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林波、巴兰德编写的《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是“德语文献中的晚清城市”的第二本。全书共分十三篇：前四篇为特使团成员以私人身份在北京游览的相关记录；第五、第七、第十三篇为驻华德国外交官的记录，时间跨度为四十年，直到1900年的庚子之变；其余诸篇是商人、银行家、报刊记者、汉学家来华游历的观感。

艾林波、巴兰德编写的这本《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辑译了19世纪下半叶德语外交官、记者、医生、商人、公使夫人等的十三篇北京游记，从中展现晚清时期中国北京的社会世相。他们对北京的观感，尽管感性但却真实，北京城市建设的变迁、北京市民和外国侨民的面貌、北京官员的面相和思想等都在其中有生动详实的记录。《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为充分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有助于拓宽研究的视野，加深对近代北京的理解。

引言

第一篇 1861：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报告中的北京

第二篇 1861：特使艾林波书信中的北京

第三篇 1861：商业代表斯庇思游记中的北京

第四篇 1861：随船牧师柯艾雅日记中的北京

第五篇 1864：领事拉度维茨书信中的北京

第六篇 1868：丝绸商人克莱尔游记中的北京

第七篇 1861-1893：公使巴兰德回忆录中的北京

第八篇 1886：银行家恩司诺经济报告中的北京

第九篇 1890-1891：使馆翻译生佛尔克书信中的北京

第十篇 1898：记者高德满报道中的北京

第十一篇 1888-1889、1894-1895：汉学家福兰阁回忆录中的北京

第十二篇 1898：记者海司报道中的北京

第十三篇 1900：奥地利公使讷色恩夫人回忆录中的北京

紧接着巴兰德先生就去了哥士耆伯爵那里，我独自待在一个后院里，看着工人干活，在看门人处值勤的水兵前来报告，一个官员带着大批随从进了院子。在第一进的房子里，我见到一个年轻人，脸部光圆，穿着精致。英国和法国公使馆的秘书也来了，随从们挤满了整个院子。客气地寒暄之后，宾主落座，我让人端上雪茄和香槟，以友好的语气开始了谈话。这位年轻人自称姓成，是恭亲王的副官。我也应他之请递上了自己的中文名片，我的身份是被艾林波伯爵认可的使团正式成员。成面带笑容地解释道，与普鲁士的协约尚未签订，没有协约许可的外国人擅自闯入，是违反中国法律的，况且还以武力占据了一所宅院，所以恭亲王请求我们立即离开首都。我也同样友好地回答道，我们根据特使的命令行事，我们无权对特使指令的合法性做出判断，在听说这所房子有意出租之后，托人转告房主，我们愿意支付公道的租金，接下来看门人主动接待了我们，把我们的东西搬了进来，还积极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受命待在北京，就必须听从指令。如果皇家政府希望我们离开，就应该函商特使，只有得到他的指令，我们才能离开北京。成不再提强占民房了，这种说法大概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但他强调，亲王不能给特使写信，因为所有函件必须经由驻天津的钦差大臣。他很享受地吸溜着玻璃杯内的饮品，深深地吸吐着烟卷，没有丧失一丝一毫的好心情。这时巴兰德先生也回来了，他再次强调了我的观点。我们很客气地解释，我们会留在这里。成微笑着说，我们肯定会走。他又问，艾林波伯爵本人是否也要来北京，我们说无法知晓他的决定。成继续说，恭亲王禁止任何官员接待普鲁士人或接受普鲁士人的信件。他又问我们来此的目的，我们答以无可奉告。即使如此，他的好心情仍没有受到影响。谈话就一直这么来回转着圈。成显然想要我们平和地离开，但结果并不令人欢欣。他也没有改变自己客气的要求，友好地微笑着离去，就跟来时一样。英、法公使馆的两位年轻翻译官尽力维护着谈话的友好气氛。

