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GDP增长不等于我们就幸福了。

《新周刊》上有一句话这么说：“我们没法想象没有经济增长的生活，如果经济停止增长，整个社会体系就会崩溃。我们也知道这种依赖于经济增长的体系是不可以持续的，但我们不知道如何解决现状。”

即使存在对未知的恐惧，我们也要思考以下的问题：

·1.长期致力于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政策目标，资源与环境还能支撑经济走多久？

·2.人类社会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不懈追求，是否到了要有所调整的时候了？

·3.人类所不懈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源命题，是否已经变成一个传说了？

·4.当今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旅程，已经持续了30余年，进入壮年时期后的中国，经济还能继续高速增长30年吗？

《不依赖增长的治理》由彼得·A·维克托所著，本书还原了经济增长的真相，重新审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探寻发展的另外一种可能。

只要开始考虑问题并勇敢面对，一切都还来得及。

《不依赖增长的治理》由彼得·A·维克托所著，近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被广泛认为是治疗现代社会各种主要经济疾病的灵丹妙药，包括贫穷、失业、污染、环境恶化等。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的GDP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我们不仅认为经济增长有好处，而且几乎认为是必需的——增长提升了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为解决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提供了资金来源，然而，经济增长果真越快越好吗？换言之，GDP果真越高越好吗？对一些强调经济增长的国家而言，将经济高速发展作为首要选择能给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吗？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增长无法成为全世界长远选择的未来。

《不依赖增长的治理》的作者援引加拿大、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为案例，论证了经济增长并不是一剂良药，只是一种迎合重要的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目标的笨拙方式——经济增长并没有消除失业与贫穷，收入与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均等，经济增长加剧了环境问题，也令资源枯竭、气候变迁的危险迫在眉睫。

那么，除了经济增长，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么？我们能否在全无经济增长或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经营下去？我们能否在增长的过程中调整结构，能否在不放弃以消除本国失业与贫困、改善民生、舒缓GDP与环境以及公平正义等社会冲突和矛盾为目标的前提下，同时为世界环境做出重大贡献？在这一系列尖锐问题面前，在当前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之下，如何“稳中求进”，如何用一种新的视角审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正是《不依赖增长的治理：探寻发展的另外一种可能》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译者序

前言与鸣谢

序 言

第一章 经济增长理念

第二章 为何要推行不依赖增长的治理

第三章 系统、信息和价格

第四章 增长的限制因素—资源

第五章 增长的限制因素—滤池和服务

第六章 增长的限制因素—生态合成

第七章 规模、组成和技术

第八章 经济增长与幸福感

第九章 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

第十章 加拿大不依赖增长的治理：探索其可能性

第十一章 不依赖增长的治理政策

参考文献

首先要理解，进步也是一种观念，它承接过去并指引未来。进步这一观念运用于人类事务，体现在事件都是按一定的顺序发生的，这一顺序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进步的理念所借助的另一个观点，是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总是趋向于好的方面，今后也将继续如此。以循环的形式重复发生的事件不能视为一种进步，导致情况变坏的一组事件也不能视为一种进步。在某种意义上，进步的发生正是由引起状况改善的一系列事件的组合方式所决定的。

根据口头、书面和图片记载，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进步观念，与人类历史除最后阶段外大部分时间内人们的信仰是相悖的。直到启蒙运动为止，如果人们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大多数人或者认为现在的生活与过去(传统社会)相比大同小异，或者认为人类正在走下坡路，从昔日的黄金时代和伊甸园跌了下来。即使真有救赎的那一天，也要等到来世了。

以上观点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相信这是一个静止和不变的世界。一年四季，出生、成长、衰老和死亡循环往复，这些都是变化的具体表征，但是这种变化不具有一定的方向性。而主张转世重生之说的佛教和印度教则信奉一个更大的轮回，它们借助的是一种变化的观念，但在这种变化中，重复和衰落同新生和发展等重。

另有一种非常现代的观点认为，事件的发生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复，向好的方面转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过先例，通过人类行为也完全可以实现。这确实是一种典型的现代观念，是现代性的体现。这种观点意味着历史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并且是朝着人类状况改善的方向发展的。这就是进步的观念。

悉尼·波拉德认为，进步的观念仅有350年的历史。他解释说，这一观念诞生于16～17世纪的西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的兴起，一些人通过有意识地实践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探索。科学实践从古至今一直都是知识的积累过程，是基于假设、实验和观察的综合，也包括研究成果的分享，比如对科学著作的论证、辩驳以及进一步的发展。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就意识到自己应当感谢前人所做的贡献：“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科学是有方向性的。它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积累过程，该过程产生的成果代表着思想的进步。在16、17世纪以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从事科学实践，他们甚至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大多数人对于这些早期科学家所做的工作一无所知。那时的识字率很低，只有有钱人才上得起学，而且那些课程往往更关注古希腊罗马作家，而疏于对当代科学发展的关注。

