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叶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他对历史文化的勾沉总能转化为一种新奇的艺术形象，让我们为之沉醉。

《石语》最大的看点，是写出了一个城市普通民众的群体文化人格。写出了事件背后所蕴藏的巨大文化能量和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巨大内在动因，这其中蕴含了千年积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和表现于个体身上的精神折光。

景教碑是最具传奇性的碑。它立在中西之间、遗忘与记忆之间，见证了人类的执着和虚妄，见证了不同人群之间围绕心灵与历史的艰苦争夺。樟叶编著的《石语》是关于这神秘之碑的书，是知识的考掘，也是心灵和历史的考掘，它将带领我们走进迷宫——这是危险、悲壮的旅程。

《石语》以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企图窃取中国珍贵文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历史事件为基本素材，再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中国往事。

一个城市群体文化人格的写像——序《石语》白描

第一章　大唐客栈

第二章　景教碑

第三章　起重葫芦

第四章　麻雀会

第五章　守护使

第六章　失窃

第七章　青黑石

第八章　石刻艺术

第九章　阴谋

第十章　复制

第十一章　较量

第十二章　浴火

第十三章　夜宴

第十四章　移碑

跋：《石语》的诉说秋实

后记

附件：1908年后十三通石膏模制景教碑收藏地

第一章 大唐客栈

1

1907年，长安。

动荡中摇摆不定的中国，像一株千年古树在风雨中飘摇，大清王朝走到了历史的临界点。青龙旗依旧迎风招展的天空下，乌云密布的时局，山雨欲来的皇城，各式各样的革命党人支起杠杆选择晃动支点，力图重整江山。这些人大多分布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立足于各种利益集团的上层。改良派在北京活动，实业家在上海、广州扩张，革命党人向军界渗透，立宪派在皇族中涌动……从1900年开始，神州自然灾害此起彼伏，特别是1906年，两广大雨滂沱积水横决，江浙上下淫雨尽成泽国，四川江河涨溢湖水倒流，云贵则赤地千里耕百获一。身处社会底层的百姓感受到了动荡带来的巨大冲击，但尚未达到群情激愤一呼百应的火候，只要皇上还是皇上，百姓的日子仍像四季早晚的变幻一样波澜不惊。

头年陕南山地虽遭洪水，百姓四乡流亡络绎于道，关中却是风调雨顺的丰收景象。1907年5月的长安城里，飞莺流光，草木葱茏，可谓“城郭道巷皆治端正，树以花木”，长安无处不飞花。月季、玫瑰等外来的花卉，只有少量开放在教堂花园和官商名流庭院的花盆里。城里无处不在的繁花，大多是北方耐旱稀肥栽种粗放的原生地品种，如一簇簇颜色各异、花蕾硕大的牡丹、芍药，那是长安人对历史的记忆；茎直叶肥花盘艳丽的大丽花，深得百姓人家的喜爱，大体上能表现出长安普通百姓耿直大器真诚的热心肠；大街旁巷道里随便在空地上插一根竹竿，牵牛花就会头顶花盖向上缠攀伸展，阳光下胭红的喇叭口吐出金黄色、淡紫色的花蕊，它虽然没有醉人的花香，但花期绵长可以陪你度过盛夏；小姑娘们信手采下一朵朵繁茂的指甲花，放在手心揉出紫红色的花汁，用食指均匀地涂抹在娇小指甲盖上……

大自然的四时变幻为古城不时增添应景的色彩，人们却早已没有了咏花品草的闲情逸致。在几千年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孔子的“天下有道”，到老子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从先秦诸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到宋明以后的“三代之治、洗涤乾坤”，从南宋的钟相、杨么的“均贫富”，到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再到太平天国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先贤志士们提出的社会理想，尽管没有真正实现过，却成为一代代君王繁衍生息的警示和改朝换代的旗帜。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理想，通过教书先生和学堂书生扩散传递到百姓生活中。百姓对生活怀有的富裕梦想，对国家强盛怀有的执著追求，造就了中国人血脉里流淌不绝的家国情怀。到了二十世纪初叶，清王朝遇到了国势衰微和西洋列强武装侵略的双重挑战，走到了历史尽头。1907年的长安到处显露出凋零破败的景象，络绎不绝的灾民和乞丐充斥大街小巷，成为那个时代长安城的一景。