下午，平安无事。英国公使馆的一些成员前来看望勇敢的普鲁士人，这些普鲁士人竟以一水兵开路，“突袭”了北京城。接着他们又以自己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布置房间的建议。傍晚，波波夫先生来了，了解成来谈话的情况，他说自己能够想象出中国政府是如何做出错误判断的，这事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会对使团采取武力步骤。我们又去布鲁斯先生处吃晚饭，跟英国人一起，在他们漂亮的院子里聊了一晚上。院子里白天遮上了席子做的顶棚，这样比较凉爽，晚上再将部分席棚卷起，以便通风。透过席棚的间隙，能够看见星星在天空闪烁，整个院子就像席子做的巨大帐篷。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布鲁斯先生显得若有所思。他刚刚骑马转了一圈回来，看见北京的卫戍部队在城门前进行实弹演习，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便上前询问演习的原因，人们告诉他，说是针对普鲁士特使的，因为他未经允许就想来北京。布鲁斯又说，恭亲王对我们的到来已不高兴，在得到艾林波伯爵也将来北京的消息后，简直怒不可遏，因此他对同时也是内阁首领的文祥尚书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还下了指令，通过关闭城门或其他步骤，必要时甚至使用武力，阻止普鲁士使节进入北京。无人知晓，中国人是否真会这么干。布鲁斯觉得，很有这种可能性。他认为，从天津申请入京许可，应该成为艾林波伯爵的明智选择。巴兰德请求布鲁斯先生设身处地为艾林波伯爵想想，这是最后的一招，艾林波伯爵无法承受被拒绝的后果，所以只能依据国际法的条款，行使进入首都的权利。无论如何，还是要避免任何的冲突，所以我们决定，第二天早上，我去半路上迎接伯爵，向他汇报这里的情况——我们以为他已经在路上了。

布鲁斯先生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还没有表达出明确的看法，为此我请求他再谈一谈。这位公使先生首先谈起了政治形势：皇帝身边的政要们——也就是促使皇帝外逃的人——只想把外国人赶走。公使们在北京住上几年只是证明，他们并非海里出生的魔鬼——大多数的中国入一直还这么认为——而是有严格法律意识的人，他们的存在，会给政府带来好处，保证合法贸易的进行，目前的情况就取决于这些能否做到，所以不要提出超出协议规定的要求。我们一起施加压力，中国政府就极有可能签署我们所期待的协约。然而，真是这样的话，恭亲王和大臣文祥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他们的影响力本来是可以扩大交流和发展的。因此，公使们只有促使亲王接受这样的概念，即普鲁士作为大国，其外交代表的存在将会给中国政府带来好处。但是，给中国人灌输进去一个新观念，又是遥遥无期的事，所以普鲁士要满足自己的要求，也是没有多大把握的事。如果艾林波伯爵从天津已给亲王写了信，说他与钦差大臣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希望与亲王本人商谈，那么，这样的要求，在公使们的支持下，肯定会得到满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天津谈此事，总归是最好的选择。我回答，在目前处境下，必须得想出别的办法来，因为艾林波伯爵肯定已经在半路上了，不会再往回返。就这样，大家又轻松地谈了几个钟头，布鲁斯先生虽然表示要帮助我们，却只不过受阻于他的地位和责任。在未获得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进入北京的普鲁士特使如何避免被遣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拒绝了我的所有提议之后，布鲁斯先生终于答应我：如果艾林波伯爵确实已在路上，可在通州停留一天，从那里给恭亲王撰写一封客气的信函，告知他的到来。这样布鲁斯先生就可以劝说亲王，拒绝进京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事，由此避免被拒绝的情形发生。只是布鲁斯先生有些担心，艾林波伯爵的信使会不会被放进城来。

P8-10

本书是计划中的“德语文献中的晚清城市”的第二本，第一本《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已于200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北京是清廷的首都。按照清帝的观念，外邦来见天朝上国，欢迎进入首都，不肯跪拜的西方列强则被拒之千里，由此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是：皇帝北狩身亡，首都被占领，圆明园被焚毁，好脸面的天朝上国被迫签订城下之盟。

