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映长河编著的这本《决战甲午（1894-1895尘封120年的细节与真相）》以史料和考证为基础，围绕有关甲午战争和北洋舰队的一系列争论和疑云，以三次阅兵（1886年、1891年、1894年）、三大血案（长崎血案、琵琶湖刺杀案、马关刺杀案）、三大海战（丰岛偷袭战、黄海大决战、威海保卫战）为线索，用通俗笔法勾勒了李鸿章半生创建北洋舰队的艰难历程，全景再现了甲午海陆大战的恢宏场面，同时揭示了北洋舰队惨败的迷离真相。

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决战甲午（1894-1895尘封120年的细节与真相）》以史料和考证为基础，以北洋舰队的兴亡和甲午战争的进程为主线，穿插三大阅兵（1886年、1891年、1894年）、三大血案（长崎血案、琵琶湖刺杀案、马关刺杀案）、三大海战（丰岛偷袭战、大东沟决战、威海保卫战）等历史故事，用通俗笔法勾勒李鸿章半生创建北洋海军的艰难历程，全景再现甲午海陆大战的恢宏场面，细致梳理东北亚三国争雄的外交源流，深刻揭示北洋舰队惨败的迷离真相，力争还原李鸿章、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袁世凯、叶志超、左宝贵等众多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同时还穿插了个人对中日两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人性欲望以及官场权谋的独特演绎。

这些故事，有的发生在战争中，有的发生在战争之前，还有的发生在战场之外。战争的胜败，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中的搏杀，更取决于战前的准备，也取决于战场之外的较量。

《决战甲午（1894-1895尘封120年的细节与真相）》由月映长河编著。

第一章 太监阅兵

第二章 长崎血案

第三章 血溅琵琶

第四章 跨国追杀

第五章 半岛惊魂

第六章 决战黄海

第七章 百年之秘

第八章 平壤夜奔

第九章 威海灵柩

第十章 马关刺杀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这次演习是花了大血本的。靶子虽然是假的，可炮弹都是真的，这样看起来才爽。据统计，这一天军舰消耗炮弹100发，炮台消耗炮弹100发，外加鱼雷1枚，水雷8枚，价值10000多两白银。除大东沟决战外，这是北洋舰队消耗实弹最多的一次。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来搞一次这样的演习呢？

因为阅兵团来头很大。

前来视察的最高领导是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谡，相当于海军部长。其次是海军衙门帮办李鸿章，相当于海军部副部长，严格说来只能算是第二副部长。第一副部长（也是海军衙门帮办，排名在李鸿章之前）庆亲王奕勖这次没来。

醇亲王这次是受慈禧太后委派，代表中央前来视察北洋舰队。此人既是海军部长，又是光绪皇帝老子（光绪是醇亲王的亲生儿子，后来过继给慈禧做儿子当皇帝），还是慈禧太后妹夫，两年前他取代恭亲王奕诉主持中枢机构，是当朝炙手可热的第一红人。

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作为地方大员，李鸿章一直注意与中央高层搞好关系，他在朝廷的大靠山，以前是恭亲王，现在是醇亲王。与其说醇亲王这次是来检阅北洋舰队，还不如说是来检阅他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是李鸿章一手办起来的。身在官场多年，李鸿章知道接待工作无小事，这次更是非同小可，所以他安排得十分周密，军事演习自然是不遗余力，饮食起居更是无微不至。

阅兵期间，醇亲王心情不错，他兴致勃勃地亲手引爆了一颗旱雷，随着一声巨响，远处的沙土掀得老高。被吓了一跳的醇亲王哈哈大笑，满脸洋溢着领导视察时应有的优越感。领导一高兴，自然要打赏。醇亲王挥一挥手，扔给了北洋舰队官兵13000多两白银。银子固然大快人心，但是让官兵们更开心的却是另一件神奇的礼物。

领导下来视察，合影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居中而站，众星捧月，这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令人陶醉。欲罢不能。下属们也喜欢这个节目，这样他们日后就能举着照片在别人面前炫耀：看哪，跟我合影的是海军部长！  醇亲王这个人很时尚，对刚发明不久的摄影充满兴趣，虽然当时条件艰苦，可他还是想方设法带来一个摄影师，不但给北洋官兵每人都照了一张相片，而且还让参加演习的官兵们与军舰合影，这种特殊福利深受官兵们的欢迎。那年头不比现在，照相绝对是开洋荤，很多官兵都是第一次照相，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那些有幸留存下来的相片，现在都成了珍贵的史料，从中我们可以一睹他们当年的风采。以及北洋舰队的雄姿，这也算是醇亲王对北洋舰队的一个贡献口巴。

