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者(加缪作品)(精)》介绍：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恐怖小组，于1905年2月在莫斯科组织一次暗杀行动，用炸弹炸死皇叔谢尔盖大公。《正义者》就是取材于这次暗杀事件及其前后的独特氛围。剧中的一些背景情况，不管显得多么特殊，仍然具有历史意义。这不等于说《正义者》是历史剧，读者也自然会明白这一点。不过，剧中人物都确有其人，他们的行为正如我描述的这样。我仅仅要把史实写得尽量逼真罢了。

《正义者(加缪作品)(精)》主要内容：五幕悲剧《正义者》也是加缪最著名的剧作之一。《正义者》取材于一九○五年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恐怖小组用炸弹炸死皇叔塞尔日大公的真实历史事件。主人公卡利亚耶夫担任投掷第一枚炸弹的任务。任务完成后被捕，宁死不屈，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被吊死在绞刑架下。他原来的恋人多拉说：先走向谋杀，再走向绞刑架，这就是两次付出生命。“我们加倍付出了代价。”加倍——多出自己生命本身的那一倍，就是永生，“对人来说，也许是唯一的永生。”

《正义者(加缪作品)(精)》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正义者

附：加缪论戏剧

 科波，惟一之师

 雅典讲座：关于悲剧的未来

 答记者问

 我为什么搞戏剧？

 《戏剧集》(美国版)序言

雅典讲座：关于悲剧的未来

一位东方智者在祈祷中总要问，神明能否让他避免生活在令人关注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就特别令人关注，也就是说一个悲惨的时代。我们要净化这种种不幸，至少还有我们时代的戏剧吧，或者还能期望会有吧？换言之，现代悲剧可能吗？今天，我正是要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提得合乎情理吗？是不是像这类问题：“我们会有一届好政府吗？”或者：“我们的作家能变得谦虚吗？”再如：“富人能很快同穷人分享他们的财富吗？”这些问题当然很有趣，但主要能引人幻想，而不是引人思考。

我认为这不一样。我认为恰恰相反，探讨现代悲剧在情理之中，理由有二。第一个理由：悲剧艺术的伟大时期，在历史中处于相交的世纪，处于人民的生活同时承受光荣和危险的重负，现时悲惨而前途未卜的时刻。归根结底，埃斯库罗斯是两次战争的战士，而莎士比亚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恐怖事件。此外，他们二人也正赶上文明史中的危险转折期。

我们的确可以注意到，从多利安人时代一直到原子弹的出现，西方历史这三千年中，只有两个悲剧艺术的时期，而两个时期也都紧紧限定在时空里。第一个是希腊时期，从埃斯库罗斯到欧里庇得斯，延续了一个世纪，体现出一种非凡的统一性。第二个时期略微长些，在西欧尖角的几个毗邻国家兴盛起来。其实，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的勃发，黄金世纪的西班牙戏剧，以及17世纪的法国戏剧，差不多是同时代的。莎士比亚去世的时候，洛贝·德·维加为五十四岁，已经将他的大部分剧作搬上了舞台，卡尔德隆和高乃依也都在世。总之，莎士比亚和拉辛相差的年代，并不大于埃斯库罗斯到欧里庇得斯的时间距离。至少，从历史上，我们能够看到，尽管审美观各自不同，这些还是一体的，是一次繁荣昌盛，文艺复兴的繁荣昌盛，始于伊丽莎白时期戏剧所引发的混乱，终于法国悲剧的完美形式。

这两个悲剧时期之间，流逝了将近二十个世纪。在这二十个世纪的过程中，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只有可以称为戏剧、但不是悲剧的基督教神秘剧，过一会儿我再讲为什么。可以说这两个时期极其特殊，也正是以其特殊才能告诉我们，悲剧表现形式的条件。依我看，这项研究极为有趣，也应当由真正的历史学家严谨而耐心地继续下去。不过，这种研究超出了我的能力，我仅仅想就此陈述一个戏剧人的思考。既从这两个时期，又从当时的悲剧作品来研究这种思想运动，就立刻面对一个恒量。这两个时期的确标明一种过渡，从充满神圣和圣洁概念的宇宙思想形式，过渡到别种形式，即相反由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推动的形式。从埃斯库罗斯到欧里庇得斯的运动，大体来说，就是从苏格拉底前的伟大思想家，到苏格拉底本人的运动(苏格拉底鄙视悲剧，对欧里庇得斯来说倒是个例外)。同样，从莎士比亚到高乃依，我们是从中世纪的黑暗而有神秘力量的世界，走向由人的意志和理性(拉辛剧中的所有牺牲，几乎都是基于理性的牺牲)肯定并维持的个人价值观世界。总之，这是同一运动，从中世纪狂热的神学到笛卡儿。这种进化，在两种情况中是同一的，尽管在希腊，因其局限在一个地方，就显得更加简单而明了。在思想史中，每一次，个人都是逐渐摆脱一个神圣体，挺立起来，直面恐怖而虔信的旧世界。在作品中，每一次，我们都是从传统悲剧和近乎宗教的仪式，转向心理分析的悲剧。而且每一次，4世纪在希腊，18世纪在欧洲，人的理胜的彻底胜利，都要使悲剧创作枯竭长达几个世纪。

P11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