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音乐家贝拉·巴托克因为公开反对纳粹而遭到迫害，被迫逃亡美国。我们遇见的正是1940年的一天，逃难途中，在法国南部的巴托克。敌人已经追上了他……《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作者：谢尔·埃斯普马克)通过蒙太奇式的写作手法描写了逃亡途中，在餐馆就餐时，巴托克举杯的一瞬间，联想到的许多事件和场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音乐家贝拉·巴托克因为公开反对纳粹而遭到迫害，被迫逃亡美国。我们遇见的正是1940年的一天，逃难途中，在法国南部的巴托克。敌人已经追上了他……

《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是谢尔·埃斯普马克于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之外的中篇小说作品。颇具镜头感和画面感的语言叙事让读者仿佛置身一部情节紧凑的电影之中。沿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也让这部小说充满独特的艺术风格。

《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

当巴托克正举杯祝酒，他意识到，敌人已追上了他。他的手僵住了，即便是手指也能明白这关系到他的性命。还有她的!他朝妻子那边倾过身子，遇到她毫无疑虑的眼神。显然，她一点儿也没意识到那停在广场另一边的，刹车时过于急促，以致轮胎和地面摩擦出一阵咆哮的黑色汽车。那越过摇下一半的车窗监视他的人，巴托克对他们的身份毫不怀疑。

他们的逃亡就要终止在这尼姆吗，离边界这么近?他的肚子痉挛。他将毫无疑问地被送回去，那样的话，等着他的会是集中营吗?

对戈培尔的抗议当然是不可原谅的。

他试图用余光观察追踪他的人，而不是把头转过去朝着他们的方向。他是否该把交错地搁在盘中鱼骨架上的刀叉重新拿起来，假装再吃上那么一星半点，表示他漠不关心?不行，僵硬的手不听话。

视野所及，他看见方向盘后头的男人点了支烟，点烟的同时也没把眼睛离开他。这男人和坐在他身旁的人，看来在盘算着什么计划，他们将帽子压住前额，似乎这样就不会被看见了。一定是法国人，法国的这一地区当然是未被占领的，还没有。但这是个被羞辱了的法国的残余，让得胜者的推进正当化：毫无疑问，这里的人是贫血的、退化了的一族，不值得提及自己光荣的过去。车里的法国人自然是些个同路人，为那日益残酷的国家卖力，“无意义”中自愿的一部分。脸上已明显沾上狼的特征。

给巴托克夫妇服务的老板娘，每端上一道小菜都叹口气，烦躁得很。她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没定量供应卡吗?老天，你们到底是打哪儿冒出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人在挨饿吗?法国，il ya la disette，要两张券才好呼吸，要三张才可以看得见。

他知道。在这越来越“无意义”的大陆上，在任何地方他自然都是在家里，每条街都是手上孤独的掌纹。

车里的男人们在和他玩一场残酷的游戏。其中一个冷笑着的，抬起手枪，快速上膛，然后，打开门，一只脚坚决地踩在街上，但他停留在那个位置。

他们可以玩弄他的恐惧，不必觉察顺着他的脊椎的颤抖，不必困扰于他太阳穴那里冒出的汗。这1940年10月晚间的任务，让他们例行公事地分裂成两部分——一是“任务”这概念，一是残暴的细节。他们将其“举措”自由于一切尴尬的确定性。他们触摸的一切都成为抽象的。这里的这个人不是来自布达佩斯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他的音调语言在普斯扎的村庄中并没有扩展着范围。他是个没内涵的数字，边上有标记：自愿为非雅利安人。他的抗议，那最终指向戈培尔的，关于他未被列入杜塞尔多夫的“颓废音乐”展览中的抗议，自然打着犹太人的标签，一个自愿的犹太人!人没法比这更接近于自杀了。

巴托克的关节在疼痛——是关节炎又发作了吗?不．这一次，它更像是种感觉，感到拉过骨头的虎钳的威胁。是他的手有危险吗，他想起非洲旅行中的一个画面，那次跟随他的两个女人不得不背负那些重重的行李。他的手当然要保护——钢琴家的手。那灰色的，带着肉食动物的知觉，嗅着每一个薄弱点——他的手，当然。他听说过手指在虎钳里慢慢、慢慢地被夹紧，直到开始被喀嚓夹碎。喂，现在是该开口的时候了吧?在这一密谋中总该有另一些人，另一些自愿的“颓废者”。六年前，在斯德哥尔摩的音乐会上，他把自己唤做“文化布尔什维克”，这可没逃过情报部门的注意；他是贝拉·库恩②所幸短暂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代音乐委员会的成员，这自然也没逃过。难道这会是个非政治的位置?哼!巴托克以为他们会是幼稚的吗?

