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面前，行走着一位老人，他半个多世纪留下的足迹，穿透了千万年的时光，给我们捎来了许多尘封的故事。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学者。他就是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

石兴邦师从夏鼐先生，执着考古七十年。是新中国主持发掘大型史前考古聚落遗址第一人。由关中牛编著的这本《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就是这位考古泰斗石兴邦先生唯一的口述著作。

石兴邦先生的故事很多，一些大事件已经见诸许多留世的浩繁书卷。关中牛编著的这本《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选择了先生的许多生活故事，并试图让读者如同亲耳聆听老先生娓娓道来的家长里短，近距离了解老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使之更丰满、更可亲。用这个活生生的凡人往事，注解莫测高深的伟大人生这一神圣课题。同时，对先生所参与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学术活动，《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尽可能多选取生活的细节、注重“未知”的呈现，回避一些生涩的学术渲染和人事纠葛，使之可信、可读、可传。

石兴邦素描

一、家世

 同官有个石柱乡

 石柱村的“石”姓人

 刘志丹住过我们家

 奶奶教我学识字

 唱秧歌的小“把式”

 十三岁娶了个小媳妇

二、求学之路

 官名

 第一次看见“共产党”

 参与“政治”

 兵荒马乱的高中学涯

 半工半读的日子

 替人做“枪手”错进大学门

 蒋介石是我们的大学校长

 改邪归正进“中央”

 倾巢之下的“完卵”

 新中国的“家考”研究生

 古怪老头吴先生

 令人难以启齿的“龌龊”

 关门弟子

三、选进考古界

 遗老遗少考古所

 第一次见识“洛阳铲”

 衣锦还乡

 妃子墓里的珠宝

 失之交臂“马王堆”

 自作主张的“土夫子”

 “黄埔一期”

 谁发现了“半坡”

 “人面鱼纹”之谜

 发生在“半坡”发掘中的悲惨事故

 邓拓约我写文章

 陈毅拍板建个馆

 “半坡”给陕西长了脸

 加入“陕军”探“周原”

 “靠边站”的十年岁月

 参与撰写《中国史稿》

 回到北京去“下川”

 带着学生上三峡

 担纲发掘兵马俑

 “白家村”那锅煮不熟的饺子

 二返长安

 秦俑丢了个“将军头”

 倒灶的钻探公司

 我想发掘乾陵

 打开法门寺地宫之门

四、讲学游历

 出国穿着“中山装”

 叶娃和刘莉

 背井离乡的“唐二骏”

 访问宝岛

 台湾有个皇帝庙

五、“退”而不“休”

后记

同官有个石柱乡

我小的时候，陕西的政区根本不是现在这样划分的。耀州那一块儿还有一个县，叫同官。这个县名听起来有点古怪，年轻人甚至没听说过陕西居然还有这么个县份。它和东潼关同音异字，属于一个山区小县，我就是这个同官县的人。民国时期，同官并不归耀县管，属于洛川行政区专属管理。同官比铜川小点，老铜川原来的区域并不大，所管辖的两个县都是山区小县。

奇怪的是，我家所在的村名里也有个“县”字，叫故县。

从现在的耀县北门直接上去，是一道大土岭，属西塬。上塬后地势较平坦，走四十里路就到我家。一个不大点的小山村，周边分别有文王山、武王山、药王山，下去就是唐陵街。经富平一直到黄河边的那道大岭，当地人称桥山。这条山脉，是由黄龙延伸过来的。我家所在的这条土岭，属于大山脉的一个山梁，梁头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大塬。当时的铜川市向西到我们这里是四十里路，再向西二十里到小丘，就到了文王山下。一条大粱直到耀县，约五十里。尽管属于丘陵地带，但大多地方地势平坦，在行路难的山区，我们那儿的路还算好走。

当时的同官县是个穷县，又小又穷。县域内人口稀少，土地瘠薄，四处都是干梁，水源奇缺，当地农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我们那里是铜川有名的四大塬（石柱塬、黑池塬、梁家塬、演池塬）之——石柱塬。在我们那一块，“四塬”还算（铜川市）最好的地方。过去，县上设行政为东、南、西、北四区，接近于现在的乡镇，我们故县村属石柱乡管理。

从历史渊源上说，苻坚时期我们那儿是陕北、关中之间汉羌地域的重要分界线，被称作岱玉。我们那个村名就很有点意思，故县——“过去的县城”。据说，在历史上，我们村曾经是个地方政权机构。岱玉护军，是北魏时期的县邑，就设在我们村那一块。史书记载的有宋代的范仲淹在此抗辽，但未留下什么值得研究的文物古迹，只留下一些无法考据的传说。到了清朝，“一州管三县，中心在同官”。三县分别是耀州、富平、同官，为耀州统管。后来，又把同官划归了洛川专区。同官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个交通枢纽，属于很红火的地界。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官道改了路，我们那地方也慢慢变偏僻了。

