也过得甜甜蜜蜜。他们时常在自己的家里招待客人，蒋经国兴致来时便唱起苏联歌曲，跳起高加索舞蹈，朋友们则在一旁亲切地高喊他的俄文名字“尼古拉”。同年12月，由于芬娜早产，他们的长子艾伦——蒋孝文提前出世，小家伙体重仅有三磅半，十分虚弱。头几个月，芬娜和蒋经国不得不夜里轮流起床，以点眼药水的小管喂养婴儿。即便这样，新生命的诞生还是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与憧憬，日后蒋孝文也始终是蒋经国最为疼爱的一个孩子。
在天伦之乐中，蒋经国对于政治已经没有以前那种热情了，但是由于他身份特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密警察一直对他实行重点监视。而王明，这个中共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也喜欢找蒋经国的麻烦，经常把他叫到莫斯科“嘘寒问暖”，直到问出一身鸡皮疙瘩。1935年年底，蒋经国再次被召到莫斯科，王明把一封代他写好的信交给他，让他签字，信里对介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措辞相当激烈，而且大揭蒋介石家暴的丑事，意欲揭开他“孝悌忠信的假面具”。
蒋经国本来不想签字，但王明以回国为条件反复“劝导”他，最终迫使他作出了让步。此信于1936年年初在《真理报》上发表，一时引起轰动。这封给蒋介石带来巨大难堪的信也给蒋经国带来了巨大的折磨，已经为人父的他如今更懂得亲情的珍贵，并不想用这种方式跟自己的父亲决裂，只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然。蒋氏夫妇的苏联岁月，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中度过的。
然而，这样的信并没有给蒋经国带来好运。相反，他在1936年9月份，由于被人检举出“思想问题”，遭到了“双开”的处罚，预备党员身份没了，职务也没了，还一度被送去西伯利亚劳改。失去了主要生活来源后，家里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后来蒋经国回忆起当年的苦难岁月仍然刻骨铭心：“这段艰苦的日子一共维持了6个月，我们全家三口只有依赖我太太在工厂做工的微薄工资过活。”这一年他们又有了女儿蒋孝章，儿女双全，但家徒四壁。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蒋介石曾反复教导儿子要多读《孟子》，看来是有道理的，蒋经国在苏联历经磨难，为他日后成为一个平民总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对于未来的蒋方良来说，这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值得缅怀的一段日子。
（二）
国民党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时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苏联人的卢布和枪弹，没有苏联人的帮助，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校长也很难当下去。所以1927年蒋介石反戈一击，实在是恩将仇报，斯大林恨得咬牙切齿，如今他折磨蒋介石的儿子，很有点“复仇”的意思，某种程度上蒋经国是在替父还债。到了1936年12月国内发生“西安事变”，这虽然险些要了老蒋命，但却最终救了小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得国共走向了第二次合作，蒋介石趁机要求共产党寻找蒋经国的下落，并得到了周恩来的允诺。
即使抛开在苏联的“不孝”行为，蒋经国由内到外都是“不肖”其父的。他既没有其父的高大英武，也缺少其父的魄力手段，就气质上而言，比起他的弟弟蒋纬国差得远了。但孩子还是自己的好，蒋纬国只是寄养的（生父据说是戴季陶），蒋经国命好，他爸跟他妈毛福梅属于包办婚姻，毫无感情，偶尔例行公事，只生下这个儿子。后来蒋介石到十里洋场鬼混，得了花柳病，病好之后也绝育了。老蒋当然也明白儿子在苏联的很多言行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再说小蒋不适合打江山，却适合守江山，知子莫若父，老蒋对这个儿子抱有很大的期望，随着年岁至知天命之年，思子之心越来越强烈。
这一次斯大林终于成人之美，尽管他对蒋介石很恼怒，但是在大局面前他还是懂得孰轻孰重的。毕竟，这时苏联的心腹之患是日本，只有联蒋抗日才能实现双赢，否则只会两败俱伤。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携家带口，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四月中旬，一行抵达上海。
稍作停顿后，蒋经国一家启程前往南京，拜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据说，蒋介石拖了两个星期才和儿子见面，有点杀威棒的意思，后来经人说合，父子才重归于好。这一次见面，除了重叙父子情外，洋媳妇见公婆也是一项重要内容，虽然蒋经国之前已经给老蒋寄过照片，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确，老蒋乍一见芬娜还真有点不习惯，不过当他看到芬娜低眉顺目、端庄朴实，又看到孙子、孙女漂亮可爱，一时也就解颐了。蒋经国夫妇与蒋介石芬娜用中国话称蒋介石夫妇“阿伯”、“阿姆”，她衣着朴素，与旁边很洋气的婆婆宋美龄一比，这位真洋人倒显得土气十足，以至于他们告退时宋美龄悄悄塞给蒋经国一把钞票，让他给自己的老婆买几件新衣裳。在以后的岁月中，宋美龄跟蒋经国的“后党”与“太子党”一直是明争暗斗的，但宋美龄和这位儿媳倒是一直和睦相处。这要归功于洋媳妇的谦逊低调，终其一生，她从不和婆婆争风头，甚至不让别人称自己为“蒋夫人”，因为她觉得只要宋美龄在，“蒋夫人”就只能属于她，宋美龄要不在了，这个称呼也就“退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