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肖瑞峰编著的《刘禹锡诗传(精)/钱江学术文丛》从纵向上加以蹑迹追踪，以时间为纬度，展示传主从童年到老年的生命运行轨迹。限于体例，不对其思想及创作进行学究式的全面评述，尽可能强化文学色彩，淡化学究气息。当然，它所呈现的面目虽然是文学传记，而非传统概念中的学术著作，却绝对与学术有不解之缘，因为书中的所有描述，都是以本人多年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的，或者说都是对本人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文学性表达，其中融人了许多学术的元素。它与学术著作同源而异貌，在文学的外壳里包裹着学术的内核。

中唐诗人刘禹锡不仅在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之外独树一帜，而且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一生也历尽沉浮，颇具传奇色彩。尽管在历史的坐标上，他拥有“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散文家”等多种标签，但他最本质的身份还是诗人。由肖瑞峰编著的《刘禹锡诗传（精）／钱江学术文丛》便将他定位为一个无愧于“诗豪”称号的诗人来加以观照。在写法上，致力于纵向的蹑迹追踪，以时间为纬度，展示传主从童年到老年的生命运行轨迹，通过对他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的解读与评析，徐徐展示他的充满魅力的人生。

《刘禹锡诗传（精）／钱江学术文丛》是一本文学传记。限于体例，不对传主的思想及创作进行全面评述，尽可能强化文学色彩，淡化学究气息。当然，书中的所有描述，都是以作者多年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的，或者说都是对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文学性表达。它与学术著作同源而异貌，不失为一种用文学外壳来包裹学术内核以求别开生面的尝试。

第一章 风华少年

第二章 初涉宦海

第三章 流金岁月

第四章 谪居沅湘

第五章 岭南烟云

第六章 巴山夜雨

第七章 皖东足音

第八章 重人庙堂

第九章 三牧上州

第十章 放歌洛阳

附录《刘禹锡全集》前言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禹锡向昌禹微微颔首，若有感谢其提醒之意，却不动声色地稳住紧握钓竿的双手，并不急于上提，那份从容与镇定，远非常人能及。直到丝纶迅速下沉时，才猛地扯起钓竿。

伴随着昌禹发出的不胜钦羡的惊呼，一条五六斤重的鲤鱼被钓离了水面。经过他们身边的游人情不自禁地喷啧赞叹。

但禹锡脸上不仅没有丝毫得意之色，相反，神情倒似有些失望，因为他此行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究竟能否达到，尚未可知。这样，他对周围的赞叹声也就充耳不闻，照旧从容不迫地上饵、下钩。细心的昌禹注意到，这次他下的饵料与从前在街市上买来的大不相同，似乎是根据他自己琢磨出来的配方亲手调制的。

鱼竿又动了，而且动得有点特别。这回钓到的又该是什么呢？围观的游人都屏息凝神，等待着即将揭晓的结果。

果然，这回钓上来的鱼儿不是俗物：粗粗看去，与寻常的鱼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仔细观察，才发现它原来是“合二为一”，即由两条体型单薄的鱼贴合而成。两鱼各有一目，此时心有不甘地连连眨巴着。

“钓到了！钓到了！我钓到王余鱼了！”禹锡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与昌禹一起欢呼雀跃，尽管他从小便接受了“冥兹愠喜”一类的家训，通常都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王余鱼啊！”游人闻声纷纷好奇地走近来。他们早就风闻南湖里有王余鱼这一珍贵鱼种，但几乎从来没有人钓到过，因而他们迄今还只是粗知其名。今日一见，确是形状独特，名不虚传。

人群中，一位商贾模样的中年男子向禹锡讨教说：“敢问小官人，此鱼乃何许鱼也？”他故意文乎其辞，以示并非胸无点墨。

禹锡不假思索地朗声答道：“王余鱼就是古书上所说的比目鱼。此鱼只有一目，必须两两相并才能游行。《尔雅·释地》中说：‘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晋人郭璞《比目鱼赞》有句：‘比目之鳞，别号王余，虽有二片，其实一鱼。’左思《吴都赋》中也说：‘双则比目，片则王余。’可知比目即王余，王余即比目也。”

