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李叔同为什么要出家，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人格魅力究竟在何处，这是人们经常发问的问题。《李叔同画传》提供百余幅不同时期的李叔同私家照片，是第一本堪称真正意义上的李叔同画传。

作者金梅对李叔同传奇的一生进行了完整、细致的勾勒，叙述客观平实，读者读罢此书，将对李叔同一生中的诸多谜团一一化解。

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

李叔同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就是他在事业最为轰轰烈烈的时候突然遁入空门，这样的选择引起了世人的无限兴趣。

金梅编著的《李叔同画传》对李叔同的一生进行了详尽的勾勒，试图向读者揭开诸多谜团，如，李叔同如何在这么多的领域都做出骄人的成绩？他为什么要生命的巅峰阶段抛妻别子出家？《李叔同画传》另有李叔同相关照片一百五十余幅。

前言

一、成长津沽

二、旅居沪滨

三、东渡扶桑

四、投石问路

五、育才武林

六、入山为僧

七、掩关永嘉

八、启关游方

九、因缘殊胜

十、浙东风月

十一、南闽梦影

十二、黄花晚节

十三、夕阳照人

十四、艺术弘代

十五、往生净土

李叔同人格力量之表现（代后记）

附录：李叔同——弘一法师年表

1927年旧历九月底，弘一法师由弟子宽愿陪同，从杭州到沪，住在江湾立达学园丰子恺家。他这次来沪，是想就托送新近印出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事，与内山完造等商量办法。

夏丏尊、丰子恺在功德林餐馆招待法师，除了引见内山完造，也是想介绍几位对他向往已久的朋友。

功德林楼上，法师站在靠窗左角光线最明亮的地方，脸上略带微笑，细小的眸子里放射着晶莹的光。每当一位陪客进来的时候，由夏丏尊或是丰子恺居间介绍，法师则双手合十，表示欢迎。

叶圣陶、李石岑（1892-1934，著名哲学家，湖南醴陵人）、周予同（1898-1981，著名经学史家，浙江瑞安人）等近十位客人，已分别就座长方桌两旁，等候着另一位与今天宴会主题密切相关的客人——内山完造先生的到来。法师坐在右排上首，悠然地数着手里的念珠，每数一颗，默诵一声阿弥陀佛。大家默默地坐在那里，好像没有多少话要和法师交谈似的。或许是僧俗殊途、尘净异致造成的矜持吧，餐室中的气氛有点儿寂寞凝注。事后，叶圣陶在回忆此情此景时说：“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

内山完造，即与鲁迅有颇多交往的内山书店老板。夏丏尊事先告诉过他，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因此他在十一点钟之前赶到了功德林。

餐会当然是素席。作陪的几位友人，看到法师用那双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音乐的手，郑重地挟起一荚豇豆或是一片蔬菜，欢喜满足地送入口里去咀嚼时的那般神情，直惭愧自己平时狼吞虎咽的吃相。

“这碟子是酱油吧？”法师指了指说。

以为法师要酱油，坐他旁边的人就把酱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内山居士要。”法师说。

果然，内山先生道谢后把碟子拿过去。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了他人的愿欲。

李石岑先生是位哲学家，爱谈人生问题，写过《人生哲学》、《人格之真铨》、《中国哲学十讲》等著作。席间，他请法师谈一点有关人生的意见。

“惭愧”，法师虔敬地回答说，“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法师这样回答，容易使人误解：学佛的人而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研究，依通常的见解，至少是一句笑话。是他有研究而不肯说吧！但看他那恳切的神情，又觉得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他说话的神情，说明他的确没有研究过所谓人生问题。研究某种东西，是要与其接触的，法师一心持律，一心念佛，他没有余裕再去接触别的东西。不谈人生问题，谈佛学？大家又觉得不是餐桌上的话题，所以只好客气地吃饭。

