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田汉评传》是教育部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路历程。

董健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田汉评传》内容介绍：传记写作的最高原则是真实。1949年以来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叫人们相信：“立场、观点、方法”高于一切。“文革”当中，我按照党所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过田汉，现在看来，全是鹦鹉学舌般的谎言。“文革”前17年这种谎言也不少。即使在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谎言仍然不可避免。我所说的谎言也是一种奴隶的语言。我并非不要“立场、观点、方法”，而是坚信一条：如果这“立场”叫你与真理对抗，要它做甚！？如果这“观点”叫你把鹿看成马，要它做甚！？如果这“方法”叫你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要它做甚！？30多年来我能小有进步，不就是抛弃、蔑视这多年奉为神圣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结果吗？一起来翻阅《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田汉评传》吧！

第一章 山乡童年（1898-1909）

 一 生在戊戌年

 二 家

 三 私塾里的“小和尚”

 四 栖凤庐·仙姑殿·猎虎故事

 五 孩童的戏剧世界

第二章 在长沙的日子（1910-1916）

 一 “田汉”此名诞生在辛亥年

 二 最初的剧本习作

 三 离乡去国的时候

第三章 访学东瀛（1916-1922）

 一 东渡之初

 二 梅雨情

 三 吞吃“智果”

 四 “智果”之一：民主主义

 五 “智果”之二：社会主义

 六 “智果”之三：浪漫主义与新浪漫主义

 七 人生悲苦与悲剧意识

 八 蔷薇花

 九 三叶草

 十 初奏“梵峨磷”

 十一 “悲哀的洗礼”

 十二 “人生的渊底”何在？

第四章 “南国”时代（1922-1930）

 一 红豆生南国

 二 生死进退之间

 三 左右为难

 四 “银色的梦”

 五 “艺术鱼龙会”与一批新剧作的诞生

 六 穷千苦干的“私学”——南国艺术学院

 七 南国社的流浪演出（之一）

 八 南国社的流浪演出（之二）

 九 南国社的流浪演出（之三）

 十 苦闷与“转向”

 十一 “南国”的尾声

第五章 “转向”之后（1930-1937）

 一 在左翼营垒里

 二 与鲁迅之交

 三 戏剧创作：“田汉味”的变化

 四 打入电影圈

 五 国歌的诞生

 六 政治犯

 七 南京演戏，得罪“左翼”

 八 一切为了迎接抗战

第六章 抗战洪波曲（1937～1945）

 一 抗日炮火的召唤

 二 复活的爱情

 三 穿起将军服的时候

 四 革新旧剧的“江湖老大”（之一）

 五 革新旧剧的“江湖老大”（之二）

 六 寂寞苍凉赋秋声

 七 漓江之滨（之一）

 八 漓江之滨（之二）

 九 漓江之滨（之三）

 十 春城一年

第七章 忧国泪（1945～1948）

 一 国事家事均堪忧

 二 置身民主潮

 三 忧国泪化作《丽人行》

 四 五十大寿

 五 再造“银色的梦”

 六 迈过历史的门槛

第八章 从兴奋到困惑（1949～1961）

 一 “开国的气象”

 二 “戏曲”与“局长”之间

 三 50年代的三部戏曲

 四 “青天”乎？“右派”乎？

 五 巧遇：在《关汉卿》中偶然找到自我

 六 从“遵命”到“请命”

第九章 走向灾难的深渊（1962～1968）

 一 悬崖边上的舞蹈

 二 苦闷·忏悔·自救

 三 在“红色恐怖”的笼罩下

 四 暗暗的死

尾声“复活”

主要参考书

后记

他原名田寿昌。“田汉”这个名字是在他13岁的时候起的。

他本是农家之子，但他后来却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文化名人。他以诗人火一般的热情，投入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在戏剧、诗歌、电影、音乐、书法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著贡献。

他是湖南省长沙县人。在长沙流浪过的古代大诗人屈原，那是人尽皆知的。而一提到屈原，人们自然要想到那云谲波诡、绮丽无比的诗篇——楚辞，尤其是其中民俗色彩更浓的《九歌》。那蛮朴热烈的诗情，那美丽奇特的神话，那歌乐鼓舞的祭祀以及其中寄寓着的热爱生活、忠于爱情、苦恋乡国的美好情思，至今读来还十分动人。屈原那“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斗争精神，“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求精神，鞭策着一代代的先驱者奋勇向前。从沅湘之间的歌舞祭祀之礼，人们还会想到盛于楚国的巫风；而巫风恰是中国古代戏剧艺术的胚芽。

1898年3月12日（农历二月二十日），田汉就出生在长沙县东乡花果园田家塅茅坪。

田汉出生这一年，岁次戊戌，正是中国多事之年。而这“多事”的种种前因后果，恰与后来田汉的坎坷一生紧密相关。他的奋进，他的抗争，他的追求，他的悲剧，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一天起，历史老人就在为他作着设计了。在那个年代里煎熬过、困惑过无数仁人志士，进而激起他们去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此后不是也同样煎熬了、困惑了田汉，并激发他奋斗了一生吗？这个“戊戌之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含血带泪的一年，是提起来就叫人长叹、叫人兴奋、叫人有说不尽的反思和感慨的一年！

