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人一生必去的若干个地方之一，去西藏旅游是很多人的梦想。西藏旅游热近年逐渐升温，并将长期持续下去。但当人们真正到了西藏，进入布达拉宫之后，密集的藏传佛教艺术信息骤然袭来，往往感到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大部分游客除了惊叹之外，像是患了失语症，无法向亲友们具体描述其所见所感。因为西藏旅游是文化旅游，而不是纯粹的游山玩水，游客们如果不了解西藏文化遗产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仅靠导游简单而程序化的讲解就不得要领。既看不懂，当然说不出所以然。《泥上佛国(西藏擦擦造像)》的出版面世，解决了去西藏旅游的普通人所面对的这种难题和困惑。本书由黄莉编著。

“擦擦”一词是藏语对泥模浮雕佛像梵语名的音译，大意是小型佛像，是藏传佛教中一种用凹型模具捺入软泥等材质，压制成型脱范而出的模制小型泥佛或佛塔，也有的再经烧制或彩绘，以增强耐久性和观赏性，藏族地区至今都称这种泥质佛像为“擦擦”。“擦擦”源于古代印度中北部，是佛教雕塑艺术的一种形式。自从佛教传入西藏后，伴随着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擦擦”成为藏传佛教艺术中极具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

《泥上佛国(西藏擦擦造像)》对“擦擦”的历史、发展、种类、用途、题材和造像风格等进行了介绍(内有108幅“擦擦”造像图片),对“擦擦”造像中的人物身份以及造像中所包含的宗教意义作了解读，并从另一视角品读了作品，感悟不同造像风格中体现出来的审美情趣。

《泥上佛国(西藏擦擦造像)》还解决了去西藏旅游的普通人所面对的藏传佛教艺术理解困惑。本书由黄莉编著。

第一部分

西藏擦擦造像浅述

第二部分

西藏擦擦造像

传承祖师类

佛陀类

菩萨、罗汉类

佛母、度母类

密修本尊、护法神类

佛塔类

注释

参考书目

后记

擦擦表现的题材无一例外都是佛教内容，而造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密宗神灵的造像。在于乃昌先生所著的《西藏审美文化》一书中说过这么一段话：“藏密义理的基础是‘缘起性空’，认为现象世界是‘虚有’的存在，是没有‘自性’的，现象世界的六大(地、水、火、风、空、识)，其本性是‘空’，不过是佛的六大法身的显现，是佛性的外化或异化，唯独佛有‘自性’，佛的‘自性’就是‘空性’。而佛的空性变化无常，无所不在，或善或恶，或慈或怒，或人或鬼，都可视为需要而显现‘自性’化身。佛每降伏一个妖魔，即变化为所降伏者的形象，以显示其威力，这就是‘怖畏’……”对于这些神秘的玄学哲理，人们一时难以理解，于是便巧妙地借助于造像形式，艺术家通过奇特的想象，用象征、比喻等艺术手法将佛教的教理纳入其中，赋予人物繁杂的造型，形象、直观地再现出来，以起到接引众生，教化人心的目的。

公元11—13世纪在西藏西部阿里古格地区发现的擦擦，其造像风格明显受到印度波罗(公元8—12世纪)佛教艺术的影响。佛的造型上身较长，宽肩细腰、腹肌凸起，身着袒右肩袈裟。菩萨身姿轻盈，丰乳细腰，线条流畅，无论站相或坐相，人物造型都显得随意洒脱，典雅灵秀。上身袒露，下着锦裙，身上所佩戴的饰物及裙裾上的图案多用圆形珠纹表现，显得华丽而高贵。画面的布局不讲究对称，人物的周围往往布满经文，很少有大面积空白。有的造像只显示头光，无背光，头光均采用连珠纹装饰。

这一时期的佛塔有两种形制，一种是浮雕、一种是圆雕。浮雕无论是单塔或是多塔其造型都比较简练概括，线条简洁，周围布满密集的梵文或古藏文经咒。因本人未见过早期的圆雕擦擦，只是从文献记录中得知，故不在此评述。

