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探索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社会中那种充满矛盾的前景，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科学文化及其恐怖的衰落，以及二战后的迅速恢复和两德统一后面临的国内外矛盾。作者巧妙地将历史与传记结合在一起，描述了许多著名的犹太科学家和政治家，如埃尔利希、普朗克、爱因斯坦、哈伯、魏茨曼、拉特瑙等人的曲折人生。其中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关系是一条主线，作者弗里茨·斯特恩着重描写了爱因斯坦和哈伯在急剧变化的德国世界中的人生命运。

无论从哪方面讲，1900年前后的德国，都是一个欧洲强国。得益于两者——犹太人的解放运动以及始终存在的对犹太人的偏见——之间的张力，许多德国犹太人脱颖而出，成为社会上令人瞩目的人物。斯特恩在这本《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中探索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社会中种种充满矛盾的情景，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科学与文化极其恐怖的衰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恢复，以及两德重新统一后面临的国内外矛盾。斯特恩巧妙地将历史与传记结合在一起，别出心裁地描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如埃尔利希、普朗克、爱因斯坦、哈伯)与德国文化之间纠缠不清的一生，以及一些政治人物(如拉特瑙、魏茨曼)曲折的人生道路。其中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关系成为一条主线。《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第三章是全书的重头戏，也是分量最重的一章。作者采取比较手法，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爱因斯坦与哈伯这两位完全不同类型的犹太天才在急剧变化的德国世界中的命运。作者弗里茨·斯特恩对备受争议的哈伯尤其充满了同情。

对本书的评价

内容提要

作者简介

致谢

作者附识

中文版前言

导言

第一篇 德意志生活的期望

第一章 埃尔利希：近代化学疗法的奠基人

第二章 普朗克及其时代的灾难

第三章 合与分：哈伯与爱因斯坦

第四章 拉特瑙与现代社会图景

第二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恐怖

第五章 历史学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私人经历和公众说明

第六章 魏茨曼和自由民族主义

第七章 自由及其不满：新德国的阵痛

第八章 被扭曲的历史：戈尔德哈根争论

第九章 失去的祖国：德波和解

注释

译后记

普朗克的科学精神气质也决定了他对人评价的标准。在他眼中，聪明和正派(decency)是决定性的条件。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他从不以种族和宗教信仰作为标准。尽管他对允许女孩上大学感到怀疑，但仍然在1912年任命迈特纳作为他的助手，这是普朗克对她的创造性天赋的承认。

同时，他也认为与外国同行保持稳定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获得国外科学院的院士称号使他感到高兴。美国在全球科学界中占有重要地位。1909年，普朗克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为“相对性原理进行宣传”。此前不久，埃尔利希也曾做客哥伦比亚大学。事实上，很多其他的德国科学家也曾造访过这个同样富有活力、快速发展的伟大国家。很多年轻的美国人也来到德国。哈那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曾说：“在文明国家中，对我们而言，美国是地理上距离我们最远的国家，但是在知识上和精神上，却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和最相似的。”他的这段话大致是不差的。世纪之末我们回首世纪初的这种评价，它还同样正确吗？

假如政治一历史世界能够保持一种确定的连续性，普朗克的一生可能早几十年就决定了。关于人生那不可言传的假定本质上并未受到挑战。在科学中，他是一位不情愿的革命者，作为一位公民，他忠于国家和君主，他的基本观念是保守的。对于普朗克那个时候是否曾思考过政治，我感到怀疑。就如同当时的很多教授一样，他大概认为自己是与政治无关的(unpolitical)，是超越党派冲突的。但是这样一种非政治的姿态却产生了政治结果——当时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普朗克也许并不理解拉德勃鲁赫(Gustav Radbralch)——魏玛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法理学家——的观察：“非党派”只是独裁政府“存在式的谎言”(existential lie)。普朗克的使命是科学，是以互惠利益和稳定张力与国家紧密联结在一起的。

普朗克熟悉而稳定的生活世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打碎了。一开始，爱国主义规定了政治的必然态度，但是怀疑、恐惧和新的责任随之而来。这时，他必须面对政治。他的声音在公众中出现了，而且在各个委员会忙碌的活动中，政治争论也变得不可避免了。