祖父田桂泉，这个忠厚老实的农民，把第一个孙子宝贝得什么似的，生怕带不活，便决定把田汉寄在观音菩萨的名下，做个佛门小弟子，于是为孙子起了个小名叫“和儿”，就是“和尚”的意思。这使田汉一直长到十多岁，还剃着光光的和尚头。后来他虽然“赎名”、“还俗”，蓄起了头发，但一生喜与佛、道之人交游，不知是不是出生命名留下的精神“后遗症”？还有一个历史的偶合就更有趣了：比田汉早七年出生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乳名也是“和尚”。而且谁能想到这两位“和尚”后来是那样地一见如故、相知甚深、相交甚笃呢！P1-2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教育部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路历程。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陆续出版了许多文化名人的传记和评论著作，可谓十分繁多，其中亦不乏可圈可点之佳作。但总起来说，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要么就是注重文本的传记特征，凸显其文学性，而淡化了史料性和学术性；要么就是从纯学术性人手，只注重对传主遗留文字内涵的学术性发掘与剖析，而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揣摩，对其工作与生活事件的叙述以及对文本艺术性和文学性的追求。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个体例问题，其实它关乎到的却是文化理念以及方法运用等宏观统摄的大问题。

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关于怎样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完成评与传的问题，尤其是传的部分，如何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是每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

当“历史是一个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回避历史真实性的遮羞布时，当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史学界治史的箴言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一次次被歪曲的历史悲剧。我们是一个不缺乏历史教育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往往是建立在充满着过度丰富的“历史的想象力”之中的，实用政治对历史学的干预往往建立在夸张、扭曲、变形和虚构的基础之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误读——远离历史的真实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历史是永远不可能“还原”和“复原”的道理，但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最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被突破呢？实用历史的观念把历史学推向了深渊。曾几何时，对秦始皇的过分褒扬而掩盖其非人性的残酷一面，无非是为彼时的专制制度树碑；对各朝各代法家的歌颂无非是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立传；对成吉思汗穷兵黩武的膜拜无非是为人类“兽性”张目，因而，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抒情，却成为史学界的治学指南时，注定会产生历史学教育的悲剧结局。同样，对辛亥革命的由贬到褒的过度性阐释，片面地追求“历史的想象力”，也正是体现了史学界实用主义的治学理念，倘若这种理念不改变，我们的历史学教育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滑行。即便是并不遥远的现代史，涂抹历史的记忆也同样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们以为，“历史的想象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公开的基础之上，它应该是照亮历史幽暗处的一束光线，使其成为更加光明的原动力；它更应该是填补历史细节不足的润滑剂，成为使其更加丰满起来的驱动力。它不能建立在凭空想象的基础上，没有坚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没有基本史实作为实证的依据，就不能抵达历史真实性的彼岸，只有在实证加合乎逻辑的想象前提下，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原态。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谈“历史的想象力”，可能会有许多古往今来的事例可举，只一部《红楼梦》就足以证明它在文学艺术中的生命力所在。但是我想举证的恰恰是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滥用“历史的想象力”的弊端。

自台港文学中的武侠历史小说流人大陆以后，效仿戏说历史的风潮开始蔓延，作为一种消遣休闲文学，这似乎是无可指责的创作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实：许多喝着这样文学奶汁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居然将那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故事当做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阅读，尤其是在这个人文意识日趋淡薄、工具理性日益发达的时代，那些只希望在“快餐”中获得和完成人文教育的人，是无视历史学和消遣文学之间的界限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学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悲哀。

如今的历史题材创作已经到了不戏说和不杜撰历史就不能成书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们对于那种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有凭有据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力”的功夫已经失去了耐心，那种“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一辈子磨一剑”的严肃创作态度已然被消费文化时代的“快餐”制作法所取代，谁还愿意穷几十年的皓首来“磨铁杵”呢？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题材的严谨创作已不复存在，为弄清楚一个历史细节花费巨大精力的创作将会成为历史。不知道这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呢？！

从没有“历史的想象力”到过度的“历史的想象力”，我们的历史和文学走过的道路并不曲折，但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结局。我们需要的是贴近历史原态的价值理念，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一个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的典范。