饭后，法师与内山先生稍作寒暄。内山知道法师留学日本，就用日语同他谈话。看神情，内山的话，他都懂得，但又好像把日语全然忘了的样子。  法师用五六年时间、几易其稿编定的律学巨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由穆藕初出资于近期出版。夏丏尊拿着这本新著对内山先生说：“法师的意思是，想把三十册交给您，代为分赠日本有关方面。”

内山道着谢，说：“法师的隆情厚意，我很感动，尽力办好吧。不过还要请问法师，您希望送给哪些机构呢？”

法师说：“一切都拜托您了。”

内山因此书之缘，以及稍后代送《华严经疏论纂要》一书和弘一法师通过几次信，法师送过他几幅法书，其中写有“戒定慧”的条幅，后来转送给鲁迅先生了。

离开功德林时，法师说：“约好了去新闸路太平寺拜见印光法师，哪位居士愿意，可以一起去。”

印光法师的名字，大家是晓得的，也见过他的文钞。有机会拜见这位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很好。同去者有七八人。

很快就来到太平寺山门。寺役进去通报时，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僧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常地静穆。沿街的一间僧房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佝偻着站在那里。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印光法师。弘一法师一行人，向印师的僧房走去。

只见弘一法师跨进房内，便对印师屈膝拜伏，动作严谨而安详。在随行者以往的印象中，弘一法师是和尚里的浪漫派，见了他现在这种行状，又觉得他完全不像先前所想象的那般模样。

两个和尚，一个清癯灵盈，一个粗黑壮硕。当他俩并肩坐下的时候，在叶圣陶等人的印象中，形成了绝妙的对比；一个水样的秀美，飘逸，另一个则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这是弘一法师第二次参礼印光。他合掌恳请说：“几位居士都喜欢佛法，有的曾经看过禅宗语录，今天随同弟子前来拜见法师，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

“嗯，看了语录。看了什么语录？”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的意味，话里面或许就藏着什么机锋吧。

没人答应。弘一法师便指指李石岑，说是这位居士看过语录的。

李石岑说，他并不专看哪几种语录，只是跟从某先生研究过法相宗的义理。

印光法师说：“学佛需得实益，只是嘴里说说，作几篇文字，没啥意思的。对人来说，眼前最要紧的事是了却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险。你跟从的那位先生，只说自己的那一套才对，别人念佛就是迷信。他真不该那样说呢。”他说话的声音有点严厉，还间以呵斥。听他训示的几位来客，屏息静气，面面相觑。

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就佛法儒说的会通之点给大家有所开示。

印光法师说：“佛法儒说，二者本就一致，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佛家则用因果来解释，那就深奥得多了。行善便有福，行恶便吃苦，人，谁愿意吃苦呢？”

弘一法师第三次“慈悲，慈悲”地恳请，是说跟来的几位居士想请几部讲经义的书。印光法师说，这里书很多，大家可以自选几种带回去。

临别时，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恭敬之至。等到大家走了出来，他又郑重而轻捷地拉上了印光法师的两扇房门。

听了印光法师开示时的语气、声调，看了他的动作神态，叶圣陶等几位访客觉得，比较起来，弘一法师好像青原上的一枝小树，毫无愧怍地欣欣向荣着，但他没有凌驾其他卉木而上的那种气势与魄力。事后，叶圣陶记叙了弘一与内山、印光会见的经过，为中国现代散文史贡献了一篇名作：《两法师》。就因了叶先生的这一名篇，弘一、印光两法师，才更广泛地为现代中国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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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李叔同，无疑是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他由聪慧好学的公子哥儿，成为才子与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又毅然决然地放下一切，由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成为近现代中国四大高僧之一。这一历史人物的奇特经历，引起了世人的无限兴趣和极大关注。

李叔同在志学之年，即以书法篆刻超群侪，更以“二十文章惊海内”。他在成为杰出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的过程中，对近现代中国的文化艺术，作出了诸多开创性的贡献——