我小的时候，同官县城每月有一个集会，进城的人很多，十分地热闹。那一天，周围二三十里路范围内的乡村土路上，都是来来去去赶集的人。他们的柴米衣食贸易、经济交流都集中在集会这一天。进了县城，也没有啥商业街区。平时很宽敞的地方，这天都挤得人山人海。买卖人就在土路边围着地上的农产品讨价还价，有的摆着一只鸡，一堆猪崽，有的是几把镰刀一领草席。大多是货币交易，还可以以物易物。记得那个时候，一个铜板就能买一碗油炒粉。当地居民大多都是种地过活，也有些人搞小贸易，做小生意，不过，这类人数很少。后来，市镇上慢慢有街道了。我们石柱也修了一条，约为一二里长。每到集日，周围农户赶集来，农产品、牛羊和布匹等各种交易都集中在这里。

我们故县那个村子虽不大，距离镇上却不远。我上学的时候，村上大约有一百多二百口人。全村总共有四姓人家：石、姚、马、宋。石家和姚家为大姓，马、宋为小姓。在这四家中，石家和马家关系很亲密，他们可能为世亲。而宋、姚两家好像是两户同门，从来都不能通婚。不过，石家可以和姚家、宋家通婚。我时常想，这些同居一个村庄、不同姓氏的人群在原始社会时期会不会是一族同胞呢？于是，就有这样的奇怪规矩一代代传了下来。这也是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对我们人类自己的文化发展的最初思考。

我的第一次婚姻就是和本村姚家结亲的。逢年过节的时候，姚家和宋家在一起祭祖，石家和马家各有祠堂。几千年来，这种村庄与村庄、姓氏和姓氏之间的联姻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广大乡村依然存在。这也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课题。

P7-9

石兴邦素描

西安市大雁塔北广场东北角有个小巷道，名字叫“乐游路”。如果你打听起这个小街名，即使居住在周边的老住户都会一怔，然后才回答你。如果直接问“考古院”，他们的脸上马上又会表示出某种鄙夷。活像你一双脚站在天安门广场，却向他们打听哪儿是夭安门城楼！

事实是，在大雁塔周边还是一片庄稼她的时候，陕西考古研究所就在这里建有三层高的大楼了。那时候，这里是西安南郊的“郊外”，考古所是这里数得着的大单位，也是最早在这儿落户的“老住户”，甚或在那个时候几乎成了一个地标名称。眼下，这儿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知名的文化大广场，当年那个最先的住户，也成了众多社区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型社区。

走进这个住家、办公兼用的院落，如果你留心，就时常能碰见一位肩膀上搭着旧公文包，匆忙去办公楼上班的老头儿。这位就是现年已经九十高龄的陕西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石兴邦先生。

他，不单是这个院子的老住户，也正是本书的口述者。

至于老人家去近在咫尺的办公楼上班，将公文包搭在肩膀上这个有异于常人的孤僻动作，用他本人的话讲，这是医生告诉他的“小偏方”。这样做，久而久之便可以矫正好一个人微驼的肩背。

一位耄耋的老者，既然对自己的形象矫正依然这么自信，那么，他看上去最多七十岁的相貌，见人便打招呼的乐呵样子，以及朝九晚五从不间断地上下班，也就不需要我们再发那么一声无谓的惊叹了。

说起老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及学术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专门辟有“石兴邦”条目介绍。在百度，只要输入“石兴邦”三个字，立即就会出现一大片鲜明的标题。你就会知道，老先生不但是考古界享誉全国的名流，而且是被世界考古同行推举进世界名人录的人类学专家。  这位一九二三年农历十月十一日出生于陕西耀县一个富裕农家的子弟，一九四五年以陕西会考第一名、全国第九名的骄人成绩进入“中华民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边政系读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又考进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攻读民族学、历史学和考古学，是新中国第一届研究生。

一九五O年至一九六一年，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四年，石兴邦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六年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一九八四年，这位已经六十一岁、完全可以在北京退休颐养天年的老先生，硬是被陕西省政府作为专门人才“引进”回了陕西老家。

先生先后担任国家考古所所务秘书、研究室主任，长江三峡考古队队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考古组副主任等职，并作为代表参加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现在，九十高龄的他依然担任陕西省文物局学术委员会主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唐帝王陵研究室主任、西北大学兼职教授。

而且，老先生还有许多的社会兼职：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社科联常务理事、黄帝陵基金会副会长、轩辕黄帝研究会副会长…

