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自入关至皇朝结束，历经二百多年，从开国的努尔哈赤，到康乾的盛世，同治光绪的维新振作，再步入晚期的衰弱不振，都揭示了一国之兴衰与帝位人选密不可分的关系。高阳所著的《清朝的皇帝(5日落西山)》是高阳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历述大清历代皇帝之行谊，深入剖析大清由盛转衰的原因。内容鞭辟入里，见解独到，亦至情至性，堪称高阳的代表巨著。是文人士子读史之必备，也是爱好历史小说者不可不读之作。

高阳所著的《清朝的皇帝(5日落西山)》是高阳笔下脍炙人口的名著。高阳对历代皇朝兴废得失的根源，一直有独到的研究，对清代历史及清朝皇帝的行谊，尤其有深入而精辟的见解。《清朝的皇帝(5日落西山)》文笔之优美，论述之周密，更是精彩绝伦。

穆宗——同治皇帝

德宗——光绪皇帝

后记

同光号称“中兴”；而“明治维新”亦在此时，何以“中兴”只得一时，他人的“维新”却建立了坚实的富强之基？鉴古知新，且暂抛下“天子出天花”，谈一谈由倭寇而为藩阀；藩阀而为“皇军”，近代祸我中华之由。

按：德川幕府“奉还大政”，始于庆应年间，但“倒幕派”主力萨摩（福冈）、长州（山口，在广岛附近）两强藩，却有变成德川第二之势。

所谓“王政复古”，将成空话；于是“文治派”思以议会牵制强藩；陈水逢著《日本政党史》云：

当时推动王政复古的力量，一为朝廷中以岩仓具视为中心的急进派公卿；一为共同联合倒幕的萨、长、土，三藩以及尊王派的肥、尾、艺、越各藩志士。在国是会议中，这些势力分成保守与急进两大派系，一主文治，一主武治，且以各藩为背景的藩阀，互相对立，争权夺利，情势颇为复杂。

是时全国早已平定，中央政府的组织，亦粗具规模，但各藩仍拥有版籍与武力，各自为政，对中央政府的政令法制，多阳奉阴违；封建制度的色彩，仍极浓厚，朝廷未举统一之实，王政维新的大业未能贯彻。

文治派领袖木户孝允，目睹这种情形，认为要巩固中央政府基础，非削弱诸藩的势力不可，乃连络大久保利通，劝说萨、长、土、肥四强藩，向朝廷建议，奉还版籍。明治四年（一八七一年）七月十四日天皇命各藩知事入京，发表废藩置县的敕诏。于是使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日本国民置于均等的支配统制下，地方制度统一，朝廷全收土地兵马之权于中央，巩固政府基础，确立了阀族的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至是数百年的封建制度遂告废绝。

明治天皇即位于公元一八六八年，即同治七年；明治四年为同治十年。在废藩置县的一年以前，文治派亟图谋求外援，于同治九年七月，遣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少臣花房义质等来华，与总署商立约通商；当时天津教案正处于紧张阶段，曾国藩则已在马新贻被刺后，奉旨回任两江；李鸿章甫行到任，无暇接见，所以柳原只在天津见到三口通商大臣成林。

其时洋务体制上，有一个对实际工作相当重要的改革：裁撤三口通商大臣，归直隶总督经管，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兼辖山东之东海关，奉天之牛庄关。直隶总督于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封河再还保定省城。岁以为常。并增设津海关道。

此为李鸿章自谓“早年科名、中年戎马”以后，“晚年洋务”的正式开始。同治十年五月受命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在天津议约，以江苏臬司应宝时；署津海关道，总署章京领班出身的陈钦为帮办；对手则为日本的大藏卿伊达宗城；原来的柳原前光，变为伊达的副手。

九月间定议，计修好规条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款，并附两国海关税则。条件较逊于中国与欧美所订的商约，因而日本政府颇为失望；伊达宗城亦因此丢官。但在中国政府，认为已作了相当让步。

印鸾章所编《清鉴纲目》记成约经过云：

先是日使柳原前光来中国，疆臣有以前明倭寇为辞，奏请拒绝日本通商者，李鸿章奏驳之，谓“顺治迄嘉道年间，尝与日本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购铜百万斤。咸丰以后，苏浙闽商，往长崎贸易寄居者，络绎不绝。论者拒绝之请，于今昔时势，彼国事实，盖未深究。

今彼见泰西各国，与中土立约，彼亦援例而来，设拒之太甚，必因泰西介绍固请，自不如就此时推诚相与。彼使臣等来谒，每称欲与中国结好，协力对外，立言亦颇得体。既允立约在前，断难拒绝于后。”时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亦上疏力争，其大致与鸿章折中言相同；且言“日本素称邻邦，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比。若不以泰西诸国之例待之，彼将谓厚滕薄薛，积疑生嫌。但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通例办理；尤不可载利益均沾等语。”

疏入。朝旨韪之。

按：其时日本政府的文治、武治两派，正起争议；“征韩论”业已发端。但不论文治、武治，发奋图强的目标是一致的；全力追求与欧美各国的地位相等的目标，亦是一致的，因此，伊达宗城携回一份与欧美不平等的条约，被认为是一种屈辱。P2-4

“清朝的皇帝”谈到德宗、慈禧先后崩逝，即告结束，未谈宣统的原因是：第一、宣统三年之中，溥仪本人无可谈。谈他是另一话题；详近略远，史家通则，拙作虽是闲谈，亦期不悖史例，但那一来，就会大谈民初人物，甚至还要谈日本人与英国人（庄士敦），跑野马会跑得漫无边际，不如就此打住。其次，清朝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变”，庆王、袁世凯，与端方等相勾结，排去瞿鸿禨、岑春煊时，爱新觉罗皇朝可说已不可救药。宣统三年不过此一皇朝的“弥留”状态，无可谈，亦不必谈了。

