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俄罗斯被战争、饥荒、革命和集权统治笼罩的残酷历史。

大清洗中，莫洛托夫一人就签署了43569份死刑判决书。

十二月党人雅库什金：“在西伯利亚的矿坑里，请坚持你的尊严。”

索尔仁尼琴：“25年间，我们竟然没有追捕任何一个人，没有让任何人出庭受审。”

蕾切尔·波隆斯基编著的《从莫斯科到古拉格——俄罗斯历史上的光辉与黑暗》文笔优美、面面俱到而又细节详实，让俄罗斯文化跃然纸上，将大量知识融入了轻松而动人的叙述。是一部非常优秀、才华横溢的作品。

《从莫斯科到古拉格——俄罗斯历史上的光辉与黑暗》以莫洛托夫的居所和其藏书室中的藏书为起点，以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地点为线索，追索俄罗斯历史中光辉与黑暗时刻。《从莫斯科到古拉格——俄罗斯历史上的光辉与黑暗》作者蕾切尔·波隆斯基不仅关注这个国家被战争、饥荒、大屠杀和集权统治笼罩的过去，也同时挖掘伟大作家、诗人的宝贵遗产——他们高尚的人道主义、被扭曲的视野、民族主义的幻梦、史诗般的对战争和恐怖的回应，以及他们对精神价值和自然科学的笃信。

前言

第一章 罗曼诺夫巷

第二章 61号房

第三章 蒸气浴

第四章 卢奇诺

第五章 莫兹辛卡

第六章 诺夫哥罗德

第七章 旧鲁萨

第八章 顿河畔的罗斯托夫

第九章 塔甘罗格

第十章 沃洛格达

第十一章 阿尔汉格尔

第十二章 摩尔曼斯克与巴伦支堡

第十三章 阿尔善与伊尔库茨克

第十四章 乌兰乌德与恰克图

后记

译名对照表

当我搬出罗曼诺夫巷三号之后，它的隐秘之门就在我身后再次关闭了起来。我知道，这些年我在这里的记忆，将会依它们自己奇妙的逻辑，化作一串时空碎片的集合，不再受到时间延续的牵绊，因为逝者如斯一去不还。无论再怎么努力，我也记不清第一次走进这幢房子时穿越的那些门，亦记不清究竟是从庭院里还是从街上走进这“黑暗入口”的。在我的记忆中，这栋房子不同寻常的内里，与其外表是截然分开的。似乎当时我是被人蒙上双眼领进领出的。（或许，在那个充斥着夜间秘捕和非法审判的时代，居住在此处的苏共政治局成员和高级将领们也有着同样蒙咙的感觉吧。）叶利钦主政的最后一个秋天，虽然之前一年国家债务违约，货币崩溃，而房租却依然低廉。我们在名声扫地环境嘈杂的特维斯卡亚大街苦苦煎熬着——总有瘾君子晚上跑到我们公寓的楼道里，吸过毒之后把针头丢在电梯间。不过当时我仍然觉得罗曼诺夫巷三号是可望不可即的人间天堂，于是就过来看了两间待租公寓中较小的一间。记得那天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衣着邋遢满嘴酒气的中年妇女，她身后站着一个油头粉面的男子，身穿丝绸马褂，脚蹬绒拖鞋，苍白的胳膊露在外面。我还记得房子前厅天花板上的18世纪彩色水晶吊灯，主室里包着皮革的卡累利阿木雕椅子，还有毕加索、布拉克、马蒂斯以及俄国先锋画家娜塔莉亚·冈察洛娃和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那些色彩斑斓线条穿梭的油画……

“这间公寓不适合家庭居住……看看这些古董吧……我们想租给学者或者懂得审美的人。”那位妇女一边带我参观房子一边介绍着。

“看，那个本是拿破仑副官的东西，他没带回法国。”她指着角落里的一把躺椅笑着说道。

“您的收藏可真是不少呢！”我低声说。

“都是我前夫的东西，他是个收藏家，也是个外交官。”

我看到她湿润的眼眶闪过一丝光芒。

初次搬进罗曼诺夫巷三号59号公寓那会儿，透过书房的那扇窗，我可以直接而清晰地看到沃恩托尔戈商店。这家军事百货商店建于十月革命之前，曾是莫斯科官员军事经济协会的产业，后来成为红色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与红场上的古姆百货商店、波修瓦剧院旁边的楚姆百货商店相当。罗曼诺夫巷三号的将帅家属们在沃恩托尔戈商店享有特权，二战后最初几年，他们有时候甚至能在货架上找到从美国运来的美味果酱。我眼前的这片风景是非常恬静、私密，几乎不受外界干扰的，这在城市中心真是一种奢侈。一位前克格勃上校在这幢房子后面用马棚改造的屋子里经营着一家保安公司，但却很少来此办公。砖墙外生长着随风播种的白桦树苗，它们丝般的树皮映着周遭古老建筑物的光影——暗白色、褐黄色、粉红色、斑驳的锈迹，还有石膏像的阴影、泥土、北方的天空和积雪。铺设在墙上的燃气管道被涂成黄色，乌鸦时常会沿着管道蹦来跳去。