禹锡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看样子不仅曾博览群书，而且还留心收集过有关王余鱼的文献资料。显然，他今天是蓄志而来，意在“王余”也。或许这之前他已经多次空手而归，所以刚才如愿以偿后才兴奋得有些失态。

“那么，‘王余’一名又由何得来呢？未知小文兄能道其详否？”一位书生打扮的游人对禹锡端详良久后问道，仿佛要进一步考较他的学识似的。

禹锡毫无怯色，继续侃侃而谈：“本朝先贤、著名文选学家李善注解左思《吴都赋》说：‘俗云越王绘鱼未尽，因以其半弃水中为鱼，遂无其一面。故日王余也。’在晚生看来，此说未必尽确，但‘王余’实由此得名也。”

“好一个博学少年！”旁观者中有人大声喝彩。但书生兀自不肯罢休，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小文兄如此博雅，想必熟知古代贤人的垂钓轶事。在这些有过垂钓体验的古代贤人中，小文兄最为服膺的是谁呢？”

一旁的昌禹抢先答道：“我最佩服汉代的严子陵，他敝屣高官厚禄，不愿接受光武帝刘秀的征召，隐居于富春江，以垂钓为乐，志趣何等高洁！”

说到这里，昌禹用手一指禹锡，又道：“他嘛，我知道，最佩服的是世称姜太公的吕尚，因为相传吕尚八十岁垂钓于渭滨时遇到周文王，终于成就了不朽的功业。他常说，有吕尚那样的际遇，那才可羡复可敬呢！我没说错吧，梦得？”

P3－P4

写作本来是一件快乐的事，然而，当它被异化为一种限时限刻完成的“任务”时，就十分令人不快了。不过，我在写作这本比较“另类”的《刘禹锡诗传》时，却没有感觉到这种不快，因为它不属于列入官方规划、因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结题的科研项目，而是本人的自选课题，既无须申请立项，也没有中期检查，更不劳结项鉴定。这就可以比较从容裕如地进行构思与写作。当然，以我现在的状况，要使它跻身于规划项目的行列似乎也并不十分困难。但在较多地感受了完成规定动作的不快之后，我很想尝试一下演练自选动作的况味。这就孕育并催生了本书。

为刘禹锡作传的想法其实早已有之。1995年拙著《刘禹锡诗论》出版后，被视为“国内第一部以宏通的视野和多元的视角对刘禹锡诗进行系统研究和综合考察的学术专著”。当时，我就想趁热打铁，写一本具有比较浓郁的文学色彩的《刘禹锡诗传》，以区别于坊间已有的偏重于学术研究的《刘禹锡传论》及《刘禹锡评传》。但其后不久，风尚大变。在考核与激励机制方兴未艾之际，我相继申请到多项可以为自己的岗位聘任增加砝码的国家及省部级规划项目，只能集中精力先完成规定动作，而暂时放弃自选动作。于是，本书的写作便可以理解地被搁置下来。

重新计划写作与整理思路是2011年夏季的事情。那时，我已阴差阳错地获得了一系列可以免予考核的头衔，因而对“高级别”规划项目的企盼已不太急切。我意识到，也许可以写一点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了。这样，本书就正式被本人“立项”并付诸实施。

我把本书定位为文学传记。在我看来，文学传记，应当既不同于历史传记，也有别于历史小说，它既不能像前者那么“实”，也不能像后者那么“虚”。历史传记是最忌讳“虚”字的，经纬它的应当都是翔实可信的史料，一旦掺杂进不实之辞，“严谨”一类的好评就永远无法沾边了。历史小说则完全两样：它介乎历史与小说之间，可以虚实结合，亦虚亦实。用某位历史小说研究专家的话来说，应当是“七实三虚写风云”。至于文学传记，则又介于历史传记与历史小说之间，虽不必字字有据，所有的事件与人物却必须是历史上实有的；不仅如此，甚至细节描写，也不能脱离既有的特定的历史情境凭空虚构。但作者却可以而且必须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和丰富的文学手段对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描摹、刻画及渲染，必要时还可以稍加发挥与引申，否则何以体现“文学”二字？我以为，立足于史料所提供的潜在信息网络，在不失本真的前提下，合理想象并适度虚构一些人物对话和生活场景，应当是文学传记的“题中应有之意”。于是，在本书的前三章及第四章的一、二节中，我冒昧作了一点点虚构的尝试。（这客观上也是因为刘禹锡贬居朗州前的诗作很少，尚不足构成映现其风貌的素材。严格地说，那只是刘禹锡作为一个诗人的前传。）其余各章则强行遏制住继续虚构的冲动，将一切都作历史的还原，而拒绝任何有可能超越史料的发挥。这样，前四章与后六章的风格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差异了。这样也好，在同一本书中展示两副笔墨，也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文体实验。