他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

他是最早将西洋画法及其理论引进国内的画家、中国裸体写生的首创者，又是中国广告艺术的开创者、中国现代木刻的倡导者；

他是中国第一份音乐刊物的创办者，并最早将西洋作曲法引进国内；其作词作曲的《春游》一歌，是我国第一支用五线谱取代工尺谱的三部合唱曲，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一，由其作词配曲的《送别》歌，更是近一个世纪来传唱不衰的名曲；

他还是中国撰写《欧洲文学史》的第一人；

……

作为艺术教育家，李叔同门下涌现了刘质平、丰子恺、潘天寿、曹聚仁等一大批杰出的文艺人才。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和江浙一带中小学的艺术课教员，大多是李叔同的弟子和再传弟子。

1918年，李叔同出家后，将湮没了八百余年的南山律宗振衰去弊，流播弘扬，故被尊为该宗第十一代传人。在艺术上，他则创造了结体、运笔、字态等独具一格和法味氤氲的“弘体”，又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大书法家之一，他也是近现代中国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篆刻家。

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近二三十年来，僧俗两界都在不断地纪念他和研究他。其中，弘一法师——李叔同为什么要出家，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人格魅力究竟在何处，这是人们经常发问的问题。要探究到问题的切实答案，首先需要对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一生，有个大概的了解。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此。不知道对读者是否能有所帮助，请多多批评指教。

李叔同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们已经很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表示着无限崇敬之情。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从中，今人又能得到些什么样的启示呢？在我们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人格力量在吸引着众多的崇敬者和追慕者。

人格力量，无论是作为人的性格、气质和才能的总和，还是个人道德品质的综合，都不是抽象的，它总是要表现于人的具体的行为能力和方式之中。就李叔同而言，他在以下一些方面显示出来的人格力量，是尤其值得今人看重的。

一、李叔同的人格力量是以其自身多才多艺的“充足实力”为背景的

人之为人所敬重，他的人格之诱人魅力，依靠的不是大话空话，漂亮言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来自他的实际能力。李叔同少年时期，已在津门名士圈中声名鹊起，主要就因了他的多才多艺。举凡诗赋文章，金石书画，戏剧表演，都有特异的表现。19岁时移居上海，又很快为当地著名人士所认可。许幻园与李叔同初识之下，即为其超俗的风度神采所倾倒，辟出其城南草堂之一部，迎请他一家前去居住。而李之能令许幻园及其他三位“天涯五友”倾倒备至的那种风度神采，主要也是以其文艺上的多种才能为底蕴的。25岁的李叔同之能名闻遐迩，万人景从，不就因为他写出了风靡全国的一首《祖国歌》吗？留日期间和回国之后，李的名望声誉日甚一日，不也因为他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创造了几个第一吗？

李叔同挚友夏丐尊，在谈到李的人格力量时作过这样的描述：浙江第一师范的图画、音乐两种科目，在李未去任教之前，是为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的实力充足，一半也是由于他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李的得意门生丰子恺，在谈到乃师时，也把他的多才多艺作为其人格的主要特征之一。丰说，李师之“对于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种都很出色。……他的教图画音乐，有许多其他修养作背景，所以我们不得不崇敬他。借夏丐尊先生的话来说：他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所以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敬畏；从不严责学生，而学生自会用功”。无需多说，在作为背景的“后光”即李叔同的人格中，包含着思想道德修养的一面。人之为人，首先要遵行做人的一般准则；但如果他仅有思想道德修养而没有其他方面的造诣，没有夏丐尊所说的“充足的实力”，即多种专业上的能力与成就，作为教师，他也不可能使学生们“自生敬畏”和“自会用功”吧！进入佛门后的李叔同，如果没有律学上的精深修养，他能那样广泛地进行弘法活动和过化民间，从而为僧俗两界所崇敬吗？

至今，李叔同人格力量之依然没有消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还活在他那些被久唱不衰的歌曲中，活在他大量传世的金石书画中。