为了揭开罗曼诺夫巷三号的秘密，我阅读的第一本书便是科涅夫元帅的回忆录《胜利之年》。这本书是有一次我从莫洛托夫故居的藏书中借阅的，而楼下这间我们所租住的公寓，正是当年科涅夫元帅住过的。他曾经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指挥过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被誉为精通伏击战、伪装和城市围困等战争艺术的大师。从1947年开始直至逝世，这位元帅一直居住在罗曼诺夫巷三号。（科涅夫搬进59号公寓的那一年，正是朱可夫在多疑的斯大林那儿失宠的时候。朱可夫在罗曼诺夫巷三号的公寓遭到秘密警察的查抄，每一件家具都被记录在案。）当我阅读科涅夫回忆录的时候，曾试着去想象这样一副情景：这位斯大林时代的幸存者，晚年闲适地坐在书房里，望着窗外同样的风景，回忆自己率兵进攻柏林的样子。只可惜逝者已去，无念无形，我能想象出的，也只有刻在卧室窗下临街墙壁上的那下颌宽阔的英雄形象了。我也曾试着将我所看到的城市景象，与科涅夫描述的梦幻般的战场景象结合起来。在他的描述中，冰天雪地的波兰战场上到处都是苏联红军的坦克，坦克上都盖着从附近工厂征调来的白色伪装网。“我有印象，”他这样写道，“西里西亚的烟囱，炮火的亮光，履带碾压的痕迹，还有盖着伪装网的坦克……”这些情景在我脑海中消逝了许久之后，一位认识科涅夫女儿的熟人告诉我说，被我当做书房的那个房间，原本是元帅女儿的卧室；而通向这房间的长廊，曾经挂满了镶着沉重金框的战利品，那些都是苏军胜利后从东普鲁士狼藉的城堡中洗劫而来的。

没过多久，我那书房的窗外便风景不再了。白桦树被砍倒，而我的视线亦被遮蔽，看不到沃恩托尔戈商店，也基本上看不到天空了。工人们要开始在旁边的土地上为莫斯科市政府所谓的“预算外建设政策部”盖一栋新楼。建筑现场既夸张又嘈杂，工人们穿着夹袄、蹬着毡靴，帆布围裙的带子系在背后，仿佛旧时的女士紧身衣。整整一个冬天他们都在忙碌着，一连几个月不分昼夜，喊声和撞击声交汇在一起，电焊火星如天女散花般落在附近的砖墙上。新楼建造的同时，苏联时代一度被荒弃的谢列梅杰耶夫街角公寓也在进行着全面整修。晚上，公寓的椽子上点着松明，火光把木质脚手架上工人的影子映在被漆得一塌糊涂的外墙上。在那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都可以透过它的后窗看到另外一侧的景色。那座房子非常破败，无论墙壁、地板还是天花板，几乎没有完好无损的。

午夜，你在低语什么呢？

……

这座宫殿的年轻女主人，

帕拉莎，

已经死了。

……

每一扇窗都烟雾缭绕，

挚爱的枷锁也已碎掉，

她的面庞也渐渐模糊了。

……

这几句，摘自阿赫玛托娃《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的一阕。在这一阕中，她用诗的语言追忆了自己当年在圣彼得堡（后被称为列宁格勒）另外一座谢列梅杰耶夫宫中的生活。诗中的“帕拉莎”的原型其实是普拉斯卡维亚·科瓦廖娃。作为一位出身农奴阶层的姑娘，普拉斯卡维亚嫁给了当时俄罗斯最富有的单身汉，在街角公寓短暂居住，后来死于难产，到19世纪晚期被当成了民间传说里多愁善感的女主角，以及慈爱与美德的模范。

P24-27

这是莫洛托夫曾经住过的一套公寓。客厅的角落里，摆放着一台老式幻灯机。

背对着一扇能俯瞰罗曼诺夫街的窗户，我扶着幻灯机上的铜质提手，眯起眼睛，透过齐腰高的桃木镜筒上的玻璃镜头，伴着胶片传送架“咔嚓咔嚓”的运转声，看到了一张张模糊的图片。先是一户人家在克里米亚海滩上度假的情景，女士们穿着旧式泳装坐在海边的石头上，支着手遮挡阳光；一暗一明，画面换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萨满巫师；然后是一群农村妇女跳舞的样子；再后来又换成了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茨克美丽的广场和木头房子……

“好好研究吧，你是个有学问的人，知道该怎么做。”我的这位银行家朋友手上提着一串钥匙，操着一副慢条斯理的迷人腔调说道。

昨天，在这条街上另外一间罗曼诺夫公寓里专门为欢迎他来到莫斯科而举办的酒会上，我俩刚刚见过一次面。与他碰杯之时，我支支吾吾地告诉他，其实我并不是什么记者，而是一个写小说的氓流学者……而他也像某些投资银行家那样，坚称自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而不是黑心资本家。他对我说，他真正的志向在政治上。他曾经怀着堂吉诃德式的幻想，花费十多年时间，在故乡美国德克萨斯州为民主党工作。

然而当他对我提起莫洛托夫的藏书室之后，我们的谈话立刻就热络起来。我知道，他刚搬进的这所公寓（就在我家楼上），曾是斯大林的最忠实追随者莫洛托夫晚年的居所。但之前我并不知晓，莫洛托夫的孙女在将这所公寓出售给外国人时，居然将一些财物也留在了其中，包括数百本书籍。这些书中，有的是别人送给莫洛托夫的，有些他还亲手批注过。然而，现在它们却尘封在公寓后廊的书架下层，被彻底遗忘了。