就本人目前所见到的阿里地区出土的早期擦擦来看，这一时期均为泥擦，周边不加修饰，泥胎外溢，背面凸起如馒头状，上面留有制作者的清晰指纹(图18)。

公元14—15世纪是擦擦艺术全面成熟、形成独特风格的时期。佛、菩萨、度母的造像形体丰满匀称，雍容华贵，一改早期过于修长甚至略显变形的身姿。这一时期的密修本尊、护法类的擦擦造像多为凸显的高浮雕，外观为圆形，边缘环饰凸起的火焰纹、内饰连珠纹。

从制作技巧来说，有的雄浑有力，有的细腻别致，总体呈现出雄强而豪迈的气魄。

这个时期的擦擦已完全不见了早期盛行一时的文字经咒和平面浮雕塔形，经咒文字仅简短的、少量的被设置于人物造像的狭窄空间，作为一种早期样式的演变而偶被使用。

脱模后的擦擦已清理掉四周多余的泥巴，背面做平整处理。这一时期出现了陶擦。

公元16—17世纪，擦擦在经过了几百年长期对印度、尼泊尔、尤其是汉地艺术风格的兼容并蓄，最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擦擦艺术。造像题材内容丰富，出现了古印度大成就者以及西藏高僧的擦擦造像，本土特征明显。在造像审美上追求对制作的完美表达，精益求精，美轮美奂，如大威德怖畏金刚、时轮金刚等造型繁杂的形象，雕刻之精微，有的只有在放大镜下才能看到它的三度空间，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虽然制作更为精美，但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程式化的特点，公元17世纪以后的擦擦基本上延续了这种定式。

在西藏，擦擦作为宗教信仰之物主要流传于民间，常与嘛尼石、风马旗形影不离，成为民间文化的代表之一。而这些民间文化都与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擦擦也是西藏特殊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本书所收录的个别擦擦虽然经历自然的风化有些残缺，消去了细节，留下的外形却产生出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经过自然之力、天作之合，其作品中那种呼之欲出的神韵，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难以形容却动人心魄的精神流露，使造像平添了许多的生动。

一件艺术品能令人激动不已，其中必定积蓄着一股内在力量，这是一种精神贯注的力量。擦擦制作的过程，便是信徒向神灵顶礼膜拜，并给这块泥土注入生命的过程。每一个擦擦的背后都隐藏着一颗善良而高尚的心灵，他们唯求善果，不求私名，在给世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将佛陀的精神传播于天地之间，使我们在品读擦擦造像时不仅能体验其宗教的善，感受到禅意的安详和静美，更能透过擦擦艺术去感悟佛家的大智慧及所带给我们的无限启迪。

由于擦擦它所包含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越来越为喜爱西藏民间文化的朋友们所关注，笔者也愿意与朋友们一起继续追寻这种美，在真、善、美的追寻中升华。P7-9

改革初始的20世纪80年代，沉闭太久的中国大地四处萌动着春天的气息，我身处的大学校园更是春潮涌动，人心激荡。幸运的我们还没有背负当今大学生这般沉重的生存压力，大家满怀欣喜地吮吸着扑面而来的五光十色的各类新知识、新思想，每个人都会从不多的生活费用里拿出比例不低的钱争相购买自己中意的书籍。记得《第三次浪潮》一经面世，顷刻销售一空，该书给国门初开的人们心灵造成的冲击，其影响至今仍然连绵不绝。正是在那样一个充满精神追求，一切仿佛亟待复兴的时刻，我们面临毕业后的选择。虽然那时大学生毕业是包分配的，可援藏工作的开启为我们这些怀有浪漫理想的中文系毕业生还是提供了一次自主选择的机会，几个对西藏抱着期待和憧憬的学友一同报名参加了大学生援藏计划。

1984年的秋天，我们来到了拉萨，很快与先于我们到藏的各地毕业生相聚在一起。那里的阳光、河流，那里的寺院、经幡，那里的人们，一切都令年轻易动的青春充满喜悦与激情。每个人都在释放内心潜伏的灵性，急切地寻找着各自热爱的梦想。有人用文字将来自这片深沉而博大土地的灵感倾注笔端，有人用色彩宣泄着对雪域的热恋与激情，有人用镜头留下无数对高原山川人文深切而永恒的美妙瞬间，有人用自己的慧眼在西藏各处找寻着让他们心动的艺术藏品。记得上海一家媒体在90年代来西藏采访这批年轻人时称之为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定义是贴切的。那时大家基本上忽略对物质的追求，饮食起居都十分简单，即使结婚也一样，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床、桌子、凳子都从单位领，没有人为房子、汽车、家具费心思，这样的氛围自然使这些年轻人逍遥自在之余可以沉迷于艺术。

