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东方泰坦尼克号”太平轮失事事件、1911年哈尔滨瘟疫之战、海峡两岸斡旋之谜……本书在对人物的解析中展现著名历史事件，流露历史的传奇魅力。

　　李菁编著的《走出历史的烟尘》为《三联生活周刊》“口述”栏目结集，作者李菁并非资料写作，而是采访当事人本人或他们的后代，以口述形式尽可能还原历史人物、事件的原貌，其中不乏独家披露的珍贵史料，并配有诸多老照片。

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洪宪太子”袁克定、民国名士张伯驹、一代报人王芸生……

李菁编著的《走出历史的烟尘》提及的文化历史名人，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均有重大影响．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既有各自性格、际遇的个性，又有大时代下人们命运的共性。

《走出历史的烟尘》作者并非资料写作，而是采访当事人本人或他们的后代，尽可能还原历史人物、事件的原貌，其中不乏独家披露的珍贵史料及照片。

序 口述历史：当想象遭遇现实

第一章：蹚过历史的河流

 我所知道的溥仪 口述人：毓赡

 润麒：走出历史的烟尘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 口述人：张传綵

 最后的格格 口述人：金默玉

 海上闻人杜月笙 口述人：杜维善

 张学良在台湾的幽居岁月

第二章：不该被遗忘的名字

 打捞“太平轮”记忆

 陈友仁与一个家族遗落的传奇

 伍连德：不该被遗忘的名字

 曹聚仁：浮出水面的“密使”

 章士钊：93岁老人的最后一次斡旋之旅

 一代国医吴阶平

第三章：是真名士自风流

 张伯驹：但使国宝永存吾土

 被遮蔽的邵洵美 口述人：邵绡红

 还鲁迅一个真面目 口述人：周海婴

 王芸生：一个人与一部书的传奇

 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周有光：笑看风云人未老

 黄永玉：一蓑烟雨任平生

父亲是1936年去世的。依然按照前清王室规定，我带着三件传家宝——咸丰皇帝的密谕、大阅御用的紫宝石黄丝腰带和那把白虹刀，前往长春，追随溥仪。其实我到长春溥仪那儿念书，也是为了带出一张嘴，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我到了长春后，溥仪将我母亲和两个弟弟也接过去了，每个月还给一定的生活费。

溥仪在长春办了个私塾，还是抱着复兴大清国的梦想，他想先培养出心腹，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来之后，到伪满军队里当官，这样伪满军队就成了他的嫡系。1937年我到长春时，私塾里有五个学生。除了汉语、数理化、历史课等，我来的第二年赶上开英语课，老师陈承翰是溥仪二妹夫的舅舅，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我们都是从ABCD开始学的，读的课本叫《New Crown》。学了两年，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了，溥仪怕日本人说他亲美，就不让我们学英语了。

私塾里有一堂特殊的课是溥仪亲自上的，专讲雍正的上谕，因为溥仪最崇拜雍正皇帝，反对结党营私。溥仪本人就有些“谈党色变”，当时伪执政时期日本人就要成立“协和党”，溥仪就害怕听见“党”字，坚决反对，所以日本人把它改为“协和会”，虽然是换汤不换药，但溥仪就同意了。

溥仪也是个“三分钟热情”的人，那时他新买了打字机、油印机，想图个新鲜。他不会打字，宫府内的打字员正好是我们的远亲，溥仪就把他叫到自己居住的缉熙楼上来看着他打字;溥仪用打字蜡纸在玻璃板上用复写笔抄雍正上谕，再油印出来。溥仪也没长性，没讲几课，他就停了。

溥仪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雍正的《朋党论》。学《朋党论》不能白学，要用实际行动表示我们绝不结党营私。怎么表示呢？就要人人互相监视，对其他人的一言一行随时要向溥仪打小报告。我们几个学生其实都是同族宗亲，但到最后都变成了非公事不言，都怕被打小报告;而我们这些学生，要对他无限忠诚，绝对不许说假话。后来有的学生年岁大了，结了婚，溥仪高兴了会问一句：“昨天回家和你媳妇……”学生也得如实回禀，不然就犯了欺君之罪。

溥仪的疑心重。当时有很多传闻，比如汪精卫到日本治病后死在那里，吴佩孚也在日本治死了，溥仪听了，总是害怕日本人安窃听器或是害他。他那段时间比较苦闷烦躁，经常打我们出气。溥仪有一次得了痔疮，买了不少药，我那时还小，看到这种药很稀奇，随口说了句：“这药很像个枪弹！”这立即触动了溥仪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于是我狠狠挨了一顿板子。溥仪那时候没有生杀大权，我相信，如果有，他肯定会把我拉出去毙了。皇上杀个人算什么呀？