我的这位银行家新朋友在递给我那串钥匙的时候，一定不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份怎样的大礼。当我第一次独自待在莫洛托夫这富丽堂皇的故居，环视精心粉刷雕琢过的四壁和高高在上的天花板时，心中有一种到达了目的地的感觉。其实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自打在剑桥大学那个忙碌的春天，我突发奇想地要搬家，并最终制定了一个搬到莫斯科的计划之后，这里就是我想要去的地方之一。

问题是，我该怎么对待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这间废旧的藏书室呢？我到莫斯科来，并不是想要这样研究书籍的。从小到大，长辈们一直教育我要珍惜书籍。但眼前的这些败章残卷，却来自一个至今依然影响深远的邪恶时代。它们过去的拥有者，在苏联前期的几十年间，曾是约瑟夫·斯大林最信赖、最亲密的同志，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脑。他是斯大林一系列罪行的帮凶，也是制造了无数残暴屠杀惨剧的刽子手。当我从摇摇欲坠的架子上往下搬书的时候，却忽然回忆起少年时代自己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夜莺狂语》（NightingaleFever）。那本书是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本由牛津大学学者罗纳德·辛格雷编纂的，关于四位俄罗斯诗人作品和生平的研究性书籍。安娜·阿赫玛托娃、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玛琳娜·茨维塔耶娃、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这些“夜莺”们即便在莫洛托夫参与创建并长期主政的红色帝国里受尽最残酷的迫害，依然在不断“歌唱”。当时的我倍感震撼，不仅因为在俄罗斯这个国度诗歌的力量居然得到了政治上的确认，更是由于克林姆林宫高墙里的大人物们对这四位诗人行为的反应。但是在我看来，在父亲给我的那本关于诗歌的书里，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历史的人只不过是些幽灵、野兽罢了。

我读过这四位诗人的诗。然而除了各种韵脚和节奏的堆砌，以及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诗词艺术谦逊外表下所隐藏的“荒唐现实的缩影”之外，当年的我几乎读不出别的内涵。我清晰地记得一些诗句，比如曼德尔施塔姆首部诗集《石头》中某首诗的前两句：

肉体给了我——我拿它怎样处理，

如此完整又分明是我的肉体。

我初读这首写于1909年的诗歌就觉得它简单而又意味深长。而我接触到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是因为得知他在写下此诗30年后死于古拉格集中营。诗人继续这样问道：

为了享受这生活的安静的快乐，

我该感激谁呢？请您告诉我。

我既是园丁，也是花朵。

在世界的牢狱中不止我一个。

历史总是很诡异，充斥着无数离奇的因缘际会。斯大林曾说：“如果世界上没有莫洛托夫，那么很有必要创造一个出来。”而恰恰是这个莫洛托夫造就了这几位“夜莺”诗人充满悲剧色彩的伟大成就。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曾在她的回忆录《对抗希望的希望》中提到，曼德尔施塔姆在他讽刺斯大林的诗（正是这部作品导致他1934年第一次被捕）中描写的“细脖子官僚”形象，来源于“莫洛托夫伸出衣领的细长脖子上顶着个小脑袋”的样子。曼德尔施塔姆曾指着莫洛托夫的画像说：“他就像个色鬼。”然而莫洛托夫却鬼使神差般地对曼德尔施塔姆发了一番善心。曼德尔施塔姆20世纪20年代后期居住在亚美尼亚，当时他正处于才思枯竭的状态之中。莫洛托夫曾以个人身份探访那里，并交待当地党组织要妥善照料这位诗人及其家属。娜杰日达回忆道：“在亚美尼亚，曼德尔施塔姆的才华得以恢复，于是他开始了人生中的一个全新阶段。”

回望历史就仿佛是在观看一幅幅幻灯片。阿赫玛托娃曾说：“记忆如同幻灯片，凸显着那些彼此互不相关的片段，却留下了许多无法照亮的黑暗。”其实在来莫洛托夫故居的路上，我的脑中便已经在回忆一些往事了。

我小时候有段时间曾经睡在父亲书房里的一张行军床上。我想到了父亲书架上尼古拉斯·博雅耶夫的《历史的意义》书脊上那一行金色的小字。当时我并没有去读那本书（后来我才知道，该书是1937年我的祖父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购买的），但书脊上那句关于“历史有它的意义”的断言，与作者的俄文名字一起，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春天一个干燥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来到了莫斯科。那一天，我与一位15岁的校友一起，从普希金美术博物馆一路走着去河对岸的布加勒斯特饭店。其实我们当时也有些辨不清方向。我们从一个冷饮摊买了冰淇淋，那是一种被称作“拉克木齐”的巧克力酥皮奶油冰淇淋，我俩都觉得它是我们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我们走过克里姆林宫墙下的亚历山大花园，穿过红场和莫斯科河，其间还有过一段关于立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自认为高明的对话（那是我这辈子经历的第一次关于这些内容的讨论）。我们认为自己发现了这两者之间某些重要的联系，并且这一讨论将一直持续下去。整个城市都给人一种空廓生硬的感觉，似乎是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我感觉莫斯科充满了各种被深深隐藏的秘密，而我们像是盲目的探访者，四处乱撞却无法触及它真正内在的东西。