从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后，长安古城就慢慢地变化着。1900年慈禧太后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失魂落魄地流亡到长安，19Q1年1月29日，老佛爷在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出清廷第一道变法诏书，命令全国督抚以上大臣“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事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展开讨论议奏，为清末新政拉开了序幕。当年8月20日，老佛爷在长安又一次发出诏书，强调朝廷变法的决心：“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所能挽回厄运，唯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

老佛爷此番西逃长安，恰巧应了康有为等学子们当初在“公车上书”中“迁都长安”的建议。长安城的皇气实在是太重了，这里千百年积累起来的历史文明，惊醒了老迈疲惫、恐慌落难中的慈禧太后，虽然有些迟了，变法诏书有些像老妇残年无可奈何的呐喊，但皇帝就是皇帝，老佛爷终于口吐金言，使中国封建专制的链条开始在体制内自诊自灸式的文火猛药中松动了。老佛爷为了教化百姓鼓励就业开启工匠们的聪明智慧，在长安西街建起了类似于“培训班”式的“亮宝楼”，将身边的美玉珍宝公开对市民展出，希望工匠们创造出精美的工艺商品来。不久外国传教士们在城里建成了首个西医医院，城市间的电报服务也开通了，渭北的棉农开始用上了轧花机，全省新式学堂蔚为大观。到了1906年，百姓翘首期待的“森林”牌火柴厂开始投人生产。怎么说呢？沉睡了千百年的古都长安开始苏醒了，开始从农业社会的都邑古城向工商城市复苏的历程。顺便说一句：由于长安近代工业几乎空白，这种复苏是从繁荣商业活动开始的。

P1-3

一个城市群体文化人格的写像

——序《石语》

白描

1907年3月，一位西方探险家走进敦煌莫高窟，数个月之后离去。此人叫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后来加入英国籍的匈牙利人。

1907年5月，一位西方记者走进古都长安，数个月之后离去。此人叫傅里茨·何尔谟，后来一直为英美服务的丹麦人。

斯坦因和何尔谟前后脚进入中国大西北，目的相同，是来盗宝。前者垂涎的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精美写经，后者觊觎的是古都金圣寺的世界名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下简称“景教碑”）。不同的是，斯坦因得手了，他的由骆驼和马车组成的庞大运输队伍，在血色夕阳的辉映下，浩浩荡荡地离去，把深深的车辙和坑坑洼洼驼蹄的印痕留在漫漫黄沙上。何尔谟则意外失手，他没有斯坦因那么幸运，与他打交道的不是莫高窟那个叫做王圆篆的道士，而是古都长安忠于职守的寺庙住持，是一群文物保护意识极强的普通民众，他运走的只是一块仿制“景教碑”的石头，而“景教碑”则被安置进碑林，成为一件重要的研究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发生在敦煌的故事，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发生在古都长安“景教碑”的历险故事，人们则所知不多，屈辱和痛苦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的集体记忆。其实，即使是黑夜，在历史的天幕上，还有星星，还有月亮，还有许多闪光发亮的东西，映衬着我们对屈辱的深刻记忆，这些闪光发亮的东西，是我们保持尊严和感到骄傲的强大理由。否则，我们便很难修复被屈辱所鞭笞而留在身心的累累伤痕，早已迷失，早已沉沦。

现在，有关这黑暗天幕中星星和月亮的闪光，有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故事，终于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这就是樟叶的《石语》。

《石语》以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企图窃取中国珍贵文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历史事件为基本素材，再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中国往事。这是迄今为止文学作品尚未书写过的一段往事。我认为，《石语》有诸多足以引人入胜的看点——

首先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自身的文化价值及其大起大落坎坷曲折的命运身世。景教是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起源于今日叙利亚，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明天启五年（1625），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镌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以1780个汉字撰写，另附数十字叙利亚文，随即引起轰动。当时西方各国不少传教士得知后，争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这通记载早期基督教在中国流传的唐碑，不光具有极大的文物价值，而且经历数度王朝更迭，无数战乱兵燹，最终得以保存下来，又有很强的传奇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石语》已足以引发读者的阅读期待。

其次是盗宝与护宝的冲突。这对矛盾构成本身即具有极大的悬念色彩，何况这种冲突在洋人与中国人之间展开，中间又插进京城来的文物窃贼，一盗一护，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故事？能不揪心？