临行送别时，醇亲王满怀深情地吟诵《赠中堂》以示不舍之意和留恋之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中堂送我情。”

李鸿章心花怒放，醇亲王的大作意味着接待工作达到了预期效果，看得出来，他对这次为期10天的阅兵是满意的，如果他能在朝廷上美言几句，对北洋舰队今后的建设将大有益处。

这个阅兵团不但来头很大，而且有些古怪，除了醇亲王，阅兵团中还有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慈禧的心腹太监，大清帝国的一号太监大内总管李莲英。

慈禧这辈子最喜欢的太监有两个，现在是小李子，以前是小安子。小安子就是安德海，此人为人嚣张，但是运气很背，有一次到山东闲逛，被巡抚丁宝桢这个猛人一刀砍了。按照大清的规矩，太监私自出宫，按律当斩。有了这个教训，太监们都不敢出宫，更不敢去山东了。

清朝祖制规定，太监不能随便出宫，更加不能干政，尤其不能插手军队。派个太监去检阅海军，实在是不像话，就算没人敢杀他，可一定会有人跳出来骂他。既然如此，慈禧太后为什么要明知故犯呢，难道她忘记了小安子的悲剧？

阎王易见，小鬼难缠，有时候得罪秘书的后果甚于得罪领导本人。官场老手李鸿章当然很清楚最高领导派心腹秘书下来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对李莲英的照顾可谓是竭尽所能，这样做无非是希望他能在老佛爷面前美言几句，这比醇亲王去说也许会更管用。

P3-4

我写北洋舰队和甲午战争，缘于儿时看过的一部经典老片。

《甲午风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看过，这部黑白老电影当年曾深深地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邓世昌那句“撞沉吉野”今天还在耳边回响。虽然邓世昌的扮演者李默然先生已于2012年离世，他在甲午战争120周年来临之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那壮怀激烈、豪情万丈的艺术形象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万年不朽。

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了却儿时的心愿，缅怀邓世昌和李默然先生，也是纪念发生在120年前的那场中日世纪大决战。

无论中外，都热衷于历史周年纪念，动机无非两点，怀念光荣，或者总结教训。

纪念甲午战争，显然属于后者。

人们普遍习惯于回顾辉煌和胜利，不习惯于回顾失败和痛苦，没有鲜花和掌声的纪念容易流于冷清。趋乐避苦，这是人的天性。

然而最宝贵的经验，往往包含在最惨痛的教训之中。怀念苦难比回味光荣更能让一个民族和国家找到前进的力量。

中国的苦难开始于近代，近代最大的苦难则始于甲午战争。

黄海今天依然烟波浩渺，北洋舰队也随着它的失败而永沉于万里碧波，我们只有通过日本陈列的战利品来想象它当年乘风破浪的雄姿。2004年，我们从日本接回了镇远的大铁锚，把它放在军事博物馆供国人参观。有人提议把被联合舰队击沉的致远残骸打捞上来，还有人在不断地寻访北洋舰队的遗物。100多年来，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追忆着那段独特的历史。

其实除了这些破甲残片、残锚旧弹，我们更要去寻找和打捞的，应该是这次战争带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如果它们也像北洋舰队一样沉入海底，随风而逝，那么我们的损失就不止是当年的失败和屈辱。

知耻而后勇，鉴往而知来。只有正视过去，才能不迷失于未来。敢于正视历史的民族，才是真正强大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才能屹立千年而不倒。

钱穆先生是我最敬佩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国史大纲》序言中曾经饱含深情地写道：“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

在打捞教训之前，我们首先要打捞的是那段渐渐模糊的历史，那些不断被遗忘和扭曲的故事，那些被尘封的细节和被掩盖的真相。

虽然北洋舰队和甲午战争是一段沉重的历史，但我不想把它写成一本枯燥沉重的纯学术著作，我要写的是一本老少皆宜、可以轻松读完的通俗读物，所以我选择的主要方式是讲故事。讲述发生在120年前的那些惊心动魄而发人深省的故事，讲述那些故事中令人震惊的细节。以及细节背后令人震惊的真相。当然，没有人能做到绝对的真实，但我们可以不断接近真实。一旦无限接近了真实，我们就可以打捞到真正的教训。