我曾经有那么几次在附近的街区闲逛的时候经过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那天是第一次。我和朋友走着走着，就路过罗曼诺夫公寓附近，那时它里面的上百套房间还是苏联权贵阶层、政界精英和高级军官们专享的住所。记忆，此刻仿佛并不受我主观意识的支配，而是有着它自己的直觉一般。仿佛那时我记住这里的景象，就是为了与今天透过莫洛托夫故居的窗户所看到的画面作对比。此刻，我能看到窗外的克里姆林医院和莫哈瓦亚大街（当年称“马克思大街”），当时我俩一定到过这里。从后窗看出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百货公司。1986年，我曾经在那里的货架上找到一张唱片，里面是阿赫玛托娃在吟诵她那首影射斯大林时代社会恐怖的诗歌——《安魂曲》。当时莫洛托夫葬礼的守灵仪式刚刚在这套公寓里完成不久。克格勃特工们已经把当局认为重要的私人文件和照片全部查抄走了。那张唱片上阿赫玛托娃因衰老而颤抖的嗓音，似乎宣示着庞大的红色帝国正走向衰败。这样的结局与莫洛托夫毕生信仰的马列主义愿景截然不同。

我也还记得，当年自己与现任丈夫的一次毫无意义的争执。那一次，我俩与朋友们一起，待在帕什科夫大楼穹顶下的列宁图书馆地铁站。那天很冷，大家都饿着肚子（当时不比现在，没有咖啡屋之类的地方可去），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充满未知感的体验；虽然只要再走一段路就能到家，孩子正在等着我们回去享受天伦之乐。

还有一些后来的回忆。在我拿到剑桥大学奖学金几个星期前去世的那个俄语讲师的书房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曾在向苏联摩尔曼斯克运送援助物资的盟军部队中服役，也是在那时学会了俄语。后来二战结束，当俄语成为大学中的一门学科之后，他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阅读和俄国文学教学中去了。这位老学者以其高超的学术水准、犀利的讽刺文风、渊博的学识以及对19世纪保守思想家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的特殊兴趣而闻名。他生前没有立下任何遗嘱，除了一本对屠格涅夫《父与子》的批注之外，也再没发表其他著作。也许他是这样想的：如果能用同样的时间阅读更多的东西，为什么要去浪费精力撰写那些没什么价值的学术文章呢？

在他死后，学校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房间里那些与鞋子和药瓶之类的杂物堆放在一起的书籍和论文，那都是他在充实自己的过程中留下的残迹。财务主管让我去看一眼。于是，我花数天时间作了一番整理，将它们分门别类收进了图书馆。剩下那些该扔的或是该送人的，我都可以保留下来。你知道独自一人处置逝者的这些书籍意味着什么吗？曼德尔施塔姆曾说过：“如果要我写一部自传的话，我会告诉你我读过哪些书。”那位俄语老师的藏书室告诉我他是个极富修养、深爱书籍、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的真正的学者。阿尔汉格尔斯克、莫斯科、赫尔辛基、巴黎、伦敦……他从各地购买了那些书籍，并且把购买日期和他的名字“E·桑德斯”一起写在上面。比如，有一本简装企鹅版的《犹太问题》上面写着“购于1939年”；而一本黑布封面的俄语《新约圣经》上则写着“1942年11月购于剑桥”。当年押运物资去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之时，他是不是也随身带着这本《新约圣经》呢？他在那上面写满了注释，一半法语，一半拉丁文。书中夹着一些飞虫的残骸，仿佛书签一般。还有写便条之类的东西，颇有生活气息，有老教授逝世的讣告、书店的单据、学生们的作业和退学申请、朋友们寄来的明信片，还有加瓦尔尼讽刺小说《巴黎的女同性恋们》的摘抄……很多书上都有桑德斯的批注，其中大多数都是指出排版错误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内容。他偶尔也会做一些交叉引用，以阐释俄罗斯文学的广度和深度。我能够想象这样的场景：一个下午，桑德斯先生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双腿交叉，一边听着楼下的车来车往，一边用铅笔批注着手上的书籍。他收藏了很多苏联版本的法国文学作品。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还读过马塞尔·普鲁斯特《所多玛和蛾摩拉》俄语译本，做了大量批注。

从一个人的藏书之中，能否找到一条揭示其性格本质的道路呢？《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七章有这样一幕描写：奥涅金离去之后，深爱着他的达吉亚娜独自待在他的书房里。她伴着墙上拜伦的肖像画和桌上拿破仑的雕像，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伴着奥涅金留在书页上的指甲印记和每一条潦草的脚注，达吉亚娜发现自己正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到处，不自觉地，

他把心灵流露在自己的笔下：

这里一个问号，  那里一个简短的词，

或者一个十叉……

旧书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总能勾起人们情不自禁探究过往秘密的欲望，仿佛其中有他们非常关注的深层含义或者精神方面的东西。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书籍是折射人们自身命运的舞台。每次看书的时候，我们总能超越其内容，领悟到更多的东西。虽说那位名叫桑德斯的俄语讲师并不是要留给我什么遗产，但那个下午我在他房间里看到的书籍足以构成一部传记了。我把其中两本出版时间隔了半个世纪的书并排放在桌上。一本是由政治流亡者萨缪尔·所罗门诺维奇·科特连斯基编纂、封面印有橙白相间图案的简装企鹅版《俄国小说选》，封面和书的侧面都被桑德斯用俄语写满了“再见”，（就像另外一本普希金作品一样）扉页上写着“1941年购于俄罗斯”。1941年，那正是英国与苏联结成同盟的第一年，当时代号“苦行僧”的首批援助物资到达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摆在它旁边的，是桑德斯藏书中最新的一本，同样大小的简装版《北方护卫队》，1991年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版。而恰是在这一年，苏联解体了。