唯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具备令人叹服不止的人格力量。这是我们今天纪念李叔同时首先应该看到和需要效仿的。人的才能各异，能力亦有大小，像李叔同这样多才多艺的人，确实少见；但他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就，除了天赋，更与他刻苦努力、善于学习新事物和做一样像一样的认真敬业精神有关。看一看他青少年时期所刻的数百方印章和大量临摹各种书体的字幅，就不会对他在金石书艺上的成就感到惊奇了。

二、李叔同人格力量之震撼人心，是由于他能挣脱名闻利养的桎梏

作为浊世佳公子，李叔同品尝过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作为近现代艺术的先驱，李叔同又享受过中外闻名、到处推崇的荣耀。但在并非不入佛门就不能在俗世生存下去的情况底下，他却毅然决然地从十丈红尘中抽身而去，三袭衲件，一肩梵典，埋名遁世于丛林山谷之间。其深层复杂的原因，以及该怎样评说他的行为方向，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了解李叔同前期身世的人，曾怀疑他的皈依佛门，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兴趣所致，要不了多久，他会还俗的。但李在义无反顾中度过了24年的兰若岁月，得成正果。这期间，他在生存境遇上，经历了从声名煊赫到寂寞孤独、从荣华富贵到一贫如洗这样两种巨大落差的考验。经受这样的考验，非大彻大悟大智大勇者，其孰能之？那是需要常人不易具备的意志和毅力的。李叔同早就名声在外，众人钦慕。其出家为僧之一举，在他的形象声誉上，更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和崇高感。于是在他的周围，不只有众多真心的亲近者，也不乏别有企图的人在追逐着和趋附着。他成了某些附庸风雅、攀龙附凤者借以自炫自耀的一个特异的目标。李决心由杭州远走永嘉掩关静修，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避开烦人的俗世往来，不愿做一个应酬的和尚。但由于他的名气太大，当地一些达官贵人，依然闻风而至，以一睹其尊颜，一接其謦效为幸事。前任温州道尹林鸥翔，四次到庆福寺进谒，均被他称病拒绝。现任道尹张宗祥又来求见。张与李曾在浙一师共过事。李的依止师和寺主寂山长老，心想来者系地方长官，且是李的故旧，不便遽然辞却，希望他出来见面叙谈。李却流着泪乞求说：“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是为了生死大事，连妻子儿女都抛弃了，又何况官家朋友呵！请师父以弟子有病为由送走客人。”张宗祥也没能见到李叔同。

以李叔同的声望业绩，每到一地，不必自行示意，就会有人前呼后拥，车马接驾。即是有些名人派头，也不会遭人苛责吧！但李叔同早将名人派头置诸脑后，只以普通一僧往来于天地之间。1937年，他应俊虚法师之请，前往青岛湛山寺讲授律学。他与前来迎请的梦参法师有约在先：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宣传。道经上海，湛山寺建寺发起人之一、曾任民国交通部长的叶恭绰先生探询到了他起程的轮船班次，私下致电青岛方面到时迎候。这是考虑到他人地生疏，也是对方应尽的义务。李叔同觉察了叶的安排，悄悄地换乘了另外的班次。

到了青岛，俊虚法师一则考虑到李在俗世时，曾是富家子弟、艺界名人，现在又是有名望的僧人；二则李与自己系津门同乡，又是自己请来的客人，理当略尽地主之谊，故在李的饮食上作了些安排。但头一次弄了四个菜送到寮房中，李一点都没动；第二次又预备了次一点的，还是没动；第三次准备了两个菜，还是不吃；末了盛去一碗大众菜，李问端饭的人，是不是大众也吃这个，如果是的话，他就吃，否则，还是不吃。这样，寺里也就无法厚待他了。