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本文以史料和考证为基础，以北洋舰队的兴亡和甲午战争的进程为主线，穿插三大阅兵（1886年、1891年、1894年）、三大血案（长崎血案、琵琶湖刺杀案、马关刺杀案）、三大海战（丰岛偷袭战、大东沟决战、威海保卫战）等历史故事，用通俗笔法勾勒李鸿章半生创建北洋海军的艰难历程，全景再现甲午海陆大战的恢宏场面，细致梳理东北亚三国争雄的外交源流，深刻揭示北洋舰队惨败的迷离真相，力争还原李鸿章、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袁世凯、叶志超、左宝贵等众多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同时还穿插了个人对中日两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人性欲望以及官场权谋的独特演绎。

这些故事，有的发生在战争中，有的发生在战争之前，还有的发生在战场之外。战争的胜败，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中的搏杀，更取决于战前的准备，也取决于战场之外的较量。

讲故事也是为了找答案。

梁启超先生曾说：打了败仗之后才知道为什么会打败仗，这是蠢人：打了败仗之后还不知道为什么打了败仗，那是死人。

说到甲午战争和北洋舰队，下面这些问题我们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

甲午战争我们为什么打不过日本？

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舰队为什么打不过无缘前十的联合舰队？

假如中日再有一战，或者中日海军再有一战，我们能否不让悲剧重演？  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种假如。退一步讲，就算今后天下太平。我们在另一种形式的竞争中能否立于不败之地？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用虔诚的心态做出认真的回答，因为我们不能再做吃后悔药的蠢人，更不能做那无药可救的死人。

也许有人会说，这还不简单，甲午战争我们打不过日本，北洋舰队打不过联合舰队，那是因为当年的体制落后嘛！

这话当然没错，体制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需要我们反思和改进的地方，远远不是“体制”二字所能概括的。

真正的答案，就隐藏在我们要讲的那些故事中，隐藏在那些尘封了120年的细节和真相里。

故事说完了，真相大白了，是打捞教训和启示的时候了。

无论如何，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在前言中提到的那个无法回避的“灯芯之问”：北洋舰队为什么打不过联合舰队，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打不过日本？

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我要说的，其实都已经说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不妨一起来盘点一下吧。

其实答案就在那些精彩的故事里，就在那些被尘封的细节和真相中。

拂去120年的尘埃，当鲜活的细节和残忍的真相逐一被揭开，当那些因岁月冲淡而渐渐消逝的历史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的神经一定会一次次被刺痛和灼伤，我们的思绪也一定会一次次变得悠远而凝重。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体制。

咱们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人家是资本主义制度，怎么可能打得过人家？教科书上说了嘛，落后的封建制度不敌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

因为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在思维的惯性和惰性支配下，我们自然会想当然地把所有的罪恶都归结于不可救药的清政府，归结于那万恶而腐朽的旧制度——封建君主专制。

我们还是用细节和真相来说话。

想必慈禧太后修园和光绪皇帝大婚一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有钱用来个人享受和威风显摆，但就是不肯拿来买军舰，所以北洋舰队才被联合舰队反超，这才有了黄海大战的惨败和威海之战的全军覆没。

因私欲而废国事，这是其一。

其二，因权谋而废国防。

一部北洋舰队史，一部甲午战争史，到处充斥着官场权术和谋略，让人觉得极其厌倦和乏味。权力斗争和官场权谋是中国传统特色之一，北洋舰队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失败，还不如说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为了防范李鸿章坐大，清政府宁愿养着八旗和绿营那帮废物，也要坚决遏制北洋舰队和北洋陆军的发展，相信大家都不能容忍12门速射炮的采购计划都得不到批准这一残酷事实，猜忌和防范的结果是兵力不足，装备落后，屡战屡败，一败到底。

其三，因人事而废人才。

权谋斗争的衍生物必然是人事上的潜规则。张翼那个奴才用劣质煤对付北洋舰队，就是血淋淋的典型案例。如果说李鸿章用丁汝昌是败笔的话，那么用叶志超和龚照玙则是大大的臭棋。黄海大战、平壤决战和旅顺之战的失败，统帅不力都是无法掩盖的原因。很难说仅仅是因为李鸿章识人不明，这与他的智商不相符合，其实李鸿章真正的动机是自保，这也是他对朝廷遏制的反遏制。自保的结果，是自残，是自杀，两败俱伤，一起玩完。