一次偶然事件迫使普朗克立即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态度。1914年8月3日，他被安排在大学传统的创立者日纪念庆典上演讲，他以评论这一天的重大事件展开了自己的学术演讲：“我们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感觉到，我们的人民将几乎马上会面对某些重大和恐怖的事情，我们的家园和生命，还有祖国的荣誉，甚或祖国的存亡都将岌岌可危。但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式下，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和感受到国家所有的精神和物质力量都被融合在一起，在神圣的愤怒之火中一发冲天。”

普朗克的演讲是1914年精神的一个最初的自然表达，是大战刚爆发时产生的一种狂热，同时也注入了在这一时刻可以理解的悲悯。对普朗克而言，这是内心情感和精神的直接爆发。在整个战争期间，他的所有公开演说都流露出这样一种悲悯，只在私下才流露出他的疑虑和哀伤。

1914年8月，这种崇高的团结和乐于准备牺牲的感情进发揭开了一场政治戏剧的序幕。尤其是在学术界和上流阶层，那些最初认为自己是非政治或不关心政治的人，现在都认为自己必须担当政治上的爱国领袖，正如盟国中的学者们所做的那样，他们中的很多人深深地陷入了狂躁的沙文主义之中，相当多的人发出了令人心烦的非理性之声。人们一下子明白：政治将会形成和主宰个人的生活。但是这场带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无处不在的沙文主义的战争成了一本可怜的政治教育的入门书。

几天前或几周前还在被全世界广泛称颂的那些伟大的德国科学家，当他们听到对德国的尖锐指责时，决定开始反击。其结果便是“九十三人宣言”的出笼，这个宣言否认了德国对战争爆发所应承担的责任，为打破比利时的中立而辩护，将人们指控德军犯下的残暴罪行说成是凭空捏造，还辩称德军的军事主义同德国文化是一致的。普朗克和哈那克、哈伯和埃尔利希等其他重要人物签署了这项声明。这一举措在国外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在后来的时间里，它一直成为敌方手中的道德把柄。

普朗克经历了战争的可怕狂潮，慢慢地，在他的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产生了某种裂痕。他的演讲仍然保持着尖锐的语气，但是其真正的目的是想缓和各方面的仇恨。因此他仍与战前欧洲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莱顿的洛伦兹(Hendrick Antoon Lorentz)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努力让洛伦兹相信：自己和哈那克虽然签署了“九十三人宣言”，但是直到它公布之后，他们才知道具体内容，而声明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对的，关于战争责任的最终判断尚需时日。在普鲁士科学院内部，他成功地阻止了将协约国的成员开除出去的举措。P35-37

当全世界都在庆祝“爱因斯坦年”(Einstein-Year)，庆祝他为科学作出突出贡献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翻译出版一本关于爱因斯坦及其德国背景的书是多么恰逢其时啊！我由衷地感谢译者，正是从他给我提出的一些我从未想到的问题中，我能够得知，他是多么认真地从事着这项任务。

我有幸在1981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客人访问过中国，并在许多大学和城市进行过演讲。那时人们对德国历史的兴趣就非常大——现在也许会更大。在爱因斯坦所处的时代，德国发展得极不平衡：从经济角度看，德国是一个主要的世界强国，有望在欧洲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在科学上也是如此，但是由于不能对一个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它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由于国内矛盾的困扰，德意志帝国执行了草率的对外政策，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从爱因斯坦身上可以看到德国好坏两个方面——伟大的科学建制(在全世界可能也是首屈一指)以及政治上的落后——所造成的影响。终其一生，他都在与后者进行不懈的抗争。他痛恨经济上的不平等、军国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胁迫，他认识到学术和政治上的进步有赖于言论上的自由，因此他充满激情地捍卫人权。希特勒政权将他视为主要敌人，他被迫流亡他乡，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几年是在美国度过的。即使在美国，他对任何形式的胁迫也同样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

如果爱因斯坦的思想和希望能够给正处于经济急速增长的中国以任何启示，让她的公民有机会生活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中，以实现自己孜孜以求的梦想，那将是对爱因斯坦最大的纪念。在这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得到繁荣，而且中国在21世纪的伟大希望也将能够实现。

弗里茨·斯特恩

先说说本书的名字。英文名为Einstein's German World，直译成中文为《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本书并不只是讲爱因斯坦所处的德国世界，还涉及许多其他与德国近现代史相关的内容。不过与爱因斯坦有关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爱因斯坦来做标题也算勉强。