谈完了事实，少不得还要发点议论，犹如纪传以后的论赞。兹请先一论清朝亡国的原因，也就是解释，何以“丁未政变”可以看出清朝已无可救药。

这就要先谈一谈我自己摸索出来的，研究历史的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历史的重心在民生，亦就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而经济的重心在交通，这交通是广义的，包括水利在内。凡有舟楫之利，易求灌溉之益，苟获驰驿之便，何难平准之济？任何时代的交通水利都能充分反映经济情况，同时亦可看出军事态势的强弱，社会风俗的变迁。

另一个关键是，了解政治上的中心势力。看支配政治的是知识分子、贵族、外戚、宦官，还是藩镇？大致知识分子掌权，常为升平盛世；藩镇跋扈，则每成割据的局面，地方有幸有不幸；贵族干政，应视所结合的势力为何，结合知识分子，便有清明之象；结合外戚或宦官，必致宫廷多故。最坏的是以阉人而操国柄，为苍生之大不幸。

以清朝而言，创业时期自太祖至世祖，大致皆为贵族结合知识分子操持国事；至康熙朝则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且无中外满汉之畛域，故能成其媲美文景之治。雍正、乾隆、嘉庆亦然，但以在上者好尚能力之不同，因而知识分子所能发生的作用亦有差异。

有清国势之衰，肇端于乾隆末年；渐显于嘉庆中期；而大着于道光一朝。嘉庆仁厚有余，才智不足，以致雍乾两朝久受抑制的贵族，渐有干政的倾向；此种倾向至道光朝益见明显，而致命伤则以宣宗资质愚下，近似崇祯，乃发生假知识分子与才足以济其恶的小人相结，排斥正统知识分子的现象。

所谓假知识分子即假道学；此辈历朝皆有，但康熙则敬远之，雍正则驱使之，乾隆则狎侮之，至嘉庆朝虽渐见尊重，而不若道光之信任曹振镛至其人既殁而犹不悟。但道光一朝，真正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虽不甚得意，犹幸假知识分子只能“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而不能限制“淹博才华之士”著书讲学，于是至咸丰一朝，人材蔚起；而自文宗以下，政治上对立的派系，不论恭王还是肃顺，皆知重用知识分子，故能戡平大乱，成短暂的同光中兴之治。

至光绪甲申，恭王以次，全班出枢，朝局陡变，此后的政治情势，渐趋复杂。就整个爱新觉罗而言；光绪甲申以前，支配政治者，不外八旗及知识分子两大中心势力的排宕结合，以知识分子为主，结合八旗势力，为最理想的政治型态；其次以八旗为主，而知识分子尚有相当发言地位，即如道光末年之危，亦尚能挽救。

及至光绪甲申，政治领导阶层的架构，逐渐发生了基本上的变化，此即八旗势力转化为贵族、外戚两种势力；假知识分子，亦即徐桐、崇绮一派，昧于外势，实际上可说无知无识的顽固守旧派，为慈禧所扶植，以钳制真正知识分子；而李鸿章渐有镇藩模样；李莲英勾结内务府揽权，则宦寺介入政事。

此种种恶势力集结于一女主之下，国事遂不可问，犹幸真正知识分子尚能柄政，故虽国脉如丝，尚存一线之望。迨瞿鸿禨罢归，一线之望亦已斩绝，当时的政治领导阶层的架构是：

一、外戚：军机大臣醇王载沣；度支部尚书载泽（此两人虽为贵族，但以外戚身份，始得进用。载沣为慈禧姨表侄；载泽为慈禧内侄婿，亦即德宗的联襟。）

二、贵族：外务部总理大臣庆王奕勖；民政部尚书善耆；农工商部尚书溥庭。

三、藩镇：军机大臣袁世凯。

四、宦寺：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世续（内务府大臣应视之为宦寺系统）。

至于张之洞、鹿传霖之在军机，不过聊备一格而已，不能与瞿鸿谶相提并论。如瞿鸿禨仍旧在位，则奕勖必去；袁世凯不得人枢，载泽亦无掌度支的机会，爱新觉罗皇朝之亡，必不致如是之速。

张之洞是汉人知识分子中，效忠爱新觉罗皇朝最后一人。他亦早看出来，清祚将移，而以亡国孤臣自命；曾赋诗云：

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警杜鹃；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落日到虞渊。

此诗当作于庚子乱后，“南人不相”指翁同龢；次句用天津桥闻杜鹃故事，谓早知用翁同龢，天下将大乱。“李虞文陆”指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虞渊”乃日没之处，张之洞以李虞文陆自况，有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意；而“生为大清之臣，死作大清之鬼”的忠贞似乎亦情见乎词。但最后竞成了“自作多情”；病亟时有“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诗云：

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张秉铎作《张之洞评传》，引此传并加按语云：

宣统元年，监国将以洵贝勒办海军，涛贝勒管理军咨，时之洞已入军机、兼免学部，见监国如此，乃面诤日：“此国家重政，应于通国督抚大员中，选知兵者任其事。洵、涛年幼无识，何可以机要为儿戏？”监国不听，之洞力争之；监国顿足色然日：“无关汝事！”之洞感愤成疾，遂以不起，此诗即为是而作。

总而言之，清朝的皇帝，平均要比明朝的皇帝好得多。可惜雍乾两朝的许多史实已不可知，倘或辛勤搜求，细心爬梳，也许有少数皇帝，尚须重新评价。