李叔同三下闽南后，应南普陀寺住持常惺法师之请前去帮助整顿佛学院。常惺安排李住到寺后的兜率陀院，李以自己既非常住，又不是退居和尚和诸方长老，因此一再推却。只因常惺反复恳请，他不便拂逆坚拒才住了进去。院中有几棵桃树，桃子已成熟可餐。看管的人知道李是名人名僧，有意要拣几枚大的摘下来供养他。李却连连制止，说：“这是犯戒的。且我又为何人，值得如此供养？”最后还是由寺里派专人摘下后，按规矩处理，他才收下分到的几枚。

李叔同入佛后，自觉地淡化着名闻与称号。从入佛第一天起，他就立下不当住持、不为他人剃度、不作依止师、不收入室弟子的誓愿。终其一生，他是实行了的。1940年秋天，李驻锡福建永春普济寺。时在菲律宾的寺主性愿老法师，有意推举他担任寺中一个管理机构的名誉主席。李认为不妥，致信说：“前闻常师面谈时，则云名誉首座。窃谓主席字义，常人将误解为住持。乞仍依前常师所云，用名誉首座之名乃妥。虽后学之道德学问，皆无首座之资望。”李对“名闻”之危害，亦有高度的警惕。1936年12月间，青年才俊高胜进（即文显），在厦门《星光报》上为他出了一个特刊。当天，他就对传贯法师说：“胜进等虽运斯好意，实是诽谤于余也。古人云，‘声名谤之媒也’。”接着，又在写给开仁等法师的信中多次声明，从此，他拟去消僧俗两界加给他的“老法师”、“法师”、“律师”、“大师”等尊号。

其不骛声华，淡泊明志，往往如此。

入佛后李叔同的生活，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苦行僧的那种生存形态。其艰苦卓绝之情景令人惊叹，又令人心酸。夏丐尊回忆到，1925年秋天，他邀请路过宁波的李叔同到上虞白马湖小住几天。李所带行李之简陋，使他这位老友实在无法想象出他曾经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子弟。铺盖是用破席子包着的。他细致珍重地将它铺在床板上，摊开了一条薄旧的被子，再把衣服卷起来作枕头。夏见他的手巾黑而破旧不堪，对他说：“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李说：“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差不多。”吃饭了，桌上不过是些萝卜白菜之类。看到李喜悦地把饭划人嘴里，郑重地夹起一块萝卜时的那种“了不得的神情”，夏丐尊几乎要落下“欢喜惭愧”的泪水。也是这一次，李叔同由白马湖前去绍兴挂单。他的学生李鸿梁、孙选青、蔡冠洛等，见了他携带的行李无不感慨万端。蔡冠洛说：“真想不到名盛一时、以西洋画奏庇亚诺擅长的李叔同先生，竟会简朴得这样；而且他对这些破败的东西，还爱惜得如同珍宝，不肯轻易丢弃。我知道他是过惯豪奢生活的，又见过他演茶花女时很艳美的假扮照相，真想不到，他会简朴得这样！”对李叔同的这种生存形态，如非亲眼目睹，不是人人都会相信无疑的。青岛湛山寺的火头僧和尚，就曾怀疑过李带去的行李就那么简单？麻袋里、竹篓里不会装有一些值钱的东西？直到他私下察访了李的住所，里面除了夏丐尊、蔡冠洛等见过的那些破旧东西，真的别无长物，他才终于相信了李的简朴。并深有感触地说：“噢，我明白了，他所以能鼎鼎大名到处有人恭敬的原因，大概也就在此吧！不，也得算是原因之一了。”