在溥仪身边“不胜小心”——他喜怒无常，你真的是没法小心。有一次溥仪有点感冒，发了点烧，要避风。你在他身边看报，翻过来看另外一版，就这点风也能让他“龙颜大怒”：“你不知道我在避风吗？用报纸在我身边扇风，是不想让我快点好吧？”于是你便要赶紧趴在地上请罪、磕头。还有一次溥仪突然使劲盯着我，把我看得直发毛，我就避开了他的眼光，谁知麻烦还是来了。“你怎么不敢看我？一定是心中有鬼，一定是和我有二心了吧？”这帽子一下子扣上了，解释也没用。我只好还是磕头，再自扇耳光，痛哭流涕：“奴才死也不能离开皇上啊！”这样才逃过一场灾难。以前我们对溥仪一概叫“皇上”，直到改造后才改口叫“大叔”。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提到了数百人，都用的真名实姓，但唯独我们三个“毓”字辈的，他都给化了名，我在这本书里就是那个“小固”。至于为什么把我们“三小”用了化名，我还从来没有问过他。

文字里的人物，一步步走来、伸出手，说道： “我就是周海婴。”然后，彼此落座，讲述与倾听开始……嗯，我们会拥有一次奇妙的回忆与追寻，并得到一个新版本的故事吗?

想象落地。这是我重读李菁文章最直接的感受。

所谓采访，于记者，是有准备的一种职业行为。而之于被采访者，比如周海婴、周有光、黄永玉……著名久矣。文字以及影像制造出的他们，早是我们未谋面的熟人了。只是，当想象里的“熟人”走进现实，伸出手与你相握的那一瞬——想象遭遇现实之际，你将如何?

李菁的兴趣是历史的人物，她的基本操作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至亲或好友，进行深度的采访，然后以“口述”的方式来完成她的历史故事。

“口述”，你说我记，看起来是最容易的一种文章模式。果真?没那么容易。

当双方彼此坐下来，开始共同的追寻旅程，记者首先需要完成的是对自己想象的克制与调整——如果采访是一个有智力含量，值得分解并被分析的职业行为，那么，这个技术动作，由准备开始。任何一个普通的采访都需要准备，遑论深度的访问；真问题不是准备，而是你精心准备之后，必然形成了对当事人的想象。准备越充分，想象越完备，在一两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采访里，你的想象是否可能被坐在面前那个活生生的当事人改变?

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当事人有无足够的能量来改变你的想象；只是，克制自己的想象，建立作为倾听者的零度情感状态，才是基本职业伦理。这不是拒绝对讲述者情感的关切，而是警惕来自自身想象的偏见。

那个老头黄永玉在讲述比他更老的老头时，所隐藏的情感强度，肉眼亦可洞穿；当他转身讲述自己时，情感会扭曲现实场吗?77岁的周海婴，穿越70年回忆童年时的自己与父亲鲁迅——这个更愿意称父亲为“鲁迅”，而不是“爸爸”的儿子与回忆者——他故事里的那个自己与父亲，是曾经童年的记忆里的．还是经过70多年修正的结果呢?

所谓“口述”，这个时候你看到了它的挑战了吧!彼此面对面之际．作为倾听者与记录者的记者，在克服了自己的想象后，迅速地、无可逃避地要面对被采访者的自我想象。

在想象中穿行的这份职业，如何抵达事实的彼岸?

李菁所有卓越文章的起点，是她有罕见的对珍珠般细节的发现与辨识能力：“对我父亲(鲁迅)而言，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够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吸烟不是放在嘴里，而经常点着了放在那儿烧，既然烧，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茶叶也一样，有时候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这不浪费吗?”我们要知道，所有想象都是以一种概念或者标签打结，但在这种闪亮的细节面前，鲁迅许广平爱情婚姻的标签，将如秋叶般无声无息的坠落，生活的本来面目也因此而一览无遗。

被采访者所有建构性的概念化的叙述，将被那些无法作为“证据”安放进逻辑里的小细节给自然瓦解，丰富的非概念性的人生与命运、“新版本”的故事由此诞生。只是，谁能发现这种种真实人生的细节?李菁能。

这种越越性的能力，使李菁在讲述与倾听开始之际，作为倾听者，有足够强大的气场，既穿越自己的想象与偏见，亦洞穿当事人抑恶扬善的自我标签化。这是一个优美无比的、让想象落地的过程。更多的阅读之后，复盘讨论李菁采访的这个技术动作，我们终能欣赏她的无可复制。

李菁何以如此?或许她对人生际遇尤其转折时候的好奇，更深刻的情怀来自于她对命运的悲悯——“忽见(张)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这虽然是李菁转摘自黄永玉的描述，但她对细节的选择，却实在精当。“隐去”之时，命运固然苍凉；但隔着遥远的时空，这份苍凉被有心人重新择出，人生亦因此而温暖。

那些走出文字里的人物，经过李菁，想象落地，再次形成文字、形成这本书。它当然迥异于你曾经印象里的那些人物，而且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