我自己留下了一本“异见”作家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关于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哲学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很薄的书，一本反沙皇斗士伊凡·雅库什金在斯大林时代后期的作品集，一本契诃夫的讲演集，一套标注为“1944年购于阿尔汉格尔斯克”、缺少一卷的普希金全集。还有一本关于在巴伦支海惊涛骇浪中为斯大林而战的海军歌曲集，其中桑德斯夹进了一张印有苏联国歌歌词“牢不可破的联盟永远围绕在伟大的俄罗斯周围”的纸片。为了避免被学校里那些好事的财务管理员看到，我把在一箱文件中找到的几封桑德斯的情书随手夹到了几本书里。其中有一封写给一位相识几十年后再次重逢的法国女人的情书草稿，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时光荏苒，你却从未改变……”当年他真的寄了这封信吗？我还发现了一张印着玛丽莲·梦露形象的颇有情趣的黑白明信片，画面上的梦露赤身裸体，只穿了一双透明高跟鞋，戴着钻石耳环和圆点图案的丝巾。明信片上写着一些诸如“你不要生气”之类的话，寄信人署名“蒂朵·D小姐”，日期是情人节，却不知何年。

我记得自己当时在发现了一张护照大小的照片之后激动得够呛。那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的摩尔曼斯克，那上面的桑德斯戴着一顶俄式羊皮帽。（那个冬天正值莫洛托夫秘密乘坐一架四发动机的轰炸机飞越德占区到英国商讨英苏联盟事宜之后。当时温斯顿·丘吉尔在花园门口握住莫洛托夫的胳膊并端详了一下他的面容，顿时觉得这人似曾相识。）正是这张桑德斯年轻时代的照片，让站在他房间里踌躇许久的我，决定打扫掉盖在这堆没人要的东西上的灰尘，然后立刻乘船奔向那个极地港口。

三年之后，我那四海为家的丈夫因法律事务第一次到莫斯科出差时，用街头糟糕的公用电话拨通了我的号码。自从苏联解体前夕我们从列宁格勒毕业之后，他这还是第一次回俄罗斯。

“如今莫斯科是一个世界大都市，越来越像一座真正的城市了。”即便信号质量很差，我也能听得出他话音里的兴奋。

于是，我也决定去莫斯科一趟。不过，到了莫斯科之后，夫妻二人总不能一直住在古色古香的博雅尔饭店或者美丽的大都会酒店吧。于是我们借了一辆汽车，花费一整天在泥泞的冰天雪地里跋涉，穿梭于那些依然带着浓重苏联气息、卫生间铺着黑色大理石的公寓楼之间。晚上，在恍惚之间，我忽然发现一个穿着老式俄罗斯皮大衣的艺人坐在路边，一边拉着手风琴一边唱着老掉牙的民歌。为什么这些陈辞滥调依然让我感到狂喜呢？难道是因为1990年我在列宁格勒看了太多蹩脚的苏联电视节目，所以每次听到斯拉夫风格的小调都会想到月光下宽阔的河流、白雪皑皑的森林和春日阳光下的草原吗？我想，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沉浸在这美好的想象之中。

离开英国之前，收拾完学校里的东西，我把一些书籍和论文封进几个纸箱放到了地下室里，对自己也对同伴说，我一年半后就会回来。到莫斯科之后，我打算找个大图书馆工作，研究俄罗斯诗歌中的东方元素。可结果，一年半却变成了十年。

事实上，没过多久我就改主意了。我并没有利用这些时光去研究那些关于东方风格的学术巨著，而是写下了这本书。书中模糊地记述了我过去读过的书和去过的地方。在地图上看，克里姆林宫似乎是一个指南针的圆心，通过指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道路，掌控着周围轮廓模糊的土地。每次一有机会，我都被一时的兴致和浪漫的书生气驱动，凭直觉从家中走到克里姆林宫墙下。我也随心所愿地去过其他地方，比如说在列宁图书馆（即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一号阅览室，与那些拿着塑料放大镜、衣衫褴褛的老人们坐在一起。

这座图书馆遵照总统令于1992年废弃了其名称中的“列宁”二字。历史上，它曾一度被称为“鲁缅采夫博物馆”。该图书馆最著名的馆长，被称为“俄罗斯的苏格拉底”的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据说对馆藏所有图书的内容都了如指掌。关于这位馆长百科全书般的渊博学识，曾有过这样一段轶事：一群负责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工程师向他展示了穿越广阔原野的工程地图，而从未去过西伯利亚的费奥多罗夫居然纠正了图上一些山峰高度的错误数据。费奥多罗夫坚信，书籍都是有生命的，因为它们传达了作者的思想和灵魂。他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在他1903年逝世后以《共同事业的哲学》为题结集出版）中的核心思想，在于对与死亡妥协的拒绝。在他看来，人类在地球上的任务就是使逝者在肉体上复活。而那些智慧都被分门别类地尘封在图书馆中，期冀后人重新赋予它们生命（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疯狂”。博雅耶夫曾说：“人死之时的这种悲哀，世间无人能懂。”）。19世纪的最后25年间，费奥多罗夫一直与鲁缅采夫博物馆的藏书为伍，废寝忘食，甚至都不愿坐下。俄罗斯最伟大的思想家们都来馆里跟他切磋交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罗维耶夫（曾将费奥多罗夫称为他的“导师和精神之父”）都将他视为一位天才哲学家。费奥多罗夫很反感别人为自己画像，因为他觉得从哲学的视角看，被画像的人面部表情都是装出来的，非常虚伪，只能算是艺术品，却不能体现本真。于是艺术家里昂纳德·帕斯捷尔纳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只能偷偷躲在阅览室书架后面，为费奥多罗夫画了一张速写肖像。