以李叔同在方内方外的影响，并不缺少钱财的来源，只要他稍微松动—下自律，就会得到充盈的供养；而他想在生活水准上略高于一般僧人，也不会招致异议吧。但他严格按照戒律生活，除了接受因他接济才得以完成留日学业的门生刘质平供给他的少许衣着、车船旅资，从不收取外界的供养。抗战后期，上海有位善人，探悉闽南丛林粮荒严重，深恐李叔同难以为继，特地给他汇来千元。李得知后，让弟子将此款转给泉州开元寺，并加上早年夏丐尊送他的一副价值500元的真白金水晶眼镜，以缓解寺中道粮的不足。李叔同对个别僧人贪图钱财的行径，深恶痛绝。30年代初，他有意在浙东五磊寺创办南山律学院，造就一批律学人才。办学需有资金。但当他发觉住持想利用他的名声，以获得化缘集资的机会，为自己聚敛款项时，终于放弃了原定计划，在愤慨中飘然远行了。

其不慕富贵，两袖青风，又往往如此。

三、李叔同人格力量之坚固恢宏，其源之一，来自他特立独行的品性

说到底，李叔同是一个纯粹艺术家型的人和一个纯粹的僧人，因此，无论作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一种类型的代表人物，还是作为一名高僧大德，其在俗在佛的四十多年间（从其人世算起），始终保持着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和高僧大德所应有和特有的那种特立独行的品性。

李叔同成长的年代，中国正处于近现代历史的转型期。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中，既有旧知识分子的遗存，又有新知识分子的因素。他虽在年幼时期，就有“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这类人生苦空无常之叹，但不能说，他生来就厌恶富贵、轻忽功名；他在24岁之前，两次应试科举，1901年又报考南洋公学特班，以备经济特科——一种变相的科举科目之选，说明他也曾经有过从功名之途寻找出路的幻想。但自家庭中落和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1904年），他彻底地抛弃了挣得功名的幻想，立志从艺术中寻求个人的出路和救国救民之道；艺事之外，他则很少旁骛了。

李叔同并非不关心政治，他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关切的，但他始终不是一个涉足政治的人（这里并无贬低政治之意，只是说涉足政治是政治家的事）。留学日本期间，他创立春柳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剧目，除了爱好戏剧和变革戏剧的热情，也是其关注当时革命党人正在进行的反清反封建斗争的一种表现；但他的关注，又仅止于以文艺形式予以呼应，而无其他更直接的行动。其时，中国同盟会成立（1905年8月）不久，日本又是这一革命组织活动的主要据点，但没有史料证明李叔同加入了这_组织。民国成立，南社中人纷纷占据要津，当官就职，但李叔同除了写有一阕《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对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实行共和表示欢呼，丝毫没有加入新贵行列的兴趣。入盟《太平洋报》，虽挂有主编一衔，所做的也不过是设计版面、阅定诗词小说等一般艺事；而且，他与当时炙手可热者从不往来（只要他愿意，与之交结是不会困难的）。不久，他又移居杭州，去当艺术教师了。

李叔同不交结权贵、不趋炎附势，纯以艺事为生的品性，及至其进入佛门之后，始终没有改变（只是碍于佛制，不再以艺事为生罢了）。

前述李叔同在温州时拒见两任道尹的情景，已可见出其此种品性之一斑。这里还可举出一些典型的事例。

比如，20世纪20年代初期，李叔同在衢州莲华寺驻锡，最乐于会见的，是识字不多的劳动者和贫困而好学的知识分子，对天真未泯的儿童，尤为喜爱；最不乐意会见的，是官僚士绅和军界人士。有个团长，在当地很有势力，谁也不敢怠慢他。这个团长也听说了李叔同的来历，便到寺中拜访。前后去了三次，李硬是不见。团长不免气愤，说是李叔同瞧不起武人。一位关心李的人觉得不能得罪武人，劝他还是见一次为好。李却说：“这位团长无非想要我一张字，送他一张佛号就是了，人就不见了。”

