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涛编著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书，围绕梁思成民族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探讨其起源和进化问题，并将中国建筑在1949～1959年间的发展过程重新梳理，总结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全面、深刻解读“梁陈方案”。全书以全新视角呈现梁思成和他所处时代之间的联手、摩擦和错位，重现更丰富、复杂的人物与时代。

这是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梁思成。他在1931到1948年间，回应激荡世界的现代建筑潮流，和同仁们通过建筑史的调研和写作，构筑起“中国建筑”体系，并积极思考该体系向中国现代建筑转换的可能。而在1949到1959年间，他深陷新中国政治运动的漩涡。为跟上形势，他频繁进行自我否定和改造，有时也将批判矛头指向同道。他的思想历程充满急剧的扭转、中断和切换，到最后彻底迷失。他构筑起的“中国建筑”体系也在任意化的政治潮流冲击下分崩离析。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精）》以大量新史料追溯梁思成的心路历程，探讨中国现当代建筑发展与政权更迭和政治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那段历史远没有结束：政治任意化导致的建筑任意化，仍然主导着今天中国的空间图景。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精）》由朱涛编著。

前 言

第一篇　中国建筑：史学的构筑

第一章　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找东西,还是填充体系?

第二章　强梁无畏

第一篇 总结 梁的史学

第二篇　新中国建筑运动与梁思成的思想改造

第三章　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第四章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

第五章　大屋顶检讨

第六章　从争鸣到反右

第三篇　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

第七章　想象城市与制度

第八章　“梁陈方案”：两部国都史的总结与终结

第二、三篇总结　十年，今天

注释

附录　章节概要

致谢

第一章

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找东西，还是填充体系？

（1931—1946年）

梁思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是我们熟知的。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梁思成在政治上相信，一个统一和强大的民族，国家是其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在文化方面，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相信它有复兴的潜力。这两种信念紧密交织在一起，推动着梁思成一生的建筑事业。在1931－－1946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集中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他们努力想通过“中国入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证明中国古典建筑与希腊、罗马和哥特式等建筑体系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高的文化品质，是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那个时期的梁思成还认为，中国传统木建筑框架体系与20世纪在西方崛起，并在世界迅速传播的现代建筑，在原理上有共通之处，因而它有向现代转化的可能——这构成他当时研究中围建筑史的动力之一。

但要深入读解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史学，仅仅重复他的民族主义信念、动机、动力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探讨：他是如何做的，即他的建筑史学思想源于何处，是如何构筑起来的，他采用了怎样的史学方法论，等等。由此，本章尝试：将梁思成的民族主义史学放在1900—1930年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背景中，考察两者间的关系；考察梁思成的建筑史写作中，理论构筑与实证调查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更贴近的读解方式，考察梁思成及其同仁的建筑史研究中蕴含的丰富性和矛盾性，而不是一味强调其系统性。一、从观念到方法

20世纪中国史学革新的首要特征就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正是其中的领军人物。1902年，在《新史学》的开篇，梁启超这样论述史学与民族主义的紧密关系：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梁启超这种史学促进民族主义的信念，与19世纪晚期从西方传人中国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密切相联。历史进化论源于18世纪晚期德国思想家发展出来的“历史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演化的过程；永恒不变的理想和法则是不存在的，人们只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语境中，通过考察过去，来明察现在和预测未来。到19世纪中晚期，历史主义又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进化论史观，该史观在总体上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单向、线性，由低到高，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在具体论述时，它往往以民族一国家为基本单位，衡量各单位的先进或落后，提倡相互竞争与适者生存。对梁启超，以及很多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家来说，这种学说极有吸引力，因为它既能解释世界局势的变迁、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没落，也能成为他们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力图促进中国再次复兴的理论基础。一‘进化”成为梁启超“新史学”中的关键词。他在《新史学》第二篇“史学之界说”中，以三个层层递进的定义来说明他的史学“新”之所在：史学是“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换句话说，梁启超“新史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叙述，把人和社会进化的道理讲出来。在第三篇“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中，梁启超再次强调历史进化和人种进化的直接联系：“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梁启超进一步说，在各人种中，那些“非历史的”，即不会总结自己历史的人种，就只能被其他“有历史”的人种排挤。总之，梁启超深信，在民族一国家的进化过程中，史学的发达起着巨大推动作用。此时，梁启超推广的主要是进化史观，尚未将进化论发展到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P3－5

我的阶级出身、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给我种下了两种主要思想根源。一种是我父亲（梁启超）的保守改良主义思想和热烈尊崇本国旧传统的思想。一种是进了清华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发展到回国后仍随着美国“文化思潮”起落的崇美、亲美的思想。

这段文字来自梁思成先生在1951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检查《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我在2009年第一次读到他这篇检讨时，心中产生了一种幻灭感。我一直有的印象是梁思成在1955年因“复古主义”受批判，又在“文革”中备受迫害。但我完全不知道，在建国伊始，梁思成在忙着参与北京各种城建工作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思想批判，写一份又一份的思想检讨了。建筑史研究对此几乎只字不提，《梁思成全集》更没有收录这些材料。

我下决心要探究这段历史。在过去三年中，我通过各种渠道，陆续搜集到一批梁思成在1949—1959年写的思想检讨。同时，我也阅读大量史料，试图了解1950年代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想运动，以及它们对新中国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影响。

渐渐地，我开始看到两条线索：梁思成的系列检讨与“新中国建筑运动”之间的关系。如果说1920年代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建筑师宣言推动的，我认为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是靠一篇篇建筑师的检讨展开的。在众多建筑师的检讨中，梁思成，这个“新中国建筑运动”的中心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