费奥多罗夫是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者。他认为藏书是一件需要人们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工作，而图书本身应该按照作者的生卒年月归类，就像撰写一部圣人编年史一般。在他看来，书籍是历史长河中最高尚的遗产，以最具人性的方式传承着前人的思想和成就。对他来说，要想战胜死亡，唯独唤醒先辈们的智慧才是王道。按照费奥多罗夫的理论，“学习，非责难亦非褒扬，而是回归生命本真”。

如今，列宁图书馆的管理员们正在恢复无数曾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被“镇压”（逮捕、枪毙、神秘失踪）的前辈的名誉。而在1928年10月，《红色晚报》报道称，这家图书馆已经成为“反革命学术集团”和贵族后代的“庇护所”。伟大的图书管理员、书志学家、编辑，在十月革命后担任图书馆馆长，并在1927年为图书馆新楼奠基的弗拉基米尔·涅夫斯基，于1935年被捕，受审时公开抨击老布尔什维克尼古拉·布哈林，最终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最为血腥的1937年被枪毙。对无数起类似死亡案件负有责任的莫洛托夫，在其晚年时常会来第一阅览室消磨时间。被自己终身侍奉的苏共贬黜之后，他深入研究历史，维护着那些掌控他一生的意识形态，仍然相信它们可以指引未来。

透过阅览室巨大的边窗朝莫霍瓦亚大街望去，越过20年代海外共产主义者（诸如安东尼奥·葛兰西、库恩·贝拉、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胡志明等）为世界革命工作过的前共产国际总部，可以看到山上克里姆林宫的三一门、塔楼和金顶。图书馆临近沃斯季申卡大街一侧的前庭有一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型雕像，是我们来莫斯科那年立起来的，替换掉了之前的列宁雕像（列宁曾经很讨厌这位作家）。近来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年轻支持者们会聚集在雕像脚下，为电视节目拍摄表忠心的示威画面。如今被当成普京“新拜占庭帝国”先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被雕刻成了一个弯腰驼背、将最后一丝健康都献给书桌、几乎无法忍受自己写作欲望煎熬的形象。  而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一座城的轮廓和形状，取决于真实的人们的所想所欲。波德莱尔也曾写道：“唉，一座城的外貌改变得比人心更快。”其实，城市的外貌不仅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可以说充满了神秘感和失落的痕迹。我探访过的每一个地方都促使我去追寻下一个目标，追寻更多地点、政治和神秘事件，并在这本行纪中加以梳理。我的探索之旅，皆是追随莫洛托夫古旧藏书中别人的足迹，去那些属于流放、探险和犯罪的地方。我所获知的那些故事，皆与罗曼诺夫巷这座宏伟的公寓有关，始于斯，或终于斯。

虽然我对桑德斯的了解仅限于他的藏书、一些碎纸片和一封电报，但我还是在一个白夜乘火车一路向北，去了他曾经为军队和情报部门服役过的地方。那是在莫斯科以西、兹维尼戈罗德附近、伊尔门湖北岸的一片区域，是基督徒们第一次挑战并安置河神、雷神和树神等异教神明的地方。我探访了许多荒芜的所在，如修道院、研究站、乡间别墅、疗养院等……在这些地方，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曾经相互纠葛不清，生物化学家和核物理学家们或曾饱受意识形态压迫，或曾在复杂扭曲的建筑物中艰苦工作，契诃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圣水的力量和异教祭司的教义为这里带来了智慧和慰藉。

在西伯利亚大草原，贝加尔湖以南的地区，那个寒冷而荒凉、到处都是干草和泥土的地方，空间本身已经成了政治镇压的工具。但是，这片空间从未丧失其召唤自由希望的魔力。在那里，无论国家还是个人，仿佛都迷失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同时又似乎浮现在苍白的地平线上，变得愈发明晰、愈发真实。那些挑战当权者而获罪受罚被流放至俄罗斯疆域尽头的人们，虽然已经湮没无闻，却真正创造出了一片属于“内心自由”的圣地。

莫洛托夫故居的幻灯机为我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就像普鲁斯特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一开头便让焦虑的小马塞尔登场——仿佛用遥不可及的彩虹代替了“密不透风的墙”，用传说中那些转瞬即逝的时刻折射着历史。在我阅读与旅行的过程中，遥远时空的情景闪现在我的眼前，无数幻象引领我超越理解力的极致，深入渺茫的人心，深入我们一度认为自己了解的事物的本质。就像那部老式幻灯机狭小镜头里闪过的褪色胶片，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向我掀开了它的一角——我自己的过往片段，陌生人记录下的他们认为值得记录的瞬间，都仿佛被魔法召唤般在黑暗中一幕幕浮现出来。

我希望有人能把他一天的时光当做礼物送给我……讲讲夏日的莫斯科吧。那是我最迷恋的，我爱它直至痴狂的程度。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写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信》，1926年7月1日