现在的中译本取名《爱因斯坦恩怨史》。爱因斯坦有过个人恩怨吗？诚然，由于与物理老师韦伯关系不好，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未能留校。这件事对爱因斯坦影响甚大，但离恩怨却相距甚远。盖恩怨史涉及恩怨双方至少两次以上或恩或怨的“往来”。在爱因斯坦的案例中，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双向过程。年轻时的心直口快和直言不讳或许无意中得罪过一些人，但构不成爱因斯坦的“恩怨”。对他来说，最大的“个人恩怨”或许是与大学同学、科学恋人、第一位妻子米列娃之间的。但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在这个意义上，谁又没有一部恩怨史？

从集体层面上看，爱因斯坦与德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是否能用“恩怨”来概括，也是值得探讨的。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无疑受到了德国文化的熏陶。歌德、康德、叔本华等人都对他的思想产生过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一位知名的犹太人与天生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在德国成为反犹主义者嫉恨的对象，他受到过公开的攻击甚至死亡的威胁。希特勒上台后，他被迫离开德国。在纳粹德国杀害了600万犹太人后，他曾说过自己再也不会原谅德国人。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新政府的去纳粹化工作也算成功，但爱因斯坦还是保持着与德国的距离。在他看来，除了极少数人(如劳厄)外，德国知识分子中能真正反省的人实在太少了，这或许是德意志民族的悲哀。但即使是像劳厄这样不畏强暴、刚正不阿的老朋友，也很难设身处地地去体验被迫害者和被驱逐者的处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爱因斯坦拒绝重新加入德国的任何学术组织，劳厄因此抱怨爱因斯坦“记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爱因斯坦对德国的拒绝态度有所缓解。1950年，爱因斯坦回应柏林一所文理中学学生的请求，同意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中学。这或许是一种象征：鼓励年轻一代高于一切。

所谓“恩怨”主要是从“仅仅是个人的”层面来谈的。无论是个人恩怨，还是集体恩怨，表面上与爱因斯坦似乎都关系不大。科学是爱因斯坦的主要献身对象，他的“个人的敌人恐怕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他们构不成爱因斯坦的敌人。

必须指出的是，出版社为本书所起的副标题“德国科学的兴衰”倒有画龙点睛之妙。事实上，作者在这里更多地谈论的是整个德国的兴衰，当然也包括了德国科学的兴衰。

今年3月初，我在柏林见到了本书作者。尽管我们之间电子邮件往来已有多年，但交谈之后，感受还是不一样。刚一见面，他就感谢我在翻译方面下的功夫。说他到处跟人讲，“我的中国译者是唯一发现我书中错误的人。”他的书被译成多种文字，但几乎没有人谈他的书中存在的问题。我多少有点得意地回应：事实上，当代许多大家的书都被我挑过错，权威的爱因斯坦研究专家的大作也不例外。我们轻松地交谈，涉及了方方面面：大到如何研究历史，尤其是如何处理个人经历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小到他的祖父如何成为当地的英雄，他20多年前在中国的有趣见闻。

可翻译工作实际上远没有这么轻松。必须承认，我在翻译过程中更多的时候感到的是力不从心。每到具体问题，就得停下来，或查找相关资料或请教朋友。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语言的身后是文化背景。没有文化背景，语言就失去了意义。更重要的是，作者恢弘的历史意识，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在字里行间或隐或现。这与只关注具体史料的做法有着云泥之别。我现在能体会出作者为什么一定要用“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来做标题了。  作者经常在书中提到一些历史事件，或用之来做比喻，其目的是想构架一种宏观的历史图景，让读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更深的理解。拿本书第117页中的一段话为例。“难道只有迦太基式的和平才能让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吗？”本来我是想在当页加脚注说明的，但考虑到篇幅，只好作罢。在校对清样时，又动了加注之心，但又担心已确定好的版面改动过多，对出版社不利，多次犹豫之后又作罢。可是想到这样做恐怕是对读者的不负责，还是加在这里吧。

学过世界史的人都知道，古罗马与迦太基(腓尼基人在北非所建的国家)之间从公元3世纪开始为争夺地中海霸权而进行的3次布匿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年至前241年)后，迦太基被打败。之后迦太基的主帅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年至前201年)初期全面反击，他率6万大军出其不意地穿过阿尔卑斯山，入侵罗马，取得辉煌胜利。后来罗马出兵迦太基本土，迦太基战败，丧失全部海外领地，交出舰船，并向罗马支付巨额赔款。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年至前146年)，罗马发起主动进攻，围困迦太基城达3年之久，最后迦太基战败，成为罗马的一个省。