是这个时候，他觉察到他们的恐惧。他听见车里男人们加快了的脉搏，感觉到冷却了的汗水的气味。从他自己的手上感觉到那些拳头里的不安，把手枪从左移到右，又移到左。

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害怕，这两个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的“无意义”的参加者?他的音乐真能对这压倒性的力量造成威胁吗?在这种情形下……

思绪被一个遥远国度的愤怒的信号打断。他有种感觉，那是来自斯洛伐克——那片土地，是他找到的最富于民歌的地方。也许是来自那小村子，有座很小很小的教堂，但连一家酒馆都找不到，在那个村子，他得在谷仓里录制农人的民歌，其后，裤管里带着谷粒回自己的屋。那小小谷仓里的人有三十个吧?总之，空气变得那么浓厚，他简直可以用手指去揉捏它。那是怎样的一种亲密感觉，在那采歌过程中产生的!假如现在是这些人在寻找他，让他们焦虑的到底是什么呢?他竖起耳朵倾听。P1-4

单独的一个人能抵抗强权吗?贝拉·巴托克①相信可以。和遭受希特勒纳粹政权迫害的犹太艺术家团结在一起，他要求给算作“自愿的犹太人”。他也要求自己的音乐被称为“颓废的”，这是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不可饶恕的挑战。可巴托克坚信他的孤独抵抗里的力量，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在这本书里，我们遇见的是1940年的一天，往美国逃难的途中，在法国南部的巴托克。

巴托克也相信音乐是对抗那压倒性强权的真正威胁。“几个四重奏的节拍果真能站在坦克行进的路上吗?”他问自己。他自答：一个站在官僚和军事控制之外的艺术是构成对强权的明确威胁的自由个体。并且，在音乐中，这孤僻的作曲家跟随了自己的道路，朝向那给他后来的作品烙下特点的简单、明确和空间。

从这本凝练的书里，我读出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双重肖像。从巴托克的图像里，我觉得能看到谢尔·埃斯普马克——我丈夫——加上了从自己的个性和艺术喜好中拉出的重要特征。比如说，他让巴托克有了惊人的听力。这使巴托克在他的录音旅途中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遇见那些农民，感知他们给他的音乐里的精细味道。然后，他为这音乐获得公正的评价而奋斗，“带着爱和尊重”，将其纳入自己的作品。

以同样的方式，谢尔接近了那些他在自己作品中描绘的人物。个人的特写镜头是他大量作品中的关键线条。贝拉·巴托克和谢尔的系列小说《失忆》中的七个主人公在一起。同样也和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那些出现在谢尔的《黑银河》或《狼时间》里的人物在一起。巴托克的肖像基于详尽的资料而塑造。却因为对音乐家思想和情感的侦听而有了生命和深度。这肖像打上了谢尔对自己热爱的音乐的作曲家的同情的印记。

我也以为，巴托克对权力的“无意义的抽象”的批评——那剥夺人的个性的——和谢尔有时对当下瑞典官僚主义者的批评有关。当个人的命运和私人的灾难减化为权力设备可操作的符号和数字时会发生什么呢?巴托克在书的最后对自己的审讯，我当然能认出来!“他对他的生命做了些什么?”他问他自己。以同样的方式，谢尔在两本新近的作品中审视了自己的潜在动机，《记忆说谎》及《狼时间》。在那里，他拨开了所有的浮渣——那遮盖了最下面的真实的——一个简单的木板，最终可以站立。