起初，科学仅仅是在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影响人们对社会变迁的思考方式。以英国为例，1660年，在克里斯托弗·雷恩的一次讲课后，格雷欣学院正式成立了皇家学会。成立皇家学会这一设想来自17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会议。当时，一些自然哲学家常常聚在一起探讨弗朗西斯·培根的思想，培根因其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论文而闻名于世。直至今日，英国皇家学会依然是一所杰出的“旨在促进科学发展的独立科学学会”。就在同一时期或稍晚些时候，类似的机构在其他西欧国家也得到发展，其中有许多至今依然蓬勃发展。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这些机构在促进科学实践、技术变革和政策落实等方面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科学的兴起和科学思维方法的传播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不是因为同时出现的其他一些变革，仅靠单方面的力量，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影响人类的世界观。另有一项因素对于进步观念的发展起到了同等重要，抑或更为显著的作用。当时，西欧某些国家的人们感受到了生活中一些积极的变化。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可能比父辈们好些，而孩子们的生活可能比他们更好。渐渐地，这样的思想开始萌芽，认为下一代生活较之上一代的改善可能是某种更大变化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变化即被称为进步。

P4-6

提出“不依赖增长的治理”这个话题，如同《皇帝的新装》故事所寓意的，耐人回味。

依赖经济增长的治理，一定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达内到极限，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正如皇帝的新装，在可见的变化穷尽之后，自欺欺人成为堂而皇之的选择。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从信用经济到信用衍生产品，我们的增长已经越来越脱离自我生存的本质，一件件虚幻的增长外衣正在使人类忘却发展经济的本意，是的，是本意，而不是本能。

1776年是一个有意思的年份，不论是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出版、经詹姆斯·瓦特改良的博尔登–瓦特蒸汽机在波罗姆菲尔德煤矿首次向公众展示其工作状态，还是“美利坚合众国”在《独立宣言》下建国，都让很多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起步于此时。距今236年的历史，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科技迅猛发展、文明快速进步的过程，经济增长逐步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旋律。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人类由追求欲望逐步变得贪婪，进而忘了最初的追求和使命。当下，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越发紧张，大自然对人类贪婪的对抗，就是本书作者的一个注脚。如此依赖经济增长的背后，希望继续“美好”生活下去的根深蒂固的欲望，以及尚未找到变“增长依赖”为“目标平衡”的治理模式（借用经济学的术语，用增长的方式来解决生存幸福和生存信念的边际效益迅速下降），恐怕才是困扰我们转变的主要信念障碍和系统手段缺失。

时间来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的转型等等，让这个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问题。在经济问题主导的背后，世界政治格局变得越发复杂，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科技的发展不断挑战道德伦理的底线，经济诉求与人文精神变得格格不入，多元化目标下的种种诉求变得更加难以系统融合。236年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仅仅是沧海一粟，那么在优越的物质生活下，是否经济一旦停滞，人类的灾难就要开始了？长期致力于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政策目标，那么资源与环境还能支撑经济走多久？人类社会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不懈追求，是否到了要作出调整的时候？人类所不懈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源命题，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传说？

正如本书作者开篇所言，经济是一个处在其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中的开放系统，只是这个系统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需要把诸多目标系统有机地整合，才能让经济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发展。这看起来是一个老话题，但是作者给出了新的视角和认识方式。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试着回答了经济增长是如何变成人类的首要目标的，指出信息、资源、环境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机制，通过关注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对于帮助各国实现其他重要目标所起到的效果，来剖析经济发展与充分就业、减少贫困、保护环境的关系，以及如果不依赖于增长，能否做到和以前一样，甚至更好。作者提出了富裕国家应当最先开始推行不依赖增长的治理的三大理由，以及加拿大的成果、做法和政策思考。（富裕国家的人均资源占有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难以比拟的，这也会成为本书被众多经济流派攻讦的把柄。）无疑，本书是在向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乃至人类的基本价值认知发起的理性挑战，主要思想可能注定在当期社会难以为人理解和接受，只是期盼被接受的时间不是人类走投无路的时候罢了。

和作者从小被灌输了经济增长的价值观一样，当今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旅程已经持续了30余年，进入壮年时期的中国，经济还能继续高速增长30年吗？当下的中国没有西方发达国家富裕，还有很多贫困人口，还有13亿人口需要养活……上述每一个问题都促使我们将经济增长作为重中之重来看待，不依赖增长的治理看起来离我们很遥远。然而，中国凭借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以及不均衡的资源和发展水平，成为最能体现当今地球上人类以国家为单位构成的复杂系统特点的独立系统，因为中国是单一国家，却又足够复杂，活脱脱一个地球村的缩影。不依赖经济增长和不需要经济是有巨大差别的，我们认为，需要前瞻性地预见经济自身的问题，提前逐步有机地优化我们所处的系统环境，以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源命题不再是一个基于道德的梦想，而是一个现实的命题。

2006年加拿大的人口是3260万，每平方千米3.5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加拿大也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约有80%的居民生活在城市中，2/3的加拿大人生活在加美边境100千米以内，再有就是约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4个城市里。依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OECD）提供的数据来看，欧洲、美洲都是如此，亚洲也类似。城市是整个人类所发明的最为复杂的系统，是整个经济增长载体的核心、人类居住的核心、人类文明的核心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如果不能透彻地剖析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城市自身的运行机制，以及如何让城市系统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上述不依赖增长的治理目标将难以实现，这可能就是不依赖增长难题的答案之所在吧。

当然，要想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仅靠这一本书还不够，需要认同本书理念的人一道去影响更多的人，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源诉求。我们相信在真正的高潮来临之前，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分析需要同步进行，很多被误读的学说和观点终能真正回归。就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世人更多地记住了《国富论》中“人是利己”的观点，但忘记了《道德情操论》中“利他”的观点，只有坚守“利他”的信念，“利己”的价值才能有效发挥，亚当·斯密的学说才不会被误读。

祝愿本书作者所倡导的观念能够在加拿大率先与实践衔接，为我们开启一个良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