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的辉煌》是作者（夏坚勇）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考察和体悟之后创作的系列文化散文的结集。全书以残存的漫灭不清的断垣简为出发点，追述历史现象，描绘文人行状，解析文明兴衰，感叹文化命运，以感性的笔触探讨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革、文化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作者以敏锐的文化感悟写下这组系列文化散文，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的内涵，使行将湮灭的文明碎片重现辉煌，同时有助于人文精神的反思与批判，有助于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建。

《湮没的辉煌》是在臧否历史的欲望驱使下建造的“文化法庭”，在这座法庭上，作者时而担任法官，时而担任控方，时而担任辩方，时而成为一个具有自由发言人身份的听众。不管担任什么角色，他都站在平民立场上，且呈现出一种批判的自觉。

《湮没的辉煌》由夏坚勇编著。

再版自序

修订版自序

台湾版自序

初版自序

寂寞的小石湾

驿站

湮没的宫城

东林悲风

小城故事

走进后院

百年孤独

瓜洲寻梦

遥祭赵家城

泗州钩沉

石头记

洛阳记

英雄赋

战争赋

寂寞的小石湾

一

前些时看到一份资料，说抗清英雄阎应元墓在江阴小石湾。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铁血舞台上推举出几个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推举的是集忠臣良将于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而阎应元便可以算是一个。偏偏历史对他一直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叹息。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叹息也没用，且到小石湾找阎典史去。

小石湾依偎在要塞古炮台下。在这个升平年头，又正值落日黄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阳的余晖里。衰草寒烟中，坟堆倒有不少，而且大多修葺得很讲究，但细细找过去，那些“先考”“先妣”皆名讳凿凿，始终没有发现一块属于“典史阎公”的小石碑。问一位搞文物的老先生，说，当年阎应元不屈被杀之后，一位乡民把他从死人堆中背出来，偷偷葬在这里。兵荒马乱，又加月黑风高，自然没有留下标记，到底是哪座坟，搞不清了。

我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一个小小的典史，按今天的说法，最多不过相当于一个正科级的县公安局长。在那个民族危亡之秋，率义民拒二十四万清军于城下，孤城碧血八十一天，使清军铁骑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余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百姓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如此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黯淡而柔靡的晚明夕照图中，无疑是最富于力度和光彩的一笔。

然而，江阴城沸沸扬扬的鲜血和呐喊，在史家笔下却消融得了无痕迹，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对此竞不著一字。倒是有一个在江苏巡抚宋荦门下当幕僚的小文人，于清苦寂寥中，推开遵命为主人编选的《诗钞》，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阎典史记》。他叫邵长蘅，江苏武进人氏，武进是江阴的近邻，阎应元率众抗清时，邵长蘅大概十岁左右，因此，他的记载应该是史笔。

“当是时，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闭门旅拒，攻之辄拔；速者功在漏刻，迟不过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问下名城大县以百计。”这是邵长蘅为江阴守城战勾勒的一幅相当冷峻亦相当低调的背景图。大局的糜烂，已经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那种望风而降的景观，恐怕只有借用历史上一个巴蜀女人的两句诗才能形容：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川人嗜辣，诗也辣得呛人，这个女人也是在亡国之后发出如许诅咒的。是的，腐朽的南明小朝廷已经没有一点雄性的阳刚之气了。

但史可法呢？这个鼎鼎大名的“忠烈公”，难道还不算奇男子、伟丈夫？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史忠烈公。

就在江阴守城战两个多月前，史可法以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督师扬州，与清军铁骑只周旋了数日便土崩瓦解。史可法固然以慷慨尽忠的民族气节而名垂千古，但十万大军何以一触即溃，当史阁部走向刑场时，难道不应该带着几许迷惘，几许愧赧吗？

给史可法立传的全祖望比邵长蘅的名气可要大得多，这位在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获罪幸而免死的大学者也确是文章高手。“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梅花岭记》一开始，作者就把文势张扬得疾风骤雨一般，让史可法在危如累卵的情势中凛然登场。