你说的这些细节和真相，说来说去不都是体制问题吗？

是的，体制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不小。在那个体制陈旧、政治腐败的年代，清政府建立了新式军队，同时又在腐蚀军队，军队保护清政府，同时又葬送了清政府，这种互相伤害的局面每个人都想避开，却又无法避开，最终他们互相埋葬了对方。在那个时代里，个人的悲剧，其实都是体制和社会悲剧的缩影。

但，甲午百年之殇的肇因，仅仅是体制问题吗？或者说，解决了体制问题，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不好说。

在我们说过的那些故事里，还有更多的细节和真相告诉我们。还有很多比体制更隐蔽也更致命的原因潜伏于其中。

否则，我们没有必要如此详细而真实地来重温这段历史。

比如战争情报问题。日本天皇亲自接见间谍，民间人士九死一生充当间谍，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中国里里外外摸得一清二楚，甚至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相反，清政府不屑于搞情报，老百姓没兴趣搞情报，夜郎自大、淡漠国事是当时举国上下的心理状态，这就相当危险。

比如技术研发问题。中国海军建设一直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始终依赖进口，难免受制于人。人们普遍热衷于科举，对科技毫无兴趣，结果就始终停留在依葫芦画瓢的水平，甚至还画得很潦草。日本却在进口的同时，不断提高国产能力，后劲儿越来越足，他们有自己研制的野炮和山炮，有“仁人志士”苦心研制出来的村田步枪和下濑炸药。

比如战略思维问题。我们进口了军舰，进口了大炮，却没有进口《海权论》，我们的军舰是断不了奶的孩子，没有信心走出基地，没有决心走进大洋决战。我们换了装备，换了军装，但是没有转换意识，我们不知道制海权，说到底还是新瓶装旧酒。陆军就更不消说了，我们进口了枪和炮，但是我们没有进口发挥枪炮威力的办法，没有进口现代的军制，我们的部队还是一盘散沙，根本无法适应凶猛火力下的大兵团机动作战。我们解决了军人的装备，却没有解决军人的灵魂，海军有“方跑跑”，陆军有“叶跑跑”。陆军的“跑跑”更多，跑得更快。

比如国家战略问题。我们的士大夫，沉迷于功名前途，我们的老百姓，算计的是柴米油盐。相反，日本既有丰臣秀吉的大算盘，也有吉田松阴在监狱中的思考。基于战略层面，对一国前途的长远思考，乃是一国自强之根本，清政府缺少的就是这个根本，所以处处被动，步步失措。

比如军事训练问题。平时不流汗，战时要流血。一支军队是不是腐败，是不是有战斗力，反映在对待日常训练和军事演习的态度之中。在和平年代中，如果没有时刻准备着的战争紧迫感，没有枕戈待旦随时奔赴战场的责任感，没有军人生来为战胜的荣誉感。那么战争一旦来临，就会付出比血还要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有可能是灭顶之灾，有可能是亡国灭种。一部血迹斑斑、伤痛累累、屈辱满身的百年近代史，就是一面清晰无误的镜子。没有艰苦严谨的训练，没有求真务实的演习，就不会有战场的胜利和军人的荣耀。北洋舰队的训练，主要是实战性不强，表演色彩太浓，打的都是固定靶，命中率很高，实战就辰了。表演可以欺骗观众。但是欺骗不了战争。陆军除了李鸿章直属的淮军精锐还有一些战斗力之外，其余部队，尤其是新兵，基本上只能做炮灰，让人痛心疾首。疏于备战的结果必定是投机取巧，讳败为胜。我们虽然引进了电报，但我们却无法杜绝谎报军情，甲午战争中，弥天大谎脱口而出，上行下效乐此不疲，先进的电报只是加快了谎言传播的速度。

比如战争民意问题。日本举国上下都对战争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和支持。清政府这边老百姓基本上没什么反应，所谓国事，关我屁事？而推行愚民政策的朝廷既不想与老百姓对话，也不指望老百姓有反应，更不会用报纸唤醒民众对战争的觉悟和参与。浩如烟海的战争史册一直在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最强大的战争伟力，一直存在于民众之中。

比如外交心态问题。清政府的外交，最大的毛病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琉球岛争的失败，台湾受侵的失策，长崎血案的失当，高升号事件的反转，损失不可谓不大，教训不可谓不深，而究其根源，都是死要面子的产物，我们缺乏的是现代外交意识和理念。甲午战争的失败，首先是外交上的失败。中日在朝鲜军事对峙时的失败，也是面子在作怪。朝廷爱面子，李鸿章也爱面子，这是那个时代的软肋，害人不浅，不可不察。这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心态，有这种心态也成不了大国。