再次是人物关系和事态情势的复杂纠结。洋人、京贼、当地文物贩子、地方权贵势力，或隐秘潜入，或招摇而至，或暗中勾结，或公然相助，欲火围绕“景教碑”熊熊燃烧起来；而站在他们对面的是古城西安（作品中称为长安）五行八作的平民百姓——商贾店家、铺主苦力、农夫石匠、脚夫走卒、士子僧人，等等。前者各有各的盘算，各有各的招数，各有各的路数；后者则有他们独特的命运经历、情爱纠葛、价值选择、行为准则。所有这一切，都被一通石碑所激荡，使作品具备了集中强烈展示特定历史表情和深入细致探掘人性本原的空间及其可能性。

最后是与碑石相关的文物知识所特有的文化意蕴。碑石是历史的重要物证，是获取信息、解读历史的重要物质对象。中国石刻艺术不光是一门古老的技艺，而且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有着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特性。《石语》中由“景教碑”引出的关于碑石文化的抒写，让我们看到了古老民族文化的记忆和象征，显示了作者丰富的学养和知识，读来让人大开眼界。

还有其他一些看点，如氤氲于整部作品中的时代气息、生活氛围、乱世之中的世相百态、五行八作的生存运作样态，等等。《石语》尽管并未就笔墨触及到的那个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描写，但就业已表现的景观而言，确是别样而且富有质感。一些情节的设置，一些细节的抓取，一些人物的刻画，均有独到之处。如“铁葫芦”的设置，实乃神来之笔，好多戏都缘生于这初看并不起眼的铁疙瘩。郑巧枝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中西合璧，藏灵蕴秀。对贺里默和卢埃尔的分寸把握恰到好处，对他们的刻画，突破了此前文学作品对“洋人文物强盗”脸谱化的窠臼，有新意，有创意。

上述这些看点，已经具备相当强的阅读魅力，但我以为《石语》最大的看点，最为成功之处，是写出了一个城市普通民众的群体文化人格。小说以“景教碑”为载体，以盗宝与护宝的三方交锋、斗智斗勇为切入点，写出了事件背后所蕴藏的巨大文化能量和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巨大内在动因，这其中蕴含了千年积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和表现于个体身上的精神折光。这些普通民众面对义与利、善与恶、情与理、是与非所做出的道德选择与价值取向，是一个城市的脾气秉性，是一种强大文化基因的显性表现。家和裕隆土木庄掌柜彭世华身上的正直质朴、大义凛然，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大唐客栈女老板郑巧枝的“循规蹈矩”和“大胆创新”，金圣寺本焕和尚的忠于职守、浴火赴死，大唐客栈厨娘孙月娇的重情重义、贤淑慧敏，长安黑道刘黑记的通明义理，行侠仗义，秦汉石刻行掌门李春彪、周望富师徒的敬业操守、恭谨良善，都彰显了一种根脉深潜的文化的厚重力量，都是在一方特定文化土壤里生长并开放的人格之花。难怪连贺里默在盗碑失败之后也不得不感叹：这个曾经创造出古代灿烂文明的民族，是伟大、坚忍不屈的，是不可轻侮亵渎的，它应受到世界的尊重！

当然， 《石语》也有让我稍感遗憾的地方。首先，我以为作品故事太“顺”，按部就班往下发展，缺乏周折，缺乏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一波三折、峰回路转。比如，孙月娇想说服高发稳就说服高发稳、想嫁他就嫁他；高发稳的转变不应只是认为荣车贵不可交，而应该有一个明晓义理的质变，这应该由孙月娇来完成，这样孙、高才能立起来；彭世华与郑巧枝的情爱，现在的阻力只是“守寡时限”，没有与矛盾主线——盗碑与护宝扭结起来。试想，如果在他们准备订婚大礼时突生意外，彭世华被抓，那将会引起多大的波澜？彭世华说服刘黑记也似嫌简单，一场摔跤固然在刘黑记天良未泯的人性基础上起到一些作用，但此处放过了一个塑造彭世华的绝好机会，应该给彭世华设计出另外高招，最好是其人格感召力，从心灵上降伏这个山野壮汉。本焕和尚自焚，太过急切，文章尚未做足。荣车贵、贺里默两条盗碑线索平行推进，没有纠缠交织，削弱了矛盾的复杂性，实际上也放弃了在高难度的标尺上塑造人物的机会。

