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甲辰两次会试，除了都在河南贡院举行之外，在考官的任命上，亦与往届大不相同。按照惯例，考官都是在开始考试的前三天任命的。而且一旦任命之后，当即进行隔离，连家人也不准见面，以防舞弊。而癸卯科和甲辰科考官的任命，在时间上都要早得多，比如癸卯科会试的一个月前，清廷就任命大学士孙家鼐等人为该科考官。提早任命考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会试地点不在北京，而在千里之外的开封。考官从北京前往开封，路上所费时间不短，再加上行前的准备，一个月的时间并不算宽裕。
甲辰科的考官也是提前任命的。此次会试，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裕德为正考官，吏部尚书张百熙、都察院左都御史陆润庠、户部右侍郎戴鸿慈为副考官。这几人都是颇具革新意识的清朝大员，张百熙更是科举改革的有力推动者。他们带来的试卷，与之前的各省乡试一样，遵循了1901年清廷诏令中关于科举考试内容的规定，在形式上不考八股试帖，改试策论(即议论文)、经义，并且试题内容比上年的癸卯科更加贴近现实。
按照清朝定制，会试共分三场，以三月初九为第一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每场均于先一日领卷入场，后一日交卷出场。也就是说，考生要在三月初八人场，十六日出场，在考场内先后要待上九天。①这就意味着，科举考试不仅要测试读书人的智力，同时也要考验他们的体力。
三月初九，第一场开考，内容为中国政治、史事论5篇，题目分别为：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5.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这些题目显示了出题者的良苦用心和现实关怀。第1题，明显反映了清末地方坐大、中央势微的情况下，清政府对于集权体制下地方分权问题的关注。第2题旨在考察士子们对边疆以及中外冲突问题的认识。第3题针对改革路径的激进抑或渐进问题而设。第4题的主旨是宰相与朋党的关系，显然与当时袁世凯等汉族大臣权倾一时、树大根深的实际局势有关。第5题古今比照，力求探寻当时列强环伺下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也是5道题：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日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显然，第二场的考题与现实联系更加密切，指向性更加明确，涉及教育改革、国际秩序中的名与利、制度变革过程中如何适度聘用外国顾问、西方农业经济学与中国传统农学的结合、华侨保护等诸多问题，旨在考察士子们的国际视野、西学修养以及汇通中西知识应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
第三场，阐释“四书五经”要义，共3道题目：
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2.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3.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第三场考试与过去一样，从“四书五经”中选取题目，主要考察士子们对传统儒家世界观、价值观的认识。内容虽然与过去差不多，但摒弃了八股文程序，士子们的答卷也更加恣意开放，敢于破除陈规，提出新意。第3题尤其值得注意，题目本身立场鲜明，颠覆了传统的贱商观念，要求考生以商人、商业为本位展开立论，体现了清末重商思潮的兴起。
从会试试题可以发现，清朝末年统治集团确实有改革图强的意识和努力，但与此同时，置身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他们仍然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以至于在严肃的科举考试当中，仍不忘向全国知识精英访求新形势下的治国安邦之策。
试题内容和形式的变动，对不同士子的影响各不相同。对于熊范舆来说，考试规制和内容的变化是个利好消息。他曾经在学古书院(经世学堂)求学，深受严修和雷廷珍的影响，早已不是一个眼光狭窄、汲汲于八股试帖的传统知识分子。革新、立宪的思想，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初步萌芽。与上一年的贵州乡试相比，这次会试的题目更加贴近现实，所涉及的问题，熊范舆以前就算没有特别关注过，想必也早有涉及。P3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