比如……

比如到此，应该够了。

请问，解决了体制问题，就能把这些“比如”一一解决吗？

未必。

这是客气的说法。

没门。

这是客观的说法。

其实，北洋舰队和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既有政治体制上的，也有经济模式上的，还有思想观念上的；既有硬件上的，更有软件上的；既有民族整体上的，也有国民个体上的。朝廷肯定有责任，民间也有问题。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上述诸多比如，概而言之，核心有二。

一是轻敌意识。

除了李鸿章，大清朝几乎没有人相信竟然连日本都打不赢。在他们看来，打不赢西方列强也就认了，但是打日本应该不成问题。北洋舰队的确在一段时间里领先日本海军，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改变了。慈禧太后一帮人限制北洋海陆军规模，除了要限制李鸿章和腾出钱来修园子以外，不了解日本的真实军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轻敌的原因在于自视天朝上国，一味夜郎自大，动辄以大国自居。他们习惯把自己看得很强大，把敌人描述得很渺小。自大带来的是不思进取，是不去睁开眼睛看世界，结果必然是无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朝野上下对日本知之甚少，大部分人还停留在道听途说的水平，对日本的印象似乎还停留在唐朝那个时候，张口闭口东洋蕞尔小国。对日本的不了解，对自己的盲目自负，这就导致备战严重不足，李鸿章算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与日本的精心准备比起来，仍有很大的差距。古往今来，总是被侵略的一方吃亏，至少在开始那个阶段是要吃亏的，二战中的苏联也不例外，原因就在于此。

连对手的底细都没有摸清楚，就冲上去恶斗决战，当然十分危险。如果再加上连自己的实力都搞不清楚，那就险上加险，危险至极。

二是民族精神。

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精神，邓世昌、左宝贵、林永升、炸炮台的28勇士……那些在甲午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他们身上流淌的勇敢与无畏，他们演绎的慷慨壮歌，至今仍然令人神往。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一样，甲午战争中还是有方伯谦，有叶志超、龚照玙……军队打仗，靠的是万众一心，怕的是参差不齐。

日本能打赢甲午战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而不强，一盘散沙，缺少一种精神把国家聚集成一记有效杀伤来犯之敌的铁拳。相反，日本当时的实力并不见得有多么强大，比如财政收入就比不上清政府，远不如中国有钱，但是他们上下一心，长期准备，一心一意与中国为敌，勒紧裤带扩军备战，从而一举击败中国，并由此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命运。抛开感情的因素，不得不承认武士道有其独到之处，起码它很好地解决了聚集国力这个问题，从吉田松阴到宗方小太郎，从津田三藏到小山丰太郎，不能否认武士道的强大与可怕。

而当时的清政府恰恰缺的就是这种东西。我们需要的是邓世昌和左宝贵那样的豪气，虽蹈死而不顾，虽赴难而不惧。我们也需要商鞅和晁错那样的霸气和铁血，苟利国家强与富，岂计个人生与死。我们需要的是龙的精神，刚健自强，纵横九天之上，咆哮万里之外。这种精神其实一直没有离我们远去，我们所要做的，只是重新拾起，放人心中。

而这些，显然不是单靠改变体制就能万事大吉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强大的内心，就不会真正的强大；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民族精神的强健，正是决胜之道的关键。

纵观始终，与其说甲午战争是日本打败了我们，还不如说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与其说北洋舰队败于联合舰队，还不如说北洋舰队是败于自己之手。

武器可以进口，士气却只能自铸；技术可以进口，精神却只能自炼。士气和精神，来自于每个国民对历史真切的追忆和拷问，来自对细节和真相严肃的探寻和反思，来自我们对未来审慎的关切和思考，更来自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是在岛争依旧、军备竞赛如故的今天，重温甲午，打捞教训，仍有重大而独特的价值。正如李鸿章在绝命诗中所说：“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说重大，是因为无法估量；说独特，是因为无法复制。

历史不能重演，警钟必须长鸣，有些往事不可淡忘，有些历史必须牢记，因为我们伤不起。但愿再过120年，再过两个甲午年，依然波平海晏，天下太平。

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

——钱穆《国史大纲》

历史就像一出戏，一出由少数几个关键演员领衔的戏，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参与，他们都已注定成为巾心人物。并且。历史必有其意义。否则一切的存在都将成为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题……

——【美】查尔斯·卡尔顿·科芬《自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