这些一厢情愿的想法是耶非耶，在有识者眼里，或许难免仁智相左，却是我写作本书的理论基点，所以有必要略作申述。这多少带有一点探索的性质，不敢以创新自许，但作为一种尝试，也许有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的意义。

在写法上，本书从纵向上加以蹑迹追踪，以时间为纬度，展示传主从童年到老年的生命运行轨迹。限于体例，不对其思想及创作进行学究式的全面评述，尽可能强化文学色彩，淡化学究气息。当然，它所呈现的面目虽然是文学传记，而非传统概念中的学术著作，却绝对与学术有不解之缘，因为书中的所有描述，都是以本人多年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的，或者说都是对本人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文学性表达，其中融人了许多学术的元素。它与学术著作同源而异貌，在文学的外壳里包裹着学术的内核。为了弥补崇尚学术的读者朋友未能游心于纯粹意义上的学术苑囿的遗憾，书后不揣浅陋，附录了我在十多年前为《刘禹锡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撰写的前言，那是我殚精竭虑对刘禹锡生平创作所作的学术性概括，更加直接地披露了我的学术思考和学术感悟。

我把本书定名为“刘禹锡诗传”。谓之“诗传”，是因为尽管刘禹锡有多种身份，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散文家”等等，但在我看来，他的最突出、最本质的身份还是诗人。本书是将他定位为一个诗人、一个无愧于“诗豪”称号的诗人来加以观照的，而串联起他一生的传奇经历的也正是诗歌。换言之，本书是通过对他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的解读与评析，来徐徐展示他的充满魅力的人生的。诗歌是全书的贯珠之线，是流遍周身的血脉，是使传主的生命焕发出光彩的精气神。通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是一种现实的写照。而“人生如诗，诗如人生”，则应当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了。这种为人们所企慕的境界，在刘禹锡这里却找到了实证。人生丰富了他的诗歌，而诗歌又提升了他的人生。谓之“诗传”，不亦宜乎？当然，本书对他的散文创作也有所评述，因为这是追踪其生平时无法回避的内容，但那不是本书的主体，也不是我的苦心孤诣之所在。

刘禹锡是我喜爱的诗人之一，也是我在学术起步阶段“钟情”的对象。他不仅像清人所称赞的那样“各体皆备，蔚为大家”，而且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一生也历尽沉浮，颇具传奇色彩。千古之下，怀想其高风，既无任感佩，又不胜叹惋。我唯恐自己为他画像时把握不好分寸，扭曲或不适当地拔高他的形象，因而下笔十分慎重，并多次对画像的初稿进行修改。如果还有失真之处，那绝非有意唐突前贤，而只能归因于功力不济了。我当然也想勾画出他的神韵，但有道是“丹青难写是精神”，这恐怕只能是一种奢望了。

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两个寒暑。目前仍在从事的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不仅占用了我所有的白天，而且蚕食着我本来可以自由支配的夜晚。这使得本书的写作缺乏基本的时间保证。而时间的间断性往往容易导致思想的碎片化，我不能不因此而担心本书的文脉是否畅通，文气是否充沛，而闪烁于其中的思想火花是否能相互映照，形成数个亮点或一片亮色？

我知道，一部著作问世后，或臧或否，那是读者的权利，作者完全可以超脱一些，不必十分在意的。我只想说，在写作本书时，我不只尽了力，也是用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