本着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原则，我们在准备编纂这套丛书时，就明确要求作者将“传”与“评”尽可能完美地结合。所谓“传”，是作者以叙事的方法再现传主的生活历程；所谓“评”，是作者直接站出来阐释、论说传主的人生意义与文化成就。做到在真实可靠的史料考察基础之上，既具备叙事的文学魅力，又不失清晰的学术剖析。我们充分注意到了读者的受众面——既要为少数文化研究者提供可资的史料和学术视野，同时也要兼顾广大文化和文学爱好者拜视文化名人的嗜好，为文化普及做好基础工作。因为我们深知，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业余爱好，一旦失去了其趣味性，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一个“自由王国”境界的。所以，我们倡导在严谨的叙述中，避开那种繁琐考证和过多纠缠于枝节问题的写法，力图着眼于大事件和传主之间的勾连，以及传主行状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联性，以此来勾勒与构筑传主在历史现场的真实存在。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守成主义者，固守拒绝任何想象的传统“评传”写法，摈弃一切文学的想象和合理的推论。但是，我们绝不提倡那种以出卖传主隐私而获得名利的商业性炒作，反对那种“演义化”写法。因此，本丛书的编撰原则就十分清楚了，广大读者也可从中看出某种端倪。

为了丰富本丛书史料的直观性，我们要求作者尽可能提供一些有关传主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活照、手稿、书影等等。其目的就是在严肃的学术性观照中增加历史现场感，同时给书籍的装帧增添一些活泼的色彩，熔学术性与艺术性为一炉。

丛书将会以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多属新制原创，少量是旧著修订新版，我们也将在此过程中不断改进和不断完善，将这一套丛书做成一流品位文化书籍。我们相信，有众多高水平作者的支持，有广大高品位读者的呵护，有一个高要求的编委会以及出版单位的努力与支持，这套丛书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丛书编委会

2012年1月

1996年，我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了一部《田汉传》。以这部传记为蓝本，我又相继写了较为简约的评传本《田汉》和《回眸田汉》，前者由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出版，后者由《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纪念田汉诞辰百年（1998年3月）的日子里连载。十多年来，我得到了读者的热情鼓励和批评。一位日本朋友特地寄来她亲自拍摄的聂耳墓的照片，纠正我在书中对这位田汉好友在日本溺水身亡地点的误记。如今这部《田汉评传》，既是脱胎于以上三个版本，也是吸收了十多年来所听到的一些宝贵意见进行修改的结果，我觉得它向一个真实的田汉又靠近了一步。

对于人物传记的写作，我一向主张要寓评于传，就是说，要把作者对传主的学术评价，放在比较形象的文学语言中表现出来，这是使“评传”与“作家论”、“人物研究”区分开来的关键所在。那种“生平介绍”加“作品分析”的评传，早已遭到读者的唾弃，我在写作中，当然是力避此弊的。但由于才能所限，可能避得还不够彻底。有些学术研究的成果，实在是难以在畅达明快的文学语言中表现出来。

传记写作的最高原则是真实。1949年以来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叫人们相信：“立场、观点、方法”高于一切。“文革”当中，我按照党所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过田汉，现在看来，全是鹦鹉学舌般的谎言。“文革”前17年这种谎言也不少。即使在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谎言仍然不可避免。我所说的谎言也是一种奴隶的语言。我并非不要“立场、观点、方法”，而是坚信一条：如果这“立场”叫你与真理对抗，要它做甚！？如果这“观点”叫你把鹿看成马，要它做甚！？如果这“方法”叫你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要它做甚！？30多年来我能小有进步，不就是抛弃、蔑视这多年奉为神圣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结果吗？

我所追求的真实有三：一日细节真实，二日事件真实，三日灵魂真实。文艺作品的细节可以虚构，但评传不行，所以我很少写到细节，如果写到，那一定是真实有过的。如1919年田汉在日本东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我写到他看窗外风景，那是以当时的报道为据的。又如田汉去世那一天——1968年12月10日北京的天气，照想象应是天寒地冻，正可借以渲染死之凄凉悲哀，但气象系教授帮我一查资料，那一天起了南风，气温升至零上二度，我不得不照实写来。事件的真实，包括传主所言、所行、所经历的大事，特别是作品的创作、演出等，都必须史有所据，真实可靠。如果因我有所不察或考之不细而出现误记，一经指出，我必立即改正。

最难的是对传主灵魂的把握。我知道，写不出一个人的真实的灵魂，便是传记作品的完全失败。留日时期田汉的灵魂，20年代田汉的灵魂，我是基本上把握到了的。那时他有鲜明的“自我”，是个性突出的文化新人。照亮他灵魂的是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即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精神。后来他像许多文化人一样，陷入“乌托邦”迷信，背离现代启蒙理性。1949年之后，他逐渐失去“自我”，有些表现就虚假起来。譬如50年代他“检讨”自己在日留学时受现代派影响，走向“邪路”，后来又“折了回来”云云，就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合。我当然在书中是按事实写的，而不是以他自己的“检讨”为准。没等到“文革”结束田汉就去世了，所以他没能像有些同龄人那样，在改革开放时期把，1949年以后失去的“自我”渐渐地找了回来。如果田汉活到80年代，我们能看到他反思中共主政后的历史，特别是反思“文革”历史的文字，那么我就会比较真实地写出田汉的灵魂。我这本评传，写得最肤浅的恐怕就是“文革”这一段了。现在人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我个人亦超不出这个局限。我相信，再过十多年，我会把这一段写好，画出田汉的活生生的真实的灵魂。

董健

2010年1月23日初稿

2011年8月16日改定

于跬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