拿这段历史来与2000多年后的两次世界大战相比，尤其是用在《凡尔赛和约》上，可见作者的历史意识。事实上，参加过巴黎和谈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就看出了协约国的过分贪婪的目的。尽管德国早在1918年11月就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协约国迟迟不肯解除对德国的封锁。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用封锁作为手段让德国人屈服，以获得最高限度的赔款。但这样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凯恩斯在1919年写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明确指出，《凡尔赛和约》是不可行的，德国战后的经济实力不可能满足战胜国的贪欲。最后只能导致复仇的兴起。魏玛共和国之所以短命，希特勒之所以能异常兴起，与《凡尔赛和约》不无关系。

无论从哪方面讲，1900年前后的德国，都是一个欧洲强国。法国社会学家阿龙(Raymond Aron)曾说过，在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人相信“20世纪有可能会是德国人的世纪”，但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期许。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让所有的希望化为泡影。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斯特恩的这本论文集试图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他把1871—1914年称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天才时代”，与以歌德、席勒为首的“第一个天才时代”相呼应。在第二个天才时代中，得益于两者——犹太人的解放运动以及始终存在的对犹太人的偏见——之间的张力，许多德国犹太人脱颖而出，成为社会上令人瞩目的人物。斯特恩在这本书中探索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社会中种种充满矛盾的情景，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科学与文化极其恐怖的衰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恢复，以及两德重新统一后面临的国内外矛盾。他巧妙地将历史与传记结合起来，别出心裁地描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如埃尔利希、普朗克、爱因斯坦、哈伯)与德国文化之间纠缠不清的一生，以及一些政治人物(如拉特瑙、魏茨曼)曲折的人生道路。其中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关系成为一条主线。本书第三章是全书的重头戏，也是分量最重的一章。作者采取比较手法，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爱因斯坦与哈伯这两位完全不同类型的犹太天才在急剧变化的德国世界中的命运。作者对备受争议的哈伯尤其充满了同情。

事实上，与德国近现代史相关的问题一直是史学家所关心的话题。德国似乎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国度。一方面，德国是康德、歌德、席勒、赫尔德林、普朗克等众多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的故乡，这些伟人对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德国又将永远与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大屠杀连在一起。对于史学家们来说，这个充满矛盾的综合体永远充满挑战。迄今为止，相互对立的解释还是随处可见。加上意识形态、种族因素的影响，使得问题’复杂化。有把德国问题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有用历史或文化决定论看待问题，把德国的反犹主义一直追溯到了马丁·路德的；对于纳粹时期德国普通民众是否有罪的问题，不同学者的看法就大相径庭。对于前几年在西方炒得沸沸扬扬的“戈尔德哈根论题”(Goldhagen thesis)，本书作者就充满了不屑。作为一位被纳粹德国驱逐的犹太人，一个失去了“家园”及归属感的人，斯特恩教授并没有沉浸在诉诸感性的对纳粹罪行的控诉中；恰恰相反，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作者对德国文化的挚爱。一个曾经那么灿烂、那么辉煌的文化就这样消失了，从此不再出现，这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呢？这种惋惜之情超出了纯粹来自种族方面的感情。对于德国文化未来的命运、德国与邻国关系，作者充满了忧虑。作者更多的是以一位史学家的身份来写作的。与大多数史学家一样，作者并没有多少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与大多数史学家不一样，作者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了解一些德国科学家的“人文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被看成是打破“两种文化”坚冰的自觉的实践者。

一般而言，本书对于那些对国家兴衰感兴趣的读者，都会大有帮助。具体说来，本书是任何对欧洲史，尤其是对德国史感兴趣的读者的必读之物。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对前苏联和前东德的某些分析，带有明显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译者不敢苟同。相信具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我国读者自能加以鉴别。

本书作者弗里茨·斯特恩，1926年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现属波兰的弗罗茨瓦夫)的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移居美国。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63年成为该校历史系教授。此外，他还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西点军校；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慕尼黑大学、弗莱堡大学、美因兹大学、康斯坦茨大学，荷兰莱顿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波兰的华沙大学等短期任教或担当访问学者。1980—198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1992—1996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校属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1997年退休。早在1981年6月，斯特恩教授就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访问过中国。