我于是制定了一个写作计划：从分析梁思成的一系列思想检讨入手，将中国建筑在19491959年的发展过程梳理一遍。显然，这段历史非常沉重，揭开它时，令我，也会令很多人感到震惊、痛苦；但若回避它，我认为是一种罪恶，因为这等于是我们后人对那段复杂的历史、对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以沉重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一概加以唾弃。2011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想通过这个写作，通过读解这段被尘封了的历史，来纪念他。2011年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社会各界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日子，反思中国一个世纪来追求现代化的艰辛历程。我也想以几篇读解梁思成的文章，作为一份小小的个人礼物，献给这个庄严的历史时刻。

但在2011年初，当我自觉资料搜集充分，开始写作时，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每每涉及他一篇篇检讨中对自己在1949年前“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时，我都得回过头去分析他以前的思想和作品。我频频回头，细读他以前的写作和各种相关材料，才意识到，自己对1949年前的梁思成的了解又是多么肤浅。同时我也发现，原以为1949年前的梁思成已经被众多学者研究得很透彻了，但其实还存在着很多空白，甚至谬见。于是，我调整计划，先在2011年内，用两篇文章，把梁思成在1931—1946年做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梳理一下：第一章集中探讨他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和方法论，第二章探讨他受到的西方和日本现代建筑史学的影响。然后，我就可以集中用下面几章写1949—1959年的梁思成了。

没想到，接下来越写越细，越写越长。断断续续花了两年时间，直拖到2013年秋季，一共又写出六章，我才感到算是对建国十年间的梁思成有了比较完整的考察。我意识到，只有耐心地扎到繁复的史料细节中，将考察还原到逐年甚至逐月逐日，才能精确捕捉当时历史风云的急剧变幻，也才能逐一击破众多后人对于梁思成想当然的空论和以讹传讹的谬见，最终可望深刻理解当年梁思成的心路历程，以及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与那个时代的关系。

多年来，对梁思成的读解流于空洞的缅怀和颂扬，而鲜有将他的思想、作品纳入特定历史语境中，贴近而又动态地分析。我期待自己三年来的工作，能将铁板一块的梁思成研究敲开一些孔洞，往里注入些历史反思的生命力。我也敬请读者指正我的错误。

2013年11月，香港

掩映在本书的诸多材料与讨论背后的是两种愿望：在那段被概念性的史学遮盖的建筑史中，是否用另一种乌托邦宣告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死亡；通过围绕一个学者个人的大量细节史料，通过其心志演变的真相拼图来呈现在个人层面上“中国传统建筑”的终结，以及梁思成个人，如何最终成为捍卫这一传统的寓言主角。这本书的特殊意味在于，一段几乎无法再写的历史是如何可以从细节入手去重述的。

——王澍

“看似明了的事情从来与事实不符。”面对一段几成定论的历史和一对传奇偶像，朱涛以令人钦佩的学术勇气和令人感动的治学真挚，试图在浮泛风行的时代中艰难地说出真实。这本书可能冒犯你的情感，可能使你愤慨，可能使你痛苦，甚至可能使你虚无……但确实值得一读。好书！

——刘家琨

梁思成的幽灵在北京城上空飘荡……

朱涛写我与我的时代这样的书与论文应该受到肯定，这是必须要做的事的第一步，比起那些空洞的缅怀和颂扬有意义得多了。这是中国建筑与城市的专业者走出自己的路的必要一步，这是实践上的必要一步，也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必要一步。

然而，作为一位在改革开放之后留学美国哥大的年轻一代的现代主义的建筑史学家，朱涛始终不懂我的心，不懂我的自我批判的用心。1950年代政治风向下的那些专业者当然也不懂我的自我批判的用心之处啊，虽然，我自己也并不满意自身在用心之外的实践表现。

在实践上的表现我自己确实也不满意，但是，你们无缘理解我可是真正有意愿要摆脱资产阶级的现代史学的史观与史学方法，有意图要摆脱五四之后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偏见，有意图要超越西方现代建筑的形式主义建构。这是我的未竟之业。

你们不理解我对政治与专业结合的真诚赤子之心，可是也不要从你们现在的语境与世界观中曲解了我的用心吧？可惜林徽因早一步离我而去，不然，她总是能捷足先登的。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幽灵在北京城上空飘荡……

——夏铸九

作为一位优秀的历史与理论学者，朱涛在他的研究中，成功地将梁先生及其建筑学术研究置于中国近代跌宕起伏的政治与学术社会背景之中，有比较分析地将梁先生的学术进程与社会背景丝丝相扣地联系在一起。从朱涛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立体的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学术成就，在我看来，这是今天能够看到的梁思成研究中最为脱离“宏大叙事”的成果，事实上也是我所期望的。

——赵辰

直到今天，梁思成都还是一般中国人最熟悉的建筑师。无论是他早年和林徽因一起做的古建筑调查，还是他后来提出的京城改造方案，都使他获得了一个不寻常的偶像地位。然而，在这本考证详实、析论精密的著作里头，我们却读到了一个令人痛苦却又清醒的偶像之黄昏。朱涛的目的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我们对一位偶像的崇拜；相反地，他把梁思成放回他的历史处境之中，让我们看见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局限，看见了他们的挣扎和痛苦；这恐怕才是对梁思成的最大尊重。在这个意义底下，我觉得梁思成仍然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命运就是整代人集体命运的缩影。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