朱子桥将军，虽曾为军政要人，20年代后期已脱离政治生涯，一心致力于赈灾慈善事业。朱多年来—直倾慕着弘一法师，只是没有见过面。1937年朱有事到青岛，正巧李在湛山寺讲律，便与市长沈鸿烈同到寺中拜访。李考虑到朱曾为他创办南山律学院慷慨解囊，拨款支持，且对慈善和三宝等事很热心，故决定破例会见这位不曾谋面的朋友。见过之后，朱说沈市长也想见见他这位高僧，李对朱小声说：“你就说我睡觉了！”沈鸿烈心有不甘，过了几天，想以当地政要的名头在湛山寺宴请朱子桥之举让李叔同一起赴宴，并事先下了知单。临入席时，又由寺中派监院去请他，李却让监院带回一张字条，上面写了这样四句偈语：

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维。

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宴中甚不宜。

还是巧妙地拒绝了沈鸿烈的宴请。

佛门虽称净土，但正如人有各色，僧亦各等，同是佛门中人，古今交接权贵、钻营政治的僧人，并非罕见。对他们，僧俗两界往往以“政治和尚”的称谓睥睨之。李叔同在俗时，能以特立独行之态处世接物，进了佛门，仍不改其原有品性而处之，这正是他人格力量之坚固恢宏的原因所在了。

四、李叔同人格力量之久盛不衰，其源之一，来自他能严格自律和谦恭待人

前面的一些例子中，已包含着他这一人格力量的表现。兹再举以下两例：

例一：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李叔同在闽南安居了十年，受到当地人的优惠多多。他觉得，自己已经年老力衰，“不久即可谢世”。在生西之前，该为当地人做些事，以报答他们的“护法厚恩”。他到泉州、漳州等地讲律弘法，为善男信女们书写大量佛言字幅，祝愿他们来生得成高品。这期间，也出席了几次信徒们的简单宴请，意在不使他们失望。这时，却有永春15岁童子李芳远，给他写来了一封长信。说他过去如闲云野鹤，独来独往，随意栖止，何以近来竟大改常度，到处演讲，常常见客，时时赴宴呢？劝告他应该闭门静修，远离“名闻利养”。其中有些误会的意味。但从善如流的李叔同见信后大为感动，复信说，见到这样的提醒，真是惭惶万分，又庆幸之至，决心从明日起，“即当遵命”，养静用功。不久，在养正院同学会上谈到此事时，他又向学僧们表露了自己的忏悔之意，表示决不能让自己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忏悔中有这样的话：“啊！我是一个禽兽吗？好像不是，因为我还是一个人身。我的天良丧尽了吗？好像还没有，因为我尚有一线天良，常常想念起自己的过失。我从小孩子起，一直到现在，常行袁了凡的功过格；三十岁以后，很注意于修养；初出家时，也不是没有道心。虽然如此，但出家以后，—直到现在，便大不相同了。因为出家以后二十年之中，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差不多；…一别人或者能够原谅我；但我对我自己绝对不能够原谅，断不能再如此马马虎虎的过下去。……”一个艺坛名人，一个年近六旬的佛门高僧，面对年仅15岁孩子的批评，竟能如此从善如流并丝毫不留情面地反省自己，这在中外历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来Ⅱ巴！

例二：一次在泉州，李叔同见过了异常仰慕他的书法爱好者黄福海，答应和黄拍摄一张纪念照片。俩人向照相馆走去。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一位矮短的和尚，李忽然放慢了脚步，指着那位和尚对黄说：“这位就是承天寺的大和尚，他岁数比我大，出家比我早，是佛门中的老前辈，所以我这时候要慢一点，不能走到他的前头去。”到了照相馆，黄问怎么照，李说随便吧。照相师布置了背景、调试了光线，又问这样如何，李说就这样好。这个例子说明，李并非恃才傲物之人，他在平民中和佛教界是很谦恭随意的。

李叔同人格力量之表现，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四个方面，但就是这四个方面，也足以说明他何以能在长时间中为人所敬重和信服的一些原因了。

有人或许能以权势或别的什么外力，在一时之内使人无可奈何而作信服状；然而，随着权势和外力的消失，其淫威的不复存在，对于这种人，人们就会以该有的标准衡量之，以该有的态度对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