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女，广东省作协青年作家。1970年生，江苏人。1994年开始写作，1997年在《小说界》发表作品，迄今已在《花城》、《人民文学》、《收获》、《作家》等刊物发表小说、随笔近100万字。小说曾登1998年、2001年、2003年、200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2003年获《人民文学》奖，2004年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2004年获鲁迅文学奖，2011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奖。部分作品译介海外。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薛家巷》这本书收录的就是她的中篇小说，共计7篇，包括：《家道》、《寻父记》、《情感一种》等。

魏微是国内优秀青毛作家之一。她的语言之沉静，故事之唯美曲折，情韵之深挚，堪与张爱玲、萧红媲美。魏微的小说呈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生命的况味、中国南方平民世象、城乡之间的撕裂与缝合中的中国人亲情。《薛家巷》收录作品《沿河村纪事》新近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故事写的是南方某乡村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的“发迹史”。《薛家巷》这部小说堪称为近年来最优秀的中篇小说之一。

家道／1

寻父记／31

情感一种／57

校长、汗毛和蚂蚁／593

沿河村纪事／5126

薛家巷／5189

回家／232

父亲出事以后，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当时她40出头，我年方19，正在大学里读书。父亲出事的当天，我没在现场，据母亲说，市委王伯伯打来电话，通知父亲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那是周末的一个晚上，夫妻俩正在吃饭——他们俩实在难得一起吃饭的，因为父亲总是很忙。

王伯伯是市委秘书长，和我们家关系一向不错。我印象中他是个胖子，走路一阵风似的，说话却是慢吞吞的，而且最会敷衍小孩子，丫头长丫头短，问问你的成绩，摸摸你的小辫子——小时候，他常来家里走动，当然那时他还没有“入仕”，和父亲一起在中学里任教。

电话是我母亲接的，很多年后，她都不愿提起这一幕。她说，他怎么就做得出呢，他声音没有一点异样。

原来，那天晚上并没有什么会议，王伯伯受命设了个圈套，待父亲急匆匆地赶到市委招待所，看到门廊里转悠着几个便衣，会议室里端坐着几个“上面来的人”，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父亲在被捕前是我们那地方的财政局长，俗称“财神爷”的。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无非是立案，审判，抄家，程序上的事我也不是很懂。父亲被判了8年，罪名是行贿受贿，这成了我们小城最轰动一时的案件之一。

“轰动一时”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此案涉及面太广，不少省部级的大人物都被裹挟其中，相比之下，父亲的官阶卑微如草芥(他是处级)，他不过是环环相扣中最不起眼的那一环，而且是顺手牵羊得到的“战利品”。

那么“之一”呢，说的是那些年，我们城总有一些官员落马，上至市委书记，下至银行行长、电视台台长……明白了吧，都是一些小城“要人”，媒体上的说法是：“连挖几条蛀虫，百姓拍手称快。”这一类的，其实我估计，百姓拍手称快也谈不上，因为这类事太多，在父亲出事的前后五六年间，每年总有人家在鬼哭狼嚎，也有死的，也有疯的，他们都是我母亲所说的“官宦阶层”。

我母亲很喜欢说政治术语，其实她于政治上并不很通，我也不通，但我至少不像她那么天真，比如在王伯伯打电话这件事上，她就很感“冷风彻骨”，其实，这有什么好心寒的呢？换了父亲，他也会这样做，他们不过是人家手心里的一粒棋子，想把他们放到哪里就放到哪里，所不同的是，父亲很早就被吃了，而王伯伯笑到了最后。

王伯伯后来官运亨通，调至省城，升至副厅，现在应该是退休了，我想这也是常情，他本来就比父亲更适合当官。当官这件事，照我的理解，也有适合不适合的，就像有的人适合当诗人，有的人适合演戏，有的人适合练田径一样，我父亲适合当中学语文老师。

老天爷，你不知道我父亲的课上得多好，他是我们城里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尤以博览群书、出口成章著称，我没福成为他的学生，却有幸做了他的女儿。很多年后，我遇上他早年的一群学生，还跟我遥想起当年的小许老师，何等的风流秀雅，遥想起他带他们去野外踏青、吟诗作赋的情景，那是他们一生中的好时光，可是我想，那何尝又不是父亲一生中的好时光呢？

父亲培养的学生中，有几个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还有一些是考上北大清华的，有经商的，从官的，务农的……据我所知，父亲待他们一视同仁，我想那是因为他爱他们。这其中，父亲尤其赞赏那些教书育人的，他说，教育，兴国之本啊！可是后来，他自己却八杆子打不着地当了个财政官员。

父亲的“发达”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很多年后，我还能记得我7岁那年的夏天，他坐在院子里，和一群学生在畅谈诗书、教育的情景。他穿白府绸衬衫，黑长裤，戴黑框眼镜，那样子也就是个读书人。他安于做一个读书人，我猜想，也乐意把这种清高古朴的气息传递给他的学生；这气息隐隐伴随他一生，在他得意的时候、失意的时候……我现在想来直犯怵，不知父亲该怎样的身心分裂，因为无论“人仕”还是“入狱”，他身上的气息于这两处环境都是格格不入的。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那时他已是市委书记的红人，好像也熬到市委办副主任这样的位子上。那天晚上，他大概是喝了点酒回家，脸色泛白，可是特别想说话，便把我从被子里摇起来，借故检查我的功课，说，给爸爸背两句论语。

我那年小学四年级，还没有学论语。

他说，那爸爸给你背。

他站在床边，摇头晃脑地就背了起来，像个学童一样。很多年后我都不能想起这一幕，因为想落泪，因为那天晚上他神色痴迷，实在背了些什么，他自己并不知道：那些字句已刻到他的记忆里，成了他的潜意识——因为那些字句于他已派不上用场。

即便后来做了不相干的财政局长，每天晚上他也必回书房坐上一会儿，他那些线装书早就不看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政治、现代企业管理这一类的书，摆在书橱最显要的位置，究竟这些书他看了没有，我也不知道。他整天忙得昏天黑地，恐怕也难得静下心来读点书，或许他也意识到，读书对于他这个行当，非但是无用的，反而是有害的？

很多年后，我父亲总结他失败的一生，得出一个结论，除了授课，他别无用处。

那么现在，让我们把视线再转回那年夏天的午后，看看父亲和他的学生们，怎样坐在葡萄架底下，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说笑的情景，这清寒、平静的时光所剩不多了——我父亲并不知道，早在两个月前，他的材料就被有关部门调走，当时百废待兴，求贤若渴，正值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春天，那也是父亲的春天啊，他34岁，英气勃发，因写得的一手好文章——《关于高中语文教学的几点思考》等——被组织部门看中了，说，这是个很好的干部人选嘛，先过来给领导写材料吧。

父亲就这样成了领导的秘书，开始了他短暂、疲惫的飞黄腾达之旅。

也就是这年夏天，我奶奶说，她看到一片紫云从我们院子上空流过。紫云当然是吉祥之云了，我奶奶心想，莫非儿子就要走鸿运了？大太阳底下她把双手一合，咕哝了几声“阿弥托佛”“菩萨保佑”，一颗心跳得“咚咚”作响。

我父亲笑她的附会，因为紫云也流过别的人家了。

我奶奶说，那不管，谁看到了谁作数。

不管怎么说，我父亲的升迁给奶奶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每天烧香拜佛，为的就是让他升官，发财，养儿子(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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