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无力解决时代问题的。我们的社会结构不能够跨越观念的壁垒，而只能向传统观念回归，或是对不同观点的顺从。我们只能奉行我们自己的观念法则。如果我们接受了时代的价值取向，对我们的思索和选择我们的事业是有好处的。
在实现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时，我们遇到了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被改革者的希望所激励。在经历了许多尝试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必须比较早地开始——从学校开始。如果少男少女们不听话，我们完全可以不介意；假如我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方式无法接受，我们就必须较早地开始我们的改革——就从下一代开始：这或许就是命运，或称自然规律(法则)。但是，如果灌输一些生活知识，那么，这种灌输也将有助于人们了解自身，尤其是青年人。即使我们一定得接受命运的安排，我们也不可不强调自由的价值、个人的重要性、责任的神圣和个性的力量。
生活中经常有这种情况，这种选择是对的，那种选择也是对的。因此，对个人的选择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但是，我们的社会结构不能够兼容这些极端观点，而是将它们整合起来。那该怎么办？我们只能坦率地承认每一种思想和观念，只能反复宣传我们所主张的思想和观点。或者，如果你愿意，抓住每一个观念体系进行教育，反复灌输，最后，我们将在下一代身上领教这些盛行的观念的力量。
通过这样的教育，加上对其他思想的宽容，我们学到了这些思想的精华，然后，才有了一些合理地整合其他思想的希望。我们确信，虽然我们不知道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但行动自由是绝对不可少的，我相信，这一立场是体现时代精神的，尽管时代之谜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各自的答案。
如果一个人要读懂他自己所处的时代，那就必定要采取这种对主流话题依次分析的方法。这些都是属于人类生活主流的话题，他坚定地申明，所有这些话题在一个人的经历中都是可以接受的，并做相同的正义之事去纠正其他人的行为，此时，真正的限制将会出现。任何对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过分强调都将被修正，这时真正的公平将被建立起来。
但是让我们诚实地陈述下列事实：我们美国有个肤浅的坏名声。伟大的人，伟大的国家，已经无所谓吹牛者和丑角，只有对恐怖生活的敏感者，却无法使自己的人直面这种现实。
尽管斯巴达人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具体化在他们的国家中，最终还是在他们的完美无瑕之前消失了。土耳其人相信，在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同时，他们的命运就被写在了铁树叶上，就是凭着这种专一的意志，他们冲向敌人的阵营。
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都接受宿命论的世界观，但是我们知道，首先，既没有什么灵魂，也没有任何医生能挽救得了这样的人；其次，也不是你可以使宇宙消亡，有信仰的印度教教徒依然十分刚强。我们的卡尔文教徒在最后一代多少有了点生活的尊严。他们认为是万有引力让他们走动，来到他们生活的地方。
明智的人能感觉到，世上确有某物，而且它是用言论或投票赶不走的，宛如一根绳子或一条带子将其系在世界上。彼得大帝在全世界实施他的统治，他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整个世界都景仰他。这样的人，我们是需要的——他的忠告，以及对臣民的爱。
希腊的悲剧表达了相同的感觉。“无论如何，凡是命定的事终将会发生。伟大的思想是不能违背的。”野蛮人总是以一个种族或城镇为单位皈依于一个地方性的神。耶稣广博的基督教伦理到了乡村很快就变为内涵狭窄的神学，它竭力宣传成为上帝的选民或偏爱者。而且，迟早会有一个亲切的教区牧师，像乔·斯蒂尔凌或罗伯特·亨廷顿一样，信仰上帝——无论何时，每当好人需要一份晚餐，这都将促使这个人敲他的门并留下一分钱。当然，这肯定不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人——他不宠爱或放纵我们。
我们必须看到世界是野蛮的和粗暴的，而且不会介意一两个男人或女人的沉沦，它吞没你的生命，就像吞一粒灰尘一样。冷漠，不关心人，使你变成冷血动物，使你的脚丧失感觉，把一个人冻得像一个皱皮苹果；疾病、财富、重力、闪电、不尊敬任何人，如此等等，上帝的生活方式的确是有点粗鲁无礼。
蛇和蜘蛛的习性，老虎和其他食肉动物的相互撕咬，尚在盘卷中的水蟒面对它的捕食者骨头发出“咔咔”的响声——这些是大自然的生物圈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我们的生活习惯就像它们一样。从前的某一天，你刚刚用完正餐，然而，在几公里外优美环境掩映着的屠宰场，那里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搏斗。这种竞赛与动物界的生存竞争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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