斯特恩教授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得过无数的奖项、奖金和头衔。如，1977年获特里林图书奖(Lionel Trilling Book Award)、1985年获牛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成为联邦德国“功勋勋章团”(orden Pour le Merite)成员、1997年获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9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获洪堡研究奖、1999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2000年成为谷登堡基金会教授(Johannes Gutenberg-Stiftungsprofessor im Jahr2000)、2002年获汉堡大学施奈尔奖章(Bruno Snell Medal)以及2002年获波兰华沙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87年6月17日应邀在联邦德国议会发表演讲。此外，由于教学出色，他还多次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最佳教师”奖和校友奖。

斯特恩教授除了献身学术外，还热心公益，参与了许多重要学术研究机构或组织的活动。从1984年起，任《爱因斯坦全集》编委会和执委会成员。1978—1992年任《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编委会成员。1981年起任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理事、1983年起任柏林阿斯朋研究所(Aspen institute of Berlin)理事、1994年起任德国国家基金会(Deutsche Nationalstiftung)评议员、1983—1990年任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成员、1993—1994年任美国驻波恩大使馆资深顾问。目前，年近八旬的斯特恩教授还在积极从事各种研究计划和项目。鉴于他在德国史方面的独特贡献，2000年位于华盛顿的德国历史研究所还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斯特恩博士论文奖”(Fritz Stern Dissertation Prize)，以奖励德国史研究方面的优秀博士论文作者。

本书的初译稿由我的学生完成。文亚译第一、二、三、四章大部分内容，徐国强译第五、六、九章，李斌译第七、八章。徐国强校对了第二章的初稿，崔家岭校对了第三章的前部分初稿。我对上述初译稿逐字逐句进行了校订，重译了其中的大部分章节，还翻译了致谢、作者附识、中文版前言、导言、注释、脚注以及初稿中漏译部分。整个过程断断续续费时近两年。从去年9月到年底，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查找文献及修改译稿。

我们的翻译得到过许多友人的帮助。德国科学史研究专家、美国纽约联合学院的马克·瓦克尔教授(Prof.Mark Walker)、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尼德博士(Dr.Ludwig Nieder)、德国柏林马普科学史所的霍夫曼教授(Prof.Dr.Dieter Hoffmann)以及来我所担当竺可桢讲席的纽约城市大学的道本周教授(：Prof.Joseph Dauben)，他们或热心解答我的提问，或积极帮我查找有关资料，在此深表谢意。本书作者斯特恩教授尽管身兼数职，正在同时进行好几个大型研究项目，且已年近八旬，但他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无不以最快的速度回答。尤其让人感动的是，作者改变初衷，在百忙之中为中文版写了序。孙永平帮我翻译了几处拉丁名词，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潘涛、侯慧菊、章静在多方面给予协助，尤其是为了改善翻译质量，容忍我一拖再拖，一改再改，特此一并致谢。

由于本书涉及广泛，尽管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但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敬请读者指正。

方在庆

2003年9月

斯特恩(对于爱因斯坦)的生动描述非常有趣，意义深远。……他是用一个历史学家的智慧和对真理的追求来写作的，对于无论是在极端的还是在日常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人性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他都用心去体会。……在描写德国的兴衰方面，再没有一个人比斯特恩写得更好。

《金融时报》

充满了哀挽之情，分析细致，涉及广泛，斯特恩的书，对复原一个让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人一度钟情的德国原状大有帮助。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给人启迪、引人入胜而又常常令人痛心不已。……斯特恩的著作具有无比的权威，它对一个高贵文化的悲剧性瓦解给出了一种权威的论证。在这个文化中，科学曾经占有优势。

《自然》

一部极佳的、引人注目的论文集。

《外交事务》

写作优雅。……令人着魔。……也许曾在那么一个短暂的时刻，确实有一个属于爱因斯坦的(和哈伯的)德国世界。然后……它变成了希特勒的，而且在那个国度里失去了的东西再也不可能复得了。但那确实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时刻，我们应该感谢斯特恩如此生动地将我们带回到这样的世界。

《华尔街日报》

书中对众多人物的描写，其高超之处并不在于它揭示了专业传记的新特征，而在于它表现出了所描述的人的个人态度，他们与朋友和同事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今日物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