我开始对这间阅览室感到厌烦了。外面天气闷热，透过边窗沾满尘埃的隔栅，我能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塔尖。天空呈现一片拜占庭式的湛蓝，与那些金色的圆顶相映成趣。摊放在我面前的是一本1953年版的斯大林时代“伪生物学家”奥尔加·列别申斯卡娅的传记。“当旧时代的梦想家们憧憬人类未来之时，呈现在他们脑海中的难道不是这样一座城市吗？”本书的作者、苏共御用文人如是写道。在他的笔下，借由“苏打水浴”保持青春的列别申斯卡娅，站在莫斯科河畔别墅的阳台上，看到了“塔楼、穹顶、优雅的圆柱、柳叶般的栏杆、如精美雕塑般被角楼与望台环绕的建筑……一切由千百万双人类的手所创造出的美好事物”。在一个这样的夏日里去读这些理应被遗忘的荒谬谎言，似乎是件可笑的事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伦敦的笔记中提到，旅者所渴望的是对于一座城市的鸟瞰。他是对的。在梅尼普的讽刺作品（苏联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其影响）中，便能看到一些从极高处俯视城市生活的例子。假使一个人对城市的每一寸空间都花几秒钟看上一眼，他就能够找出历史事件所发生的确切地点吗？大多数从前发生过的事情都没有目击者，能被记录在册的更是少之又少了。

阿赫玛托娃曾经在《安魂曲》中哀叹过那些在斯大林及其同僚治下的受难者：

我多么希望一一报上他们的姓名，

无奈名单已被夺去，无从得悉。

我用偷听到的那些不幸的话，

为他们织就一块宽厚的裹尸布。

当沙拉莫夫站在覆盖着永久冻土的科累马荒原上，目睹那些1938年的受难者遗体被美式推土机埋进万人坑时，他不由想起了莫斯科的宏伟建筑。他在《租借法案》中写道，莫斯科城的高楼仿佛警戒塔一般，监视着城中的囚徒们。沙拉莫夫问道，克里姆林宫的塔尖和那些警戒塔到底哪个出现得更早一些呢？他说，古拉格劳改营的警戒塔，是一种建筑的象征，亦是那个时代的核心观念。

负责衣帽间的那位满脸胡茬的矮个子老头又一次来到了我的桌边。自从去年春天在衣帽间柜台第一次见到他以来，他便认为我俩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默契，于是无时无刻不在献着殷勤。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妇人，身穿红色棉绒裙子，戴金色塑料珠链，衣领如波浪般蓬松，与同是红色的宽腰带很是搭调。她脚上蹬着一双红色的跑鞋，头发却染成了橙色。她是来图书馆阅读的。在一座时尚如斯、让人眼花缭乱的城市里，图书馆算得上是一处反潮流的嘉年华了。我看到一张俄共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的照片——它就挂在衣服架子之间的大理石柱上。衣帽间老头脏兮兮的领结上佩戴着一个小小的徽章。他刚把油乎乎的头发梳成一个奇形怪状的刘海，一边把梳子收回，一边说：“给他们其中任何人投票又有什么用呢？这不是真正的选举。”看到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他又补充道：“久加诺夫、鲍里亚、普京……他们都同样渺小。自从斯大林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过真正的领导人了。”这老家伙每天面对着成堆的书本和档案夹都做些什么呢？我从来没有机会看到他借阅了些什么书，因为每当我经过他桌边的时候，他都坐在那儿，要么就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站在一旁。

我打算出去走走。我的衣兜里装着三号公寓我们住处的一串沉重的铜钥匙。过不了几个星期，我们就得把它们还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维奇了。他正考虑卖房。四层的房间依然在待售，要价数百万。在售房广告上，它被标榜为“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故居”。房产中介们认为，跟那位苏联英雄扯上关系，可以为其增价50万美元。但罗科索夫斯基家族坚持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因为对于先人的追思是无价的。罗科索夫斯基曾与恩琴男爵作战，之后在恰克图结识了妻子。他的夫人是当地一位官员的女儿，其父曾经一度反对革命。罗科索夫斯基将军于1937年被捕，并在列宁格勒某监狱遭受了数周折磨。1940年，罗科索夫斯基得以获释。由于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卓越，后来他搬进了63号房间。

我站在背对图书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下用花岗岩铺就的小道上。这座思想的大厦看上去就像是来自第三帝国的建筑，作为希特勒的安息地倒还合适，而放置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就显得有点奇陉。正如人们就是否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立碑塑像而争论时利哈乔夫所说的那样，“陀氏笔下没有正面形象”。然而莫洛托夫认为，俄罗斯本身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正面形象，而俄罗斯的“肩负神责”的历史角色很难被作家们正确表述出来。莫洛托夫曾说，有些事斯大林也是理解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那样，“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历史命运和重大使命，注定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多；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博爱民族”。

总统选举前的某个夜晚，我曾经来过这儿。当时，一队“伊卡洛斯”大客车在警察护卫下开到了这里。那些客车脏兮兮的，挡风玻璃上印着“儿童专用”。第二天早晨，被这车队从各省市区学校接到莫斯科来的孩子们，穿着清一色绣着“我们支持你”的白棒球衫，挥舞起印有支持普京与统一俄罗斯党图样的海报。他们把广场挤得满满当当，以便来自晚间新闻的记者拍照报道，然后又回到那些大客车上，被带离了城市。