我们在拉萨的生活的确不富有，但每有闲暇大家总是饮酒欢聚，谈诗论艺。那时还没有酒吧，大伙聚会大都在小屋内各显厨艺，或各带食物相聚拉萨河边。与黄莉相识就是在这样的聚会中。黄莉的丈夫马军热情好客，肉夹馍是他的拿手菜，每次到他家聚餐大家最为垂涎的就是肉夹馍了。那时简单的我们虽然都已成家并带着孩子，可连锅具也不齐备，马军就会把他家的大水桶权当卤肉锅用。水桶里放好肉加上自制卤料放在电炉上炖着，大伙喝着酒如馋狼般地围坐在锅边耐着性子等待着诱人的肉香飘散而出。第一次到黄莉他们的小屋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满墙壁上用各色粉笔画的动物花草，这让陈设简单的家充满了温馨快乐的气氛，她3岁的儿子自是十分地欢喜，小床周围到处是可爱的花鹿、兔子。黄莉出生在新疆，1978年因父母工作调动举家搬迁至拉萨，她没上过大学，但身上有着难以遮掩的灵秀之气。她喜欢艺术，更为西藏的民间文化着迷，只要有机会黄莉夫妇就到西藏各处游历，见到喜欢的民间艺术品都会尽其所能地买回。当时在拉萨的文化人有收藏藏族面具的，有收藏唐卡的，也有收藏藏币、藏刀等等，而黄莉夫妇俩的目光则集中在风马旗、扎嘎里、玛尼石刻、擦擦、骨雕的印章等西藏民间艺术上，不多的薪水大都用于收藏珍爱。他们边收藏边整理，到内调离开西藏时他们的藏品已颇为可观了。

90年代之后的中国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全民掘金的时代，当年在拉萨谈诗论艺的理想主义者们也随滚滚商潮流向各地，先后离开了西藏。2001年，黄莉随丈夫来到昆明，初来他乡，夫妇俩虽面临购房安家的巨大压力，但他们顶住了用藏品变现的诱惑。以贷款方式简单地安下家后，他们就沉下心埋头于整理出版西藏民间艺术书系，2008年，该书系8本中的4本《西藏玛尼石艺术》、《西藏擦擦艺术》、《西藏风马旗艺术》、《西藏扎嘎里艺术》由西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远在甘肃的我收到他们寄来的书时，深深为他们对艺术的执著，对保护和研究藏族民间艺术所做的努力而感动。

今年6月，我参加旅行团到云南期间，在昆明利用停留的时间见到了分别16年的黄莉夫妇，老友相见那份快乐自不待言。十几年的时光已在悄然改变我们的模样，但我依然能感觉到黄莉身上那份娴静、恬淡、聪慧。一百多本整理成册的关于西藏的资料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从那里我可以看到他们远离浮华的沉静、充实的生活。相聚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西藏，兴头上来黄莉让我上阁楼看他们的宝贝，相交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看他俩的藏品，一件件收藏品精心地放在定制的盒子里，她一一拿出让我仔细观赏、拍照，近二十年日积月累的成果的确让人震撼。我知道其中擦擦是他们收藏量最大的品种，可惜时间太紧来不及细细观看。谈话中黄莉告诉我她在写一本从图像学的角度介绍擦擦的书，以此希望更多热爱西藏文化的人能进一步了解擦擦这一独特的西藏民间艺术，体会其中无穷的魅力，只是苦于无力自费印刷出版。我一听，这是传播藏族文化的好事，便要她尽快整理好书稿，我回去在甘肃联系出版社。