同样地，我也看到，巴托克追求的形式的严格也对应着谢尔自己的风格理念。他的小说从来都不长。故事集中于那最精华的。多余的字眼和短语全部削去。这让文字绷紧，有时这是费力的。同时，多读上几回，每读一回，都能获得新发现。

也许秘密就在于，那宽大和包容的想像力打开了存在而未想到的生活层面——巴托克是，谢尔·埃斯普马克也是。在这本书里有一个作家自己体验的，却让巴托克接管的一个清晰的印象。一次他睡在一间古老的农舍。入夜，他的屋子里闹起鬼来。充满了各种声音：哀号、唠叨、窃笑、警告和争吵。他发现，声音来自壁炉里薄薄的风门。主人拒绝了他理性的解释。自然，他得到了个教训。也许那风门，是帮助死去的和幸存者找到联系的装置。他自己不就是让逝去的站在我们面前的工具吗?

谢尔·埃斯普马克的生活和写作的座右铭是“]argesse”——一个法语表达，指对不同的性、民族、社会阶级和年龄的广泛慷慨。在贝拉·巴托克的肖像中，他让作曲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征服势力的语言是区别，他的是架接桥梁、兄弟情、感性的直观性。”

是去年早春的一个夜间，陈文芬女士打通了我的电话。电话的那一头，她和马悦然教授(Goran Malmqvist)问我，是否有兴趣翻译谢尔·埃斯普马克(Kiell Espmark)先生的作品。我有些犹豫，一来我不想让手头的书写计划停顿。二来，对埃斯普马克先生，我读过这位名教授精彩的学术论著，还引用过，但对其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的文学作品缺乏了解。马先生夫妇随即寄来多本他们收藏的埃斯普马克先生的作品。马先生说，其中的《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一书距作者的心特别近，是部小说，但他也乐于将之看作精巧的散文诗。隔了一日，马先生又说，还是得由译者自选文本。给我的唯一建议是，假如决定译诗，最好回避选录，以翻译某一整本为好，因为埃斯普马克先生的诗集，全集往往有综合考量，篇章间有密切联系。最终我选了写巴托克的这部小说。我尊重和作者本人特别熟悉、曾将其诗歌译成英文的马悦然先生的判断。也因为，马先生提及，埃斯普马克先生特别喜欢小说《格拉斯医生》，我从《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55一书中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埃斯普马克的书在中国，先有李之义先生翻译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再有李笠先生翻译的诗歌集《黑银河》．去年开始，更有万之先生翻译的小说《失忆的年代》，七部曲现已出到第二部，《失忆》和《误解》。中国读者对埃斯普马克的文字应该说已不那么陌生，并有自己的体会和判断了。加之这部关于作曲家贝拉·巴托克的小说的中译本，附有作家夫人、学者Monica Laurizen(莫尼卡·劳瑞琛)女士颇具独特视点的解说，对作品的文学风格，我就不赘述了。  在翻译过程中，埃斯普马克先生一直十分亲切地袁示，欢迎一切的提问，没有比译者更细致地琢磨每个字眼的了。马悦然先生更是始终对中文版的面世十分关心。我每翻译几章就将译文发给他审阅，百忙中的马先生都在第一时间回复。我等于是做了一个课堂编制外的学生。从中，我深切体会到一个语言学家、老翻译家的严谨和对文字的巨大热爱。假如必要，他绝不会放过对一个标点、一个语气词的推敲。他是严格的，目光锐利的，但从来都不吝赞许，对要推敲的地方总是特别亲切地说．这只是个建议。这些让自以为已提了十分小心的我，既惭愧又深感幸福。‘我也领略到一个老翻译家对翻译工作由爱而生的骄傲和责任，这让本无意于文学翻译的我，对这份“活计”有了新的认识，甚至新的激情。

最后，还是感谢。感谢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我极大帮助的Niklas Nilsson先生。感谢瑞典艺术委员会(Swedish Arts Council)提供翻译资助。感谢上海世纪文-睿出版公司总编辑、著名出版人邵敏先生，副总编辑、作家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林岚女士对瑞典文学的一贯支持。感谢陈文芬女士、陈安娜女士、李玉瑶女士、JohannaSvensson女士、万之先生、张小强先生、李皖先生、StigMartinsson先生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