从我所站之处抬头望去，高大得有些夸张的雕像矗立在大楼的基座之上，那些人物正低头阅读。栏杆下方图书馆的大理石花岗岩墙壁上，以浮雕的形式镌刻着人类先贤大德们的肖像，有柏拉图、达尔文、哥白尼，还有那些俄国学者，如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和伊凡·巴甫洛夫。这座图书馆藏书甚丰，既包括尼古拉·费奥多罗夫的藏书，也包括弗拉基米尔·涅斯基（相信大众的启蒙是共产主义伟大未来的基础）和“书志心理学家”尼古拉·鲁巴金（“阅读心理学”先驱，以阅读疗法改善精神健康）的藏书。当我端坐于洒满阳光的阅览室中央，阅读着那些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书籍——比如说维辛斯基与奥拓·施密特的著作——总能看到鲁巴金藏书上那印着“真理与公义”的藏书章。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父亲，莫斯科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普希金美术博物馆创始人的伊凡·茨维塔耶夫，曾经将其浩瀚藏书都留给了鲁缅采夫博物馆。茨维塔耶娃的母亲也将“她和她父亲的藏书捐给了博物馆”。所以，仅仅从茨维塔耶夫家族那里，莫斯科便得到了三个“图书馆”。茨维塔耶娃对此非常自豪，她曾说过：“只要我在革命年代没被强迫卖掉藏书，我也会把它们捐出去。”她记得，在她位于阿尔巴特大街与斯威特谢夫·弗拉哲克巷交界处、现已不复存在的童年寓所里，曾经有一个书柜。“在书柜的第二格里住着一位探路者，他带领我们远赴善与恶的错综纠结之地。”1912年，茨维塔耶娃意识到，她童年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于是她创作了一些被评论家们称为太过私人化、家庭化的精美小诗，诗中提到了母亲、妹妹、家和莫斯科的街道。“旧时莫斯科的小房子呀……在小巷子里消失了踪影……小房子呀，如同晶莹的冰宫，天花板下皆是剔透的明镜……这些点缀着肖像和古钢琴的房子慢慢逝去，六层高楼取而代之，因为这就是房主的‘权利’。”五年间，茨维塔耶娃坚守着这一份怀旧的权利，却为她自己带来了麻烦和封杀。这些诗句收录在她的第二部诗集《魔灯》中，而这本集子却未得到评论界的好评。她将这部诗集献给丈夫谢尔盖·埃夫隆（曾参与白军，又曾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做过间谍，于1941年德军逼近莫斯科之际被一辆标有“肉食”字样的卡车运出卢比延卡监狱枪毙）。茨维塔耶娃在题记中写道：“万物皆如白驹过隙，无论是骑士还是诗篇、术士还是沙皇……别花心思瞎想了！一个女人的著作终究只是一盏魔灯！”

……

我上楼还钥匙的那天，那位德国妇女和善而有礼地叫我进门喝杯茶并四处参观一下。那部幻灯机已经不在那儿了（她也不记得见到过那么个东西），伊朗国王赠送的波斯毯也不见了——莫洛托夫的孙女曾告诉她那玩意价值16000欧元。我打开矮书柜，里面的书籍还在，但走廊里的装着丘吉尔和但丁著作的书柜已不知所踪。德国夫妇搬走之后，门房大妈很伤心，因为那位德国妇女曾时常到传达室来听她自唱自录的爱国歌曲磁带。

最近，莫洛托夫的后人把61号房卖给了那位已经拥有楼梯另外一侧62号房（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最后居所）的电视制作人。楼上装修房子的声音叮叮当当地响了好几周。我坐在桌前，一边听着楼上的电钻声一边劝慰自己，这是我最后一次忍受莫斯科的“装修噪音”了。直到某天夜晚，我女儿房间的天花板开始漏水，我再一次找到楼上。电视制作人的老婆刚刚从托斯卡纳回来，原本曲线动人的她已经变得臃肿。自打我常常在楼道里看见这个裹着黑色貂皮大衣不苟言笑的女人以来，她越来越胖了。我上楼理论时，她趿着一双人字拖，披着难看的丝绸罩衫，一头金发蓬乱，脸部因为刚打了肉毒针而带着伤痕。她带我去看了浴室。我觉得，跟我们家水漫金山的情况比起来，她更在意自己对于洁具和瓷砖的品位给我留下了何种印象。她带我参观了每个房间。那些木镶板依然如故，而卧室里的人造壁纸已被撤掉，走廊里的矮书柜也没了。墙角原来放置幻灯机的地方，摆着一个奢华的金色雕边紫色绒布沙发，书房窗台上有一排用木框和银框镶嵌的照片。莫洛托夫曾经在这间书房里通宵达旦地工作，目睹不良趋势渐成气候——他曾说：“不幸的是，一切就这么开始了，退回到斯大林和我的那个时代。”我看着一张照片，上面是我风情万种的邻居，在一场宴会上与意大利时尚设计师缪西娅·普拉达手挽手站在一起。那德国女人发现我正盯着她的相片看，忽然笑容可掬地用英语说道：“看那双鞋子！”

文笔优美、面面俱到而又细节详实，让俄罗斯文化跃然纸上，将大量知识融入了轻松而动人的叙述。这是一部非常优秀、才华横溢的作品。

——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Catherine Merrid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