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向中国当代文学奉献的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他在本书中创造了他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舞剧。“我”的家族里的先辈们，爷爷、奶奶、父亲、姑姑等，一方面奋起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发生着让子孙后代相形见拙的传奇般的爱情故事。书中洋溢着莫言独有的丰富饱满的想象力、令人叹服的感觉描写，并以汪洋恣肆之笔全力张扬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堪称当代文学中划时代的史诗精品。

《红高粱家族》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或许是更加真实的角度去诠释那个年代的一些事情，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在惊诧于一件件事情的同时，莫言也让你领略了一下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风采。

《红高粱家族》由莫言编著。

第一章 红高粱

第二章 高粱酒

第三章 狗道

第四章 高粱殡

第五章 奇死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从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了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慢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上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洗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出村之后，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中夹着路边碎草的窸窣声响。雾奇浓，活泼多变。我父亲的脸上，无数密集的小水点凝成大颗粒的水珠，他的一撮头发，粘在头皮上。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我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记忆。

七天之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梁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那时候，余司令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地浸泡成稀泥，使他们拔脚迟缓。腥甜的气味令人窒息，一群前来吃人肉的狗，坐在高梁地里，目光炯炯地盯着父亲和余司令。余司令掏出自来得手枪，甩手一响，两只狗眼灭了；又一甩手，灭了两只狗眼。群狗一哄而散，坐得远远的，呜呜地咆哮着，贪婪地望着死尸。腥甜味愈加强烈，余司令大喊一声：“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他对着那群狗打完了所有的子弹，狗跑得无影无踪。余司令对我父亲说：“走吧，儿子！”一老一小，便迎着月光，向高粱深处走去。那股弥漫着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更加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昧一直伴随着他。

高粱的茎叶在雾中滋滋乱叫，雾中缓慢地流淌着在这块低洼平原上穿行的墨河水明亮的喧哗，一阵强一阵弱，一阵远一阵近。赶上队伍了，父亲的身前身后响着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呼吸。不知谁的枪托撞到另一个谁的枪托上了。不知谁的脚踩破了一个死人的骷髅什么的。父亲前边那个人吭吭地咳嗽起来，这个人的咳嗽声非常熟悉。父亲听到他咳嗽就想起他那两扇一激动就充血的大耳朵。透明单薄布满血管的大耳朵是王文义头上引人注目的器官。他个子很小，一颗大头缩在耸起的双肩中。父亲努力看去，目光刺破浓雾，看到了王文义那颗一边咳一边颠动的大头。父亲想起王文义在演练场上挨打时，那颗大头颠成那般可怜模样。那时他刚参加余司令的队伍，任副官在演练场上对他也对其他队员喊：向右转——，王文义欢欢喜喜地跺着脚，不知转到哪里去了。任副官在他腚上打了一鞭子，他嘴咧开叫一声：孩子他娘！脸上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围在短墙外看光景的孩子们都哈哈大笑。

余司令飞起一脚，踢到王文义的屁股上。

“咳什么？”

“司令……”王文义忍着咳嗽说，“嗓子眼儿发痒……”

“痒也别咳！暴露了目标我要你的脑袋！”

“是，司令。”王文义答应着，又有一阵咳嗽冲口而出。

父亲觉出余司令的手从王文义的后颈皮上松开了，父亲还觉得王文义的脖子上留下两个熟葡萄一样的紫手印，王文义幽蓝色的惊惧不安的眼睛里，飞迸出几点感激与委屈。P3-5

一九八一年十月，在《莲池》双月刊第五期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至今已是三十年。发表处女作后不久的我女儿出生，今秋，女儿的女儿也出生了。尽管往事历历如在眼前，但外孙女粉红的笑脸告诉我，三十年，对一个人来说，是相当漫长的一段时光。

我一起羞于编文集，因为编文集，就如同回头检点超过的道路。走十里八里，可以努着劲儿，保持良好的姿态，做到一步也不歪斜，但走三百里，就任凭是铁打的汉子，也难确保没有一个歪脚印。写几年文章，可以抖擞着精神，保证篇篇都是精品，但写三十年，就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了。因此，编选这种总结性的文集，最大的羞愧就是面对着那些当初草率付梓、如今不堪入目的文本。当然也可以将这类文章剔除出去，但既是阶段性的全集，剔出去又名实不副；当然也可以将不满意的文章大加删改，但如此又有不忠实自己的写作历史之弊。因此，三十年中发表的文字，几能总集到的，还是统统编进来；除了技术方面的错误，其余的尽量保持原貌。以前发动过的，以最后一次定稿为准。

通读旧稿，感慨良多。一万个个日日夜夜，凝固在其中，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能引发美好或痛苦的记忆。实事求是地说，我为年轻时的探索热情和挑战传统的勇气而自豪，同时也为因用力过猛所造成的偏差而遗憾。我本来是能够也应该写得更多更好一些的，但我虚构了许多大好时光，浪费了许多才华，现在后悔也晚矣。

当然也可以说现在觉悟也不晚，毕竟我还能写。我知道已经写了一些什么，因此也就大概地知道还有可能写些什么。

我用台湾一位老作家送我的自来水笔定了上述这些字，笔好，书写便成为一件乐事，接下来的小说，也用这枝笔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