遗憾是否因苛求而生？也许。

不管怎么说，阅读《石语》在心中激起的兴奋之情，是实实在在的。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也能获得如我一样的喜悦感觉。

1907年，在西安市发生了一起围绕“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保与盗的故事，把这一段历史公案介绍给现代社会公众，是我思考良久的一桩心愿。对于该碑记载的历史内容和重要文献地位，中外专家学者没有太大的争议，即“景教碑”真实地记录了景教（早期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唐太宗年间进入中国并发展流行的历史记录。“景教碑”立于唐建中二年（781年），距今已有1230年的历史。中外专家学者对该碑的不同认识主要集中在出土地的歧议，最终形成了“周至说”和“长安说”两种观点。

1840年以后，清王朝国力日见衰败，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及文物宝藏流失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1907年在敦煌石窟文物被盗卖的同时，丹麦青年傅里茨·何尔谟只身进入长安，实施以保护“景教碑”为目的的探险活动，妄图以隐秘的手法将“景教碑”运到国外。然而何尔谟离开中国时，只带走了一块复制石碑，原碑则得以保护，现藏于陕西省碑林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其中的故事中外专家、民间百姓、资料文献各有不同版本表述，也许文学能够担当起复原这段奇特历史的重任。

复制的“景教碑”被带到英国伦敦后，从1908年到1923年短短十几年间，又被复制成多块石膏铸模仿制“景教碑”，分别被世界各地十三处著名博物馆珍藏，对“景教碑”的研究，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一门专门学问，这种文化现象恐怕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流史上绝无仅有。“景教碑”是当代中国最具世界性的文化奇葩，中华民族在久而弥新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坦诚似天、虚怀若谷，中华文化对世界既有无私奉献的传播，也有过八方接纳的盛况，“景教碑”所展示的文化现象，是开放、包容、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真实反映。于是我动手写了这本取名《石语》的小说，把它还原到清朝末年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让石碑述说自己的历史。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单位和个人的帮助，西安曲江文化产业园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写作环境。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贾二强及夫人王雪，为本书的历史题材提供鉴定和佐证。陕西师范大学史红帅教授以多年对“景教碑”的研究成果，无私地帮助我完成作品创作。中国鲁迅文学院院长白描先生为本书作序，陕西省慈善协会会长刘维隆先生为本书题名，学者秋实先生为本书写跋。我从陕西碑林博物馆路远先生所著《景教与景教碑》一书中，得到过许多重要有益的启示和帮助。杨效宏先生、徐晔先生、马西平先生、王俊先生等，为本书的创作提出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李健和戴晓斌先生利用节假日与我同行富平县青石矿场实地采风考察，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完成本书的写作，2011年10月我曾到陕西省富平县采风，听当地老乡讲：富平县北宫前镇是唐定陵中宗李显的陵墓所在，中宗李显是则天女皇的儿子，李显死后曾在富平定陵前为自己竖立起一通比乾陵无字碑体量大出许多的无字碑，由于雨天碑顶会流出红色雨水，当地百姓称之为血碑。“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开始以后，当地村民把革命目标对准定陵无字唐碑，用炸药将其摧毁，打制成十八个碾麦子的青石耧辏，以及大量的生活小件，分配给村民，完成了“破四旧”的“历史壮举”。这种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文物大破坏，实是民族的一大不幸，一大悲哀。

我们常因“陕西文化积淀深厚”而陶醉，我作为一个业余作家，宁愿一铲一铲地挖，一斧一斧地掘，把发生在长安的中华文明遗产一点一滴发掘出来，也是一种人生享受。

樟叶

2012年春节于西安五味什字书屋

樟叶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他对历史文化的勾沉总能转化为一种新奇的艺术形象，让我们为之沉醉。

——雷达

《石语》最大的看点，是写出了一个城市普通民众的群体文化人格。写出了事件背后所蕴藏的巨大文化能量和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巨大内在动因，这其中蕴含了千年积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和表现于个体身上的精神折光。

——白描

景教碑是最具传奇性的碑。它立在中西之间、遗忘与记忆之间，见证了人类的执着和虚妄，见证了不同人群之间围绕心灵与历史的艰苦争夺。本书是关于这神秘之碑的书，是知识的考掘，也是心灵和历史的考掘，它将带领我们走进迷宫——这是危险、悲壮的旅程。

——李敬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