先生先后主持和负责的主要科研工作有：西安半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长江流域的考古调查，山西下川遗址的发掘，临潼白家村遗址的发掘，秦俑二期发掘，法门寺地宫的发掘，唐帝王陵发掘的先期研究……

石先生一生主攻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其学术专著有：《西安半坡——氏族部落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半坡氏族公社》《临潼自家村——前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研究》《下川口——旧石器晚期采猎经济文化研究》等；主编并参与编写的考古论著有：《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考古学研究》《中国原始文化论集》和《周秦文化研究》等。重要论文有：《马克思主义与史前史研究》《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和形成的考古学考察》《中国人种和族系的形成和发展》《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发掘及有关问题》《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等等。他几乎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自己钟爱的考古事业。

石先生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应邀或派赴希腊、罗马尼亚、美国、德国、埃及、印度以及日本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访问、讲学和考察，其学术成就在国际考古界亦有比较广泛的影响。

可是，如果你和这位享誉国际的大学者在生活中碰面，不经别人刻意介绍，你绝对会以为面前站的这位双手老茧叠加的老汉是一个身板硬朗的村舍农夫。当然，你也会注意到他那个从不离身，款式过时，即使是一个进城农民工也羞于背着四处招摇的帆布“公文包”。那包里边，永远只装有一个少了许多搪瓷面儿的喝水缸子。

专意揭出老先生这个生活“小插曲”，千万别以为我们是在挖苦老爷子纯粹是个故作寒酸的守财奴。有关提着帆布包上班这个“程序”，他曾认真地告诉笔者，这是他这辈子时常出野外养成的生活习惯。即使去办公室，如果不背着一个结实的帆布包、里边不放上跟随他几十年的那个喝水缸子，他出门心里就不踏实，至少从心理上不认可自己今天出门是去上班。上班，对于他来说，又等同于出野外。

一个考古工作者，终年在山野奔波，一个帆布包，一个搪瓷缸子，这虽然只是一位风餐露宿者的简单行囊，它却装载着一个考古学者的全部人生。

石先生叙说起这些流年往事，一直都是笑呵呵的，在笔者听来，却不由自主地从心底生发出由衷的崇敬。他的话语，能把一个身心疲惫者带到一个热血沸腾的青春年代……你的眼前，便渐渐会出现一位学业出众、热爱本职、功成业就、令人仰之弥高的圣哲。就像半坡纪念馆将要为老先生竖起的那尊青铜巨像，令每一个慕名参观者抬头触目，心头立刻会油然而生出一种情感——肃然起敬。

其实，石兴邦实实在在是我们身边的一位普通人，活像同一个院落居住的左邻右舍，一个可敬可亲的快乐老头，一位永远也不会停下来休息片刻的劳动者。能坐下来聆听他亲口叙说自己的那些流年往事，应当是某种缘分。听着听着，你就会相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一种东西，她叫做“长青不老”……

2011年5月，陕西省文物局启动了“知名考古专家资料抢救性收集整理”专项，旨在记录陕西老一辈知名考古学家的成长经历及学术生涯。

年华向晚，岁月沉香。陕西考古人，尤其是那些见证了陕西考古发展的老一辈专家学者是陕西文物事业发展的一笔珍贵财富。在众多的陕西考古人中，已步人耄耋之年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无疑是第一个需要关注的。2011年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炜林院长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洪海院长、张宏彦教授谈及此事，西北大学两位先生深为赞同，并且特意安排在校研究生协助考古院为本项目进行初期的数据收集工作。

自2011年11月开始，西北大学刘肖睿和王叶两位同学对石兴邦先生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访谈，并系统整理了先生的藏书、信札、照片等资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郭永新先生独识慧眼，看到两位同学的采访材料后欣然决定将其整理出版，并且邀请作家关中牛先生为本书执笔。

本书以文学纪实的方式记录了石兴邦先生投身考古的经历，辛勤耕耘在第一线的工作历程，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老而弥坚的人格魅力，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学者的人生画卷，也勾画出陕西考古几十年走过的辉煌历程。

向公众讲述著名考古专家的治学历程，是考古工作的另一项任务。这不仅是对考古人学术精神的传播，也是与关心考古事业人士最好的沟通方式，更是对后学坚定前行的激励与鞭策。本书的出版，就是这一心愿的首次实践。今后，我们将尽力将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考古、关注历史。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衷心感谢关中牛先生的生花妙笔，感谢任国钧、蔡昌林先生和本书采用的历史照片的摄影者，同时感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相关人员为本书面世所做出的辛勤努力。  由于本书主体内容为作者口述，加之时间仓促，难免有疏漏和谬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谨以此书向石兴邦老先生九十华诞献礼！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