“势不可为”是客观现实。正如后来“史公墓”前抱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上上下下都在肆意作践着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骁勇强悍的八旗大军挟带着大漠雄风，一路势如破竹，直薄扬州城下，而南明的各镇兵马又不听史可法调度。从军事上讲，孤城扬州很难有所作为。P1－3

人的命运中大抵总会遭遇诸多缘分的。认识孙瑞清先生，是在三年前上海的一次戏剧研讨会上。印象中的他，是那种典型上海人的“模子”，却又没有上海人的小家子气，清秀儒雅中透出几分豪爽，活泼泼地像个大男孩。会议期间，后来我又认识了他的太太，极热情也极有气质的一位知识女性，名字又很有色彩：李翠芝，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阳光、芳草，还有嫩嫩的童谣。据说他们俩的相识和相恋很有意思：李翠芝是台湾某大学的戏剧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大陆“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女研究生到大陆来搜集资料时，在《上海戏剧》编辑部工作的孙瑞清给了她不少帮助。对于孙瑞清来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自己工作的分内事。但这样两个青年既然相识了，走到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李翠芝向我索要一本新近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散文集《湮没的辉煌》，她说她在台湾从事传媒工作，在出版界有不少朋友。如果合适的话，可以通过他们把这本书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又说台湾的读者很喜欢这类文化散文，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在那边＿如何风行云云。

回江阴后，我即把书寄去了，至于在台湾出版云云，我并没往心里去。我是宁愿做文人而不愿当作家的，作家要的是作品，文人要的是心性。要作品则注重收获，且多多益善，最后便难免见出匠气。而心性注重的只是过程，是创作中那种张扬个性的快感，自由抒写的风姿，以及从语境中体味的意趣。至于以后的事，则由它去吧。既然我的这本小书在大陆已经有了大致不错的销路，后来又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首届“鲁迅文学奖”，在下夫复何求？“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杜子美那样的自谦中其实是透出一股疏狂与自得的。我是散淡的人，不敢奢望过多。

三年前的那次戏剧研讨会下榻在龙华，住所隔壁有一座寺庙，香火很盛的。闲散的时候，我和孙瑞清曾去那里撞过钟，静听钟声的苍凉与悠远，我们相对无言，似乎都想得很多。研讨会一共只有两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那以后，我和孙先生的联系也有如龙华寺的钟声那样，渐去渐远……

前些时的一天晚上，我刚刚考察古运河回来，正在书房里懒懒地翻看考察日志，思绪浸润在那风华掩映的波光帆影中。妻走进来，说，有电话，大概是上海的。

果然是上海的电话。“我是《上海戏剧》编辑部的孙瑞清，夏先生还记得我吗？”

怎么会不记得呢？仍然是那个活泼泼的大男孩，只是糅进了几分港台腔，却并不做作，反倒更富于青春的质感。孙先生告诉我，他携太太刚刚从台湾回到上海，台湾尔雅出版社想出版《湮没的辉煌》中文繁体字版，出版社的隐地先生托他转达了对这本书的评价，并征询我对出版的意见。

尔雅的出版物我是看过一些的。余秋雨先生的几本书，他们做得很成功。这些就不去说了。就冲着尔雅这名字，我便很乐意，古汉语中的雅有正的意思，尔雅者正声也。这名字让我想到苍古的风骨和高华雅逸的气韵，想到青铜饕餮和编钟，想到《诗经》和远古的乐舞。“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种质朴中的华丽，苍凉中的热烈，旷远中的亲和，悲悯中的真挚，开创了多么令人神往的艺术至境。

那么，就尔雅吧。

随后，隐地先生也给我来了电话。我们谈得很愉快，不是交易双方的一拍即合，而是文友之间的心性相投，一见如故。

其实，一本小书的出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由此认识了孙瑞清先生和隐地先生，还有那位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的李翠芝女士。

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