德意志的官方外交特使团正好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启程来华，试图效法英法，与清廷签订条约。至1861年9月签约成功，清廷总算维护住了脸面，因为签约的地点是在天津，不是北京，尽管德意志外交特使团设想的签约地点是北京而非天津。而签约之后，使节驻京已不可避免。本书的前四篇即为特使团成员以私人身份在北京游览的相关记录。这些记载，凸显近代中国的羁縻术与欧洲外交术的相遇与冲突。

随后，德意志的外交官得以驻节北京，本书的第五篇、第七篇、第十三篇即为驻华德国外交官的记录。时间跨度为四十年，直到1900年的庚子之变。清廷外交大臣如奕、文祥、李鸿章以及总署大臣的观念嬗变过程，都在德国外交官的笔下得到生动而准确的呈现，比之中文文献里的攻讦甚至谩骂，德语文献里的清朝重臣们得到德国同行的一致赞扬，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相关朝廷大臣并不缺乏了解和学习西方的胸怀和能力，但四十年来，外交越办越坏，国运越来越不济，恐怕不能再以“两半”(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论来搪塞，因为这四十年，还伴随着开放度不小的富强运动。历史证明，富而不强的同光中兴无法融入日益呈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也无法挽回衰亡的国运。德意志外交官的相关记载，或许能为解释这一怪异的历史过程提供疣罗齐所强调的“凭证”。

其余诸篇是商人、银行家、报刊记者、汉学家来华游历的观感。令人再度吃惊的是，他们对大清帝国治下的人民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敬意，对有着千年积累的中国文化更是钦佩不已；当然，抨击清廷的腐败、官员的自大，他们也不留情面。历史的面相，绝非是“侵略者”或“殖民者”所能涵盖。

既然近代中国的重大命题是近代化，那么，已经近代化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看法自然不应忽略。如果我们承认从观念到技术诸层面清廷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那么，我们从观念到技术上的应对措施就应该得到历史从业者的细致检视。外语文献正是不能再视而不见的检视“凭证”。这正是本书出版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感谢汉堡大学的傅敏怡(Prof.Dr.Michael Friedrich)教授的无私帮助，他一直无偿为我们提供珍贵的德语文献。感谢他的学生滕可欣(Kristina Tretiak)女士、Ennomoto女士、谭克家(Christian Textor)先生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把这些珍贵的图书制作成PDF版本，这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够专心致力于文字的翻译。

感谢学友洪庆明先生、叶伟敏先生和敝所同仁甘慧杰先生、葛涛先生，为我们解决了文本中的法文和日文的句子翻译问题。熊月之先生一直关心着拙译的翻译和出版，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最后对本丛书的主编叶隽先生和承印单位福建教育出版社北京八本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副总编陈之川先生表示敬意。在有书无钱莫进来的学术书出版潜规则横行的时代，他们对学术翻译的敬畏和支持，让我们感到温暖。

王维江、吕澍

2012年6月10日于沪上

每个城市都有其个性特征，威尼斯有月光，那不勒斯有歌曲，巴黎有喧闹的节奏。而北京的标志，象征中国首都本性的符号——就是脏。它是所有表象的真实，所有图景的精髓，所有生命的基础。若想描绘北京的真实画面，就要给这个城市加以点睛——脏。

——记者高德满

我在与中国政要们长期交往中发现，他们答应的事情，哪怕是’口头上的。只要是钱能够解决的，就完全可以信赖他们；如果涉及其他方面，比如条约的解释或者交往以及贸易方面的问题，情况就不同了，他们会变成最厉害的诡辩家，简直无可比拟，我见过他们顽强和坚韧地守卫着最站不住脚的观点，如果把这种精神用到别的有价值的事情上该有多好。

——公使巴兰德

腐败存在于所有的官僚阶层。让公使们感到烦恼的是，虽然中国人给他们提供了服务，但常常又说这种服务是违背法律的。在北京建立外国公使馆是主权中有主权，这正是北京政府最为害怕之处。连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都密切关注着，以避免皇帝的最高权力受到侵犯，而外国公使馆也联合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