8月，黄莉寄来了书稿，书名为《泥上佛国》，一个充满灵性又贴切的好名。我马上联系甘肃民族出版社的刘新田社长，原打算费些理由说服他出版此书，没想到刘社长一听书名就说：有意思的书名，可以考虑。第二天就派张文海编辑来拿书稿。张编辑一看书稿脱口就说：一看就是好东西。如此，《泥上佛国》终于可以走出书斋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书要出了，黄莉邀我写个序言，从未给人做过序言什么的，可是老友之请不能推辞，写下以上絮言，一表对老友的敬意！

杜秀英

2011年8月31日

当本书的最后一个标点落下时，内心感到一阵轻松的同时也充满了感慨。若不是因为种种外因的促使，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要写书。佛教的造像都是用以表法的，没有学习过一定的宗教和宗教艺术知识，要想理解西藏艺术是很困难的，开始写作时感到难度很大，随着阅读和翻阅大量的书籍资料，身心也就渐渐地沉浸于其中，写作的同时也是自身学习的过程，深感受益匪浅。对藏传佛教图像学没有了解之前，从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擦擦会含有那么丰富的内容。

我在西藏生活了19年，说起与擦擦的缘分还要追朔到20世纪的80年代。在拉萨布达拉官的西南方有一座著名的药王山，山上凿刻有自吐蕃以来成千上万尊的摩崖造像。记得当我第一次沿着延河路边长长的转经道走到药王山脚下时，内心一阵莫名的激动，扑入眼帘的是高耸挺拔的山体，裸露的崖壁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佛教造像，由东向西逐渐密集。散布于山脚下小溪旁的古树生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一派纯朴而又宁静的自然风貌。身边偶尔走过一两个手摇转经筒的香客，随着低吟的诵经声渐渐远去，他们的身影便很快消失在视野中。我沿着山道边走边欣赏着沿途的景致和崖壁上的造像，不经意间发现一个放于突出的岩石上的小泥佛像，捧在手中仔细端详，小巧可爱的佛像体积只有火柴盒大小，但最让人惊讶的是小如豆粒大的人物头像却那么地清晰逼真，神情姿态真是栩栩如生。那散发着泥土气息、质朴纯真的韵味一下子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也就是这激动人心的发现，开始了我的收藏之路。自此以后，佛寺、圣山的转经路成了我游玩的好去处，偶尔也会收获几枚令人心仪的擦擦。最初的收藏纯粹是出于对造型艺术的爱好，随着收藏品种的不断增多，包括朋友们的慷慨相赠、购买、交换，铺展开来却也洋洋大观，令人陶醉。

笔者现定居昆明已有10年，每当拿出来欣赏时内心都免不了生起对在拉萨生活的美好回忆。藏族同胞的善良和他们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以及乐观的生活态度早已深深地嵌进了记忆里，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生活。今日能将对藏传佛教造型艺术的喜爱和了解用文字记录下来集结成书是机缘成熟，也是对我深爱着的那方土地所赐予的精神财富的回报，内心充满了感恩。

密宗又称为“真言乘”，口诵真言是其特点。诵念咒语无须运用思维，只需深具信心，专心一致就行。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将每一位神灵的相应咒语加入文章中也是为了方便读者朋友们了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采用了有关文献资料和近现代学者的有关著作和研究成果，笔者已在参考书目及资料中一一列出，在此深表敬意。同时，还要感谢西藏那曲地区陀桑强秋林寺(闻思菩提院)的康珠·索朗顿珠活佛的关心帮助；昆明市莲花精舍的石泽生师姐的热心支持；感谢各地的朋友们这些年来给予我的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他们是张秀云、江贤礼、杨馥华、鲍延青、刘军、马如、黄涛、吴玉花、王天禧、杨小巧、赵丽芬、王震禧、魏瑛、姜华、常冠华、李海英、苏玉、钱红英等。最后，要特别感谢甘肃民族研究所的杜秀英(藏族)、甘肃民族出版社刘新田社长和张文海老师，没有他们的慧眼，也就没有本书的出版。

佛教的思想博大精深，佛教的精义深奥微妙，由于本人的能力水平极为有限，缺点和不尽人意的地方难免，真诚地祈请专家学者、读者的批评指正。

黄莉

2010年7月